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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学校—家庭—社区”三维教育网络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实现“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民”这一教育目标,新加坡正在构建一个“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四次教育改革。早在1959年,新加坡就确立了“教育必须配合经济发展”的教育方针。[15]因而,新加坡政府极力倡导家庭、社区参与学校教育,合力建设教育强国。教育部指出教育是一项责任共担的事业,教育合作伙伴要各司其职。

(三)新加坡“学校—家庭—社区”三维教育网络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岛国,没有大自然赐予的任何天然矿产资源,并且淡水全部从马来西亚进口。一个土地面积小且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为何能够以如此蓬勃的态势向顶级发达国家迈进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教育使新加坡这个大家庭里不同种族的人群和谐相处,共谋国家发展。1997年5月17日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在国民教育计划实施启动仪式上曾这样说:“国民教育的目标在于发展国民凝聚力,求生存的本能,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一定要让全体学生拥有作为新加坡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的态度、价值观和本能。这是一种共同文化,使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生活观,当面对严峻的问题时,能像一个民族一样,更加紧密团结。”为了实现“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民”(Thinking Schools,Learning Nation)这一教育目标,新加坡正在构建一个“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政府积极倡导家庭和社区为学校提供支持性服务、监督学校的计划进展,主张参与教育的各个主体要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共同决策、共担责任

1.新加坡“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的背景

(1)历史背景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四次教育改革。早在1959年,新加坡就确立了“教育必须配合经济发展”的教育方针。1966年,新加坡进行了第一次教育改革,普及基础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让所有的儿童接受免费教育,加速培养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人才。1978年,新加坡进行了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主要体现在分流教育、精英教育制度的形成,同时还加强了对学校的评估。1985年后,新加坡掀起了“优化教育”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推行了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的“教育储蓄计划”,把免费教育从小学推广到中学,标志着新加坡基础教育开始走向成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进行第四次教育改革,提出了改革课程,开放教材,加强信息技术教育等措施。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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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新加坡教育系统

从教育方针方面,1959年到1978年期间,新加坡采取的是“以生存为本”的方针,从1979年至1996年新加坡奉行的是“以效率为本”的策略。1997年,为了应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新加坡政府放弃了“以效率为本”的教育方针,转而提出“以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13]这一理念的提出,让学校教育经受了空前的压力,学校在知识传授方面优势明显,但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教育界意识到必须联合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社会各方,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共同参与教育的整体氛围。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培养年轻人,使其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健全的人格、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和自觉服务社会的精神。

(2)文化背景

新加坡政府坚持东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大力宣传家庭的价值,强调家庭的意义。李光耀认为正是由于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和团结,才使华人社会经过4 000年而不衰。这是一个在延续方面很独特的文明。[14]1992年,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家庭为根”正式被确定为新加坡人所应奉行的共同价值观之一。1993年,新加坡政府针对家庭问题特别制定并公布了“家庭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这个价值观的出台背景是:新一代新加坡人追求个人安逸享乐,不尽孝道,甚至把年老的父母视为妨碍自己追求物质享受的绊脚石,其根本原因是西方价值观的侵蚀。李光耀认为:“如果让这种现象蔓延,将会危害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建立我国社会的砖块——家庭,从而使新加坡社会瓦解和堕落。对此,政府不能坐视不理。”吴作栋也表示,他不赞成西方那种把个人权利放在家庭和社会之上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认为:“没有家庭,就没有个人,而社会又是由家庭组成的。这种价值观对我们至为重要。”[15]因而,新加坡政府极力倡导家庭、社区参与学校教育,合力建设教育强国。

