农民具有理性选择能力

二、农民具有理性选择能力

在个人教育选择的理论探讨中，农民的教育选择是否具有理性颇受关注。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何谓“理性”?农民有没有理性?以及社会学中有关理性选择的基本观点。而关于“理性”，学术界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讨论已非常多，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不再就此问题展开详细讨论。本文认为，所谓“理性”，简言之，就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对目的之选择和确认。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对目的本身做出判断和取舍。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行动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及其运用”。⁽¹³⁾

那么，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关于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¹⁴⁾。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由此，韦伯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这种只追求代价最小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波耶克(Boeke)通过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30年的跟踪研究，也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¹⁵⁾。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他们普遍认为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已不适用于农民。因此，产生了许多所谓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¹⁶⁾、“爱与怕的经济”⁽¹⁷⁾等说法。

但这种认为农民非理性的看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¹⁸⁾。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波普金(Popkin)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农民》的专著，以专门反驳斯科特(Scott)关于亚洲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观点⁽¹⁹⁾。其实，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但这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的大争论，其双方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误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理性假定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本身就包含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二者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绝不能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而判定传统农民是非理性的，也不能仅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判定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尤其是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正如科尔曼(Coleman)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²⁰⁾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正如亚历山大(Alexander)指出，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²¹⁾。但是，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内的不同理论对行为的假设是不相同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而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后者则强调人们为何无法选择某种行动”。⁽²²⁾

但无论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其前提就是首先要承认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不管这种理性的基础是什么)。而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理性”最基本的假设。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则不完全是这样，其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其基本假设的出发点是“理性人”，而不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和韦伯科层理论的“组织人”的假设⁽²³⁾，更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理性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²⁴⁾，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它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其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此外，与经济学理性选择不同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更关注的是众多个人的理性选择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结果⁽²⁵⁾。可见，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的。不仅如此，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性假设还作了3个方面的修正:①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②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③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

有学者曾经说过，“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理性的非理性与离开非理性的理性都是片面和贫困的。”⁽²⁶⁾这样的理性是现实世界的实然形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认为农民是具备理性的——一种有限理性，其基本特征是尽量减少风险，在此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和先验完善的，相反的，它是在与历史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