(3)理论背景

新加坡教育部于1998年成立了社区与家长辅助学校咨询理事会(Community&Parents in Support of Schools,COMPASS)。对美国著名家校研究学者乔伊斯·爱泼斯坦1992年提出的学校—家庭—社区合作模型进行了研究,这一模型包括六种形式:(a)亲职(parenting),帮助全部家庭创造有利于子女学习的家庭环境;(b)沟通(communicating),涉及沟通渠道——“学校→家庭”、“家庭→学校”,就学校各项方案和学生进步情况开展有效的沟通;(c)义工(volunteering),招募并组织家长协助和支持学校工作;(d)在家学习(learning at home),向家长提供辅导子女家庭功课以及相关课程的资讯与构想;(e)决策(decision making),使家长成为学校决策的一分子,并培养他们成为参与学校教育的领袖或代表;(f)与社区合作(collaborating with community),统合并确认社区的资源和服务,以加强学校活动、家庭事务和学生学习的发展。新加坡政府部门和研究者,做了很多本土化的工作。为了检验这些模型的适切性与可行性,2001年教育部组织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涉及330所学校、6类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群体,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各界对建立教育合作伙伴反响热烈,充满期待。

2.COMPASS的建立——教育合作的里程碑

1998年12月,教育部组建了社区与家长辅助学校咨询理事会,这一全国性的咨询理事会旨在为教育部献计献策,促进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国会议员、专业人士、工会代表、社区领袖、自助团体和媒体的代表。

(1)明确了与教育密切相关者的职责

教育部指出教育是一项责任共担的事业,教育合作伙伴要各司其职。2000年4月,COMPASS发布《与教育密切相关者所应尽的职责》,明晰了教育部、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所应尽的教育职责。

教育总署:为学校的发展把舵;与学校共同制定有效的政策和实践方案;大力支持校长和教师,使其出色完成工作;与学校通力合作,向公众发布、阐明政策的立场和出发点;与其他政府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制定有效的方案和实践措施。

社区:欢迎和鼓励年轻人参与社会生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并传递给年轻一代;识别年轻人展现出来的各种能力和才智,了解每个孩子的价值;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为需要援助的家庭和学生提供经济等方面的支持。

商行/企业:向年轻人提供各种实践机会,使其拥有真实的工作体验;与学校合作为学生制定有效的职业技能培养方案;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各种机会;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

校长:有效地把教育政策付诸实践,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宜的解释和应用;身体力行,传递一种深远的使命感;通过加强家长、校友和社会各方的联系,建立一个支援团体;创建一个适宜教职员工和学生成长、学习的环境;与家长和学生交流教育理念。

教师:激发学生对新加坡的热爱;身体力行地关心学生的个性与品德发展;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进取意识和改革创新的能力;激励学生发现自己的特长,帮助他们挑战自我,发挥潜能;不断学习,实现专业发展,并坚信教师的使命就是影响青年一代。

学校咨询/管理委员会:作为志愿者或咨询员,参与学校的方案制定、职能运作,参加各项活动;提供赞助,帮助学校筹集资金,用于学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学校活动,让师生从中受益;鼓励并促进学校与社区、工厂、家长的联系,使之互惠互利,共同提高学生的素质;为学生树立正面的公民典范;对校长和教职员工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鼓励。

校友会:通过支持母校的发展,表达忠诚与责任,以供晚辈效仿;用一种历史使命感报答母校;参与学校活动,作在校生的导师和榜样;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

父母/(外)祖父母:尽自己所能支持学校的教育工作;承担抚养孩子的基本责任,并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公民;对孩子所做的事情充满兴趣,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关注。

学生:重视教育、渴望学习,愿意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项教育条件进行发展;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学会明辨是非,坚守真理;尊重权威,拥有健全的公民责任感;能够独立工作,并善于与人合作;有决心,有激情,对工作有自豪感;关心他人,乐于分享;有民族认同感,为自己是一名新加坡人而骄傲。

(2)制定合作框架

为了指导学校开展与家庭、社会的合作,教育部制定了《教育伙伴合作准则》。合作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营造协作的氛围。学校要支持合作团队的工作,充分利用合作方的优势资源;使大家对学校的使命、前景和价值观达成共识;建立正式、非正式的开放式沟通渠道,形成互信互惠的氛围。此外,家长工作必须受到学校的认同和欢迎,志愿者工作必须对家长有意义。第二,合作目标明确。工作流程、方案、活动要始终围绕合作理想和目标;建立监控和评估机制,不断调整合作思路,做好未来规划。第三,可持续发展。要不断巩固现有成就,积极开发新的资源;判断合作的发展趋势,制定战略,紧跟形势,使合作更好地促进理想教育成果的实现。

为了贯彻合作三原则,教育部为教育合作伙伴提供了实践流程(图3‐5)。学校领导要分析本校的文化和特色,与合作方进行联系,成立合作团队,建设良好的合作氛围,使各合作方形成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和使命感。之后,围绕合作目标制定详细可行的合作计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整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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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合作流程

(来源:《教育伙伴合作准则》,教育部,新加坡)

过程中要不断评估和反思,调整合作思路,推陈出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进一步巩固合作成果。

(3)搭建经验交流与推广的平台

COMPASS认真考察学校的执行情况,通过召开会议和发布文件,为学校之间交流经验搭建平台。发布的主要文件包括《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创造性合作实践模式》、《家庭、学校与社区的伙伴关系》、《教育伙伴:家校合作指南》、《教育伙伴:建立有效的家长支援小组》等。

a.合作形式多样

由于学校之间存在差异,家长群体和社区环境各不相同,新加坡教育部在实施统一规划管理的同时,也赋予学校更多的自治权。一些学校为家长举办讲座,而另一些学校则为家长开设课程,或者联合企业工厂为学生提供实习课程。某些项目可能在一所学校收到很好的效果,却无法满足另一所学校的需要。因此,教育部鼓励学校试行自己的理念。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学校发展了丰富多样、特色各异的合作形式。如:家长支援小组(Parent Support Group,PSG)、家长教师协会(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PTA)、校友会(Alumni/Old Boys’Association)、导读妈妈/爸爸(Reading Mums&Dads)等。

从2002年开始,COMPASS开始颁发两年一次的“教育伙伴奖”(PARents,Teachers,NEighbourhood Resources in Synergy,PART‐NERS),嘉奖那些最能与社区建立紧密联系,最能借助社区的力量,把教育办好的学校。并把他们的成功经验结集成册,供其他学校参考。新加坡并没有把家长参与的形式模式化,而是根据学校自身特点,采用灵活多变的模式,发掘家长群体的优势资源,使他们参与到学校教育的诸多环节。学校在政策制度、硬件设施等方面都颇具匠心,使得这些合作项目能够适应家长的需要,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这方面,获得2002年教育伙伴杰出奖的Henry Park小学最为典型:

案例:Henry Park小学的“教育伙伴”经验[16]

Henry Park小学建立了运作良好的学校咨询委员会,推动各项方案的实施。委员会创建于25年前,现任主席就是当时的成员之一。那时他是一名学生家长,现在他已经是该校两名学生的祖父了,这些年来他一直主管学校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Henry Park小学的校友会成立于1997年10月。校友会目前约有300名成员,旨在通过鼓励毕业生成为会员,不断壮大学校的伙伴群体。学校曾邀请校友会成员为小学六年级学生开办职业指导讲座。此外校友会通过筹资、讲演、辅导学生等方式,为在校生树立榜样,向他们展示校友会成员对母校的忠诚和责任。

Henry Park小学家长协会(HPPA)注册于1998年8月。目前已经有500余名成员。HPPA出台了一系列计划,支持学校发展积极的教育伙伴关系。往届的HPPA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成员被任命为学校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而加强了学校咨询委员会与家长团体的联系。

学校深知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关切,于是学校已经通过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学校和家庭的开放式沟通。在学校的支持下,HPPA开通了电子信箱,为家长提供了一个反馈和沟通的渠道。学校负责人时刻关注家长提交的事项,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审议并采取措施。

通过HPPA的工作,学校成立了班级家长支援小组(CPSG),以促进班主任和家长的互相了解。每个CPSG都开通了自己的电子信箱,并建立了电子布告栏,从这里家长能够了解学生的课堂作业和其他活动情况。

从2002年起,HPPA在每个年级开展讨论会,让同一级的家长和学生可以聚集在因特网和讨论他们关切的具体问题。

为支持HPPA的工作,Henry Park小学已经有一个设备齐全的空调房间供大家使用。

Henry Park小学家长参与的另一主要特点是聘请家长作为教师的助手,协助教师完成某些课堂活动。

b.合作成果显著

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加坡的教育伙伴关系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在COMPASS成立之前,拥有家长支援小组(PSG)或家长教师协会(PTA)的学校仅有60所,约占学校总数的17%;2001年,PSG/PTA的数量已经达到156个,约占学校总数的40%;2002年,PSG/PTA的数量为220个,约占学校总数的66%;到2003年9月,PSG/PTA的统计数据已经上升到272个(包括255个PSG,17个PT A),占学校总数的76%;[17]截至2006年底,已经有94%的学校拥有了PSG/PTA。[18]图3‐6是PSG/PTA的发展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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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PSG/PTA的发展情况

此外,为家长—学校建立沟通反馈渠道的学校达到了93%。约50%的学校还为家长志愿者提供了专门的活动空间,供他们召开会议、存放资料之用。2/3的学校同自助团体开展了合作,88%的学校与社区基层组织进行了合作;将近半数的专科学校/高中与工商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广泛的合作关系营造了和谐一致的学习氛围,提供了实践创新的环境和资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更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3.学校家庭教育计划(SFE)——面向全体国民的家庭教育

吴作栋在2000年国庆节的讲话中,指示婚姻与生育跨部门委员会(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MC)要努力鼓励适龄青年结婚生育、培养公民的家庭归属感。为了配合MC的工作,同年9月份,MCYS成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Public Education Committee on Family,以下简称PEC),2001年底,PEC递交了第一份年度报告“重亲情,享天伦(Family Matters!)”,对开展全面家庭教育提出四类建议:向年轻人灌输积极的家庭价值观;让婚姻成为一个终身的承诺;开展家庭生活教育,提升家庭生活质量;创造和谐关爱的家庭环境。该报告在新加坡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PEC于2002年10月1日正式更名为“重亲情,享天伦”工委会(Family Matters!Singapore Committee,FM!S),其成员包括公民代表、私立或公共机构的代表,旨在制定一系列面向民众的家庭教育的战略和对策,宣传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使民众形成积极的家庭观念。为了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优势,该委员会于2002年4月启动了SFE计划。

2002年SFE计划启动时仅有4所学校,参与人数约为12 000人,截至2006年底,参与学校已经达到109所(新加坡全国中小学数量为300余所),惠及人数超过30万。起初SFE计划仅在中小学推行,从2005年起,该计划被推广到学前教育阶段,2006年10月的统计数据表明,已经有150个学前教育中心加入该计划。[19]SFE计划旨在通过家庭生活教育,让新加坡的家庭快乐健康,进而构建凝聚力强、安定富强、生机勃勃的社会。

(1)SFE计划的实施主体

SFE计划的实施动员了多方面的力量,包括社区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教育部、学校的家长支援小组/家长教师协会、SFE服务提供方、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该计划详细规定这些利益主体的职责和权利。

a.社区发展、青年及体育部(MCYS)

MCYS负责整个计划的推进、评估、完善。具体职责包括:在国家政策框架内为SFE计划指明发展方向;向每个加入该计划的学校提供3年期的经费支持,第一年2万美元,第二年1万5千美元,第三年1万美元,从第四年开始学校需要自筹全部经费;开展与SFE计划相关的全国性调查;根据相关规定,向拟加入或已经加入SFE计划的学校和服务提供方提供各类资源;为学校和服务提供方搭建交流经验的平台,建设网站,印发资料等。

b.SFE服务提供方

SFE服务提供方需要向学校派遣一名联络员,以便制定、执行、监督家庭生活教育的各项进展;组建一个专家援助团,可以根据目标群体的需求开设多种课程,这些专家可以隶属于本机构,也可以是外聘的,但必须保证服务的时间和质量;服务提供方要确保能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努力达到预期效果。

c.学校、家长教师协会/家长支援小组

学校是SFE计划的申请者和实施者,要充分调查并了解家长、学校职员、学生的需求;与SFE计划的服务提供方密切合作,制定出具有前瞻性、预防性的实施方案,以迎合目标群体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动员家长教师协会和家长支援小组支持SFE计划的推进;确保家庭生活教育课程可以覆盖目标群体,使他们及时获取课程信息和相关资料。

(2)SFE计划的利益主体

SFE计划的直接服务对象包括家长、学校职员和学生,但受益方还包括学校与社会。

a.家长

SFE计划向家长提供正确有效的抚育技能,使其能和孩子融洽地沟通,增进亲子关系;教会家长如何更好地维护婚姻关系,让家庭生活更加美满。此外,SFE计划会发展一批家长志愿者,让他们成为学校和其他家长的联络员。他们要向其他家长提供指导和帮助,使之也学会正确的家庭生活技能和抚育技巧,甚至动员他们参与到SFE计划中。

向家长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建立自信、了解孩子、自律策略、有效沟通技巧、建立和谐的婚姻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何让婚姻更美满、凝聚家庭成员、理财技能、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等。

b.学校职员

学校职员除了可以享受与家长同样的服务外,还可以学习如下知识: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学会提高家庭生活质量,进而转化为在学校工作的动力;学习积极的家庭观、婚姻观和亲子观,其中婚姻观对于单身职员尤为重要。

向学校职员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压力管理、自我提升与发展、规划个人发展计划等。对家长开设的课程同样向学校职员开放。

c.学生

向学生教授各种生活技能,使之能应对生活带来的各种挑战;让他们浸染积极的家庭观、社会交往观以及良好的生活态度。

为学生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建立自信、性格养成、成为理财能手、压力和冲突管理、如何应对媒体的影响、沟通和交往技巧等。

d.学校与社会

SFE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校创设理想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建立良好的家庭—学校之间的伙伴关系;由于学校职员也被纳入了SFE计划,从而减少了学校在该方面的额外投入;员工生活愉快、工作努力,学校自然也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伴随着SFE计划的推进,有更多的成人和孩子拥有了良好的家庭观念、积极的社会心态,这会让整个社会更加和谐安宁。

(3)学校加入并实行SFE计划的流程

学校申请成为SFE计划的一分子,需要遵循如下流程:学校收集并了解SFE计划的相关信息→学校及SFE服务提供方阅读MCYS公布的试行简报→学校登录网站http://www.sfe.org.sg,填写一系列调查问卷→MCYS根据登记资料挑选符合标准的学校→学校选择适合的SFE服务提供方→学校向MCYS提交申请表和提议书→如果提议被核准→学校敦促服务提供方开展如下工作:准备软硬件设施,包括活动场所、人员配备、文档资料等;针对家长、教职工、学生,分别制定全年的活动计划和方案→执行计划。每个学校每年至少要开办100小时的家庭生活教育课程,其中70小时面向家长和教职工(包括10小时的休闲活动与友情联络),30小时面向学生。

MCYS非常重视对SFE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反馈,建立了严格的评估机制。SFE的服务提供方每季度都要向MCYS提交详细的活动情况报告。对列入SFE计划的每一所学校的目标群体,MCYS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深度调查,以确认是否达到预期成果,了解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调查报告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形式。参与SFE计划的学校,应该为家长和教职工开设有针对性的实用课程。由于新加坡是多种族多民族国家,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对于同一讲座内容,学校还提供了双语讲解。表3‐2是中华中学2007年7月到10月的家庭生活教育课程安排:

表3‐2 中华中学2007年7月到10月的家庭生活教育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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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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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加坡中华中学网站http://www.zhonghuasec.moe.edu.sg/SFEweb‐site/program.htm.)

(4)SFE计划的实施成效

从2002年起到现在,加入SFE计划的学校越来越多,惠及的人群也越加广泛。表3‐3是SFE计划推进过程中的部分数据,以下数据统计没有包括学前教育机构。

表3‐3 学校家庭教育计划发展过程中的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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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YS于2006年底发布的SFE调查统计报告显示,SFE计划的实施已经卓有成效,在三类目标群体中家长的满意度最高。来自家长的积极反馈包括:“开阔了抚育孩子的视野”、“我更能够理解孩子了,并能更好地管教孩子”、“帮助我挽救了与爱人的关系”、“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学校,并与教师及其他家长建立了联系”等。学校及员工对课程也颇为满意:“这让我们知道如何与家长携手共同教育孩子”、“家长感到学校在关心他们,这让他们有信心解决问题。看起来这迎合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需要”、“这让我领略了平衡工作和生活、凝聚家庭成员的新视角”等。学生的正面感受有:“通过沟通我们知道了父母的许多见解,因而更能理解父母的感受”、“我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尤其是家人”、“我拥有了更为健康良好的心理”、“我喜欢理财课程,这就像一个冒险游戏,非常有趣”。部分调查数据参见表3‐4:

表3‐4 2006年SFE计划实施情况调查的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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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和民众组织——推进教育合作的后备力量

在新加坡,除了教育部门以外,若干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都对教育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利用自己的领域优势从各个方面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1)个人组织:好爸爸中心

好爸爸中心(Centre for Fathering,CFF)于1999年由三位父亲创办,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该中心于2001年12月获得了全国志愿者中心颁发的杰出创新奖。好爸爸中心的使命是,鼓励新加坡的年轻父亲更多地参与孩子的生活,做一个负责任的合格的父亲。作为家庭生活大使,它与社区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通力合作,致力于让家庭生活更加健康幸福。

好爸爸中心开设了三类课程。第一类针对不同类型的父亲设计,如准爸爸课程、新爸爸课程等;第二类是合作课程,教导并鼓励父亲与爱人、学校、学生社团更好地交流合作;第三类为探险课程,如举办野营活动,让年轻人在有趣刺激的活动中增进友谊、加深爱情、学会合作、懂得亲子。此外,“好爸爸中心”还创办了电子报《爸爸周刊》(Fathers.com Weekly)。

(2)民众组织:互联网家长咨策团

互联网家长咨策团(The Parents Advisory Group for the Internet,PAGi)于1999年由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MDA)组建,目前是民众咨询委员会(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CAC)的一个分支。

互联网家长咨策团致力于呼吁民众关心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问题,向家长、教师、监护人提供相关的咨询培训服务。让成人指导、监督青少年的上网活动,帮助他们规避互联网的不良影响,预防网络犯罪,在网际空间活动时要遵守法规、尊重他人、注重自身形象。

互联网家长咨策团已经开展了各种讲习班、讨论会。为了扩大受众范围,咨策团开通了网站,以多种语言宣传互联网的使用知识。截至2006年初,已经有近7万家长接受了咨策团的咨询或帮助,有100多所学校的10万余名学生都参加了相关的讲座和课程,并努力成为合格的网络公民。

5.新加坡“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简评

新加坡SFE计划契合了终身教育、大教育观等先进理念,正在打破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壁垒,共同致力于建设牢固、健康和快乐的家庭,让社区更加团结,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家庭教育的价值日益彰显,新加坡SFE计划的成功实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拓宽家庭教育的内涵。提到家庭教育,我们更多会想到亲子教育、家庭教育指导,这些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然而SFE计划却赋予了家庭教育更为全面的涵义,首先就把目标群体锁定在了家长身上,新加坡政府视家庭为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必须首先学会如何工作生活、如何经营幸福的婚姻、如何抱定正确的价值观,之后才能为子女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健康成长。

充分利用学校、社会的教育资源。SFE计划利用学校现有的校舍、教室和设备开展教学活动;并动员家长教师协会和家长支援小组开展宣传工作。同时,计划推行者洞察了服务提供方的市场意识,努力调动其积极性,让他们参与课程设计、师资调配,为目标群体提供灵活多样的优质服务。

制定系统规范的教育计划。SFE计划综合考虑了相关利益主体的实际情况,明晰了各方的责权利,减少了执行中的摩擦和冲突。该计划不仅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流程,而且就经费筹措、课程内容、时间安排、资料发放、反馈意见搜集、考核评估等问题给出了明确规定。这些疏密有致的规定确保了计划的实效性。

此外,新加坡国土面积小、经济发达、国民受教育程度高等要素,也促成了SEF计划的顺利推进。当然,SFE计划的实施也不尽完善,由表3‐3提供的数据可知,学生对家庭生活教育课程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因此,当SFE计划的服务对象在数量上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如何提升质量就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

6.结束语

非洲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抚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部落的协助。”知识的学习相对容易,而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培育,则需要营造和谐一致的氛围,如果边界重重就会引起人们的种种不适,最终削弱教育的成效。新加坡的教育正在打破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壁垒,让一种共同的民族自豪感、社会价值观自由流淌,尊重各方利益,化解各方冲突,在合作中彼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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