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1．成人教育的实践呼唤着形上学层次的思考

我国的成人教育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持续发展。特别是90年代至今，在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初期阶段”“深化改革，大力发展阶段”以及“科教兴国，迈向终身教育的发展阶段”的实践后，成人教育不断进步。《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了成人教育的重点，指出了成人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方向。

在成人教育的实践进行得热火朝天的同时，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如引进和翻译了《业余教育的制度和措施》《外国成人教育》等书籍以及一些介绍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资料和文章；成立了成人教育的研究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设立了专门的成人教育研究部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成人高等教育研究室，1982年成立了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等。此时成人教育还被列入了全国教育规划，标志着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建立。1986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说明了它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专著也有出版，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学科理论框架的雏形。成人教育的课题和成人教育的实践以及与改革实际的紧密结合，使基础性理论的研究也有所表现。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教育范围不断扩大，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不断从应试教育、精英型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大众化教育和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

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成人教育在当下的存在和发展还处在许多矛盾、尴尬的交织之中，“理论上重要，实际中次要；说起来必要，行动上不要”的现象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对于体制内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实践者和思想者尤有切肤之痛。传统和习惯的东西如果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没有国家强力的匡正，它那巨大的惯性是不容易在一个可以预期的短时间里得以消停的。在现存的教育体制下，若用后现代理论家的话语表达，在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精英教育/大众教育、儿童教育/成人教育的二元结构中，毋庸讳言，理论上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应试教育，现在仍然和精英教育、儿童教育 ⁽¹⁾ 一样岿然不动地是教育的主流，而被教育界和社会广泛认同并寄予厚望的素质教育、大众教育、成人教育却依旧处于非主流的边缘状态，其地位充其量也不过是大一统的、主流教育模式的一种补充和附庸。

这种状况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必须改变。教育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自我意识和未来意识的社会存在，而从事这一工作的思想者就是这些意识的化身。反思过去、研究现状、设计未来不仅是教育界思想者的职责之所在，也是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实践者的应然所为。

国人所乐意从事的活计，无论是传统上还是现实中最大的诱惑莫过于能迅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成果了。根据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行为准则，加上某些现实主义的鼓吹和引导，以至于就是在成人教育领域里，也是表现为愿意实操的人多，乐意思想的人少；即使就是从事理论工作，也尽量地会“理论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尽量地去跟经济、金钱挂钩。而不合时宜地搞思辨成分较多的“形而上”层面的“元教育学”研究，由于距具体的操作环节路途遥远，中间要经过诸如教育理念、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等一系列中间环节的过渡才能与现实的教育生活联系和接触，在一个经济指标大于、胜于、硬于、强于其他任何指标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既费力又不讨好。所以，从事教育的形上学，特别是从事成人教育的形上学研究就更显得有些动力不足。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都会自觉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反映在教育上的表现和结果是：在成人教育领域形上学思考的任务，大部分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让贤”于那些西方的学者们去干了。于是，伊利亚斯（Elias）与梅里安（Merriam Sharan）的《成人教育的哲学基础》、达肯沃尔德（Darkenwald）与梅里安的《成人教育——实践的基础》、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诺尔斯（M.S.Knowls）的《现代成人教育的实践：从儿童教育学到成人教育学》以及朗格郎（Paul Lengrand）的《终身学习引论》等一大批成人教育思想家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它们犹如成人教育和学习化社会里发酵的酵母，催发着现实世界一步步地走向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新时代；这些作品从而也成为了矗立在成人教育学术领域的座座高峰和不朽的丰碑。

如前所述，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在成人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虽然也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但遗憾的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无法跟世界成人教育的发展步伐相匹配，也无法跟国外同行的成果相比拟。这种成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现象，王北生教授在其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一是普教化，即在成人教育自身学科体系、基本理论构建方面，不同程度地“参照”着普通教育的理论；二是表面化，即在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中，对办学实践经验一般都停留在个别的、局部的、低层面的总结上，缺乏归纳、概括和理论升华；三是简单化，即在成人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尚未全面把握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趋势，缺乏超前预测、规划；即使是在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上，也显得单一，过于传统，尚未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缺乏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更有甚者，很多国人的著作和文章只是国外思想家著述成果的介绍而已。因此，不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和鉴别，虽然把国外的好东西拿了来，但同时也把国外思想家的片面、问题和缺陷都一并带了进来。如成人教育的“成人”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很多专家们都因为因袭外国人的思路，把一个本来清清楚楚、简单明了的概念，硬是搞得个云山雾罩、使人不明就里。其后果是，成人教育的实际工作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而丧失了稳固的平台，学术研究也因为一叶障目而迷失了准确的方向。

“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是成人教育” ⁽²⁾ ，而成人教育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的。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门普遍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学科也是没有前途的学科。理论思维能力甚至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本来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学术优势，只不过从某个时段以来才有所缺失，如果能够找回来并且应用到成人教育的理论思考中，就一定能够对成人教育的实践和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根本性、普遍性的影响。况且，未来成人教育学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本应就是需要进一步“提高成人教育基本理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 ⁽³⁾。看清、认准成人教育这个发展趋势，抓住、紧扣成人教育这个发展主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理论工作者应尽的义务。为此，笔者将主动地参与其中，与前辈理论家及同行们一道去迎接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勃兴和辉煌。

2. 成人教育的发展期待着制度的规范和引导

成人教育向何处去？成人教育的路在何方？为什么我国成人教育的实践活动总是时起时伏、步履维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外部的诸如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也有内部的，像成人教育的行为、思想以及制度进化的非协调之使然。

如果把成人教育的行为比做一辆行驶的汽车，那么思想和观念就是行驶的方向。那么制度呢？制度就是车辆所赖以行驶的道路！也就是说，道路就是制度，制度就是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曾在这条由外国人设计甚至铺就的、人家已经远远走过的道路上急起直追，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才看到了前行的车队。尽管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还没有领先，但毕竟此时已经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地临近了同样的前沿，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过去，由于落后，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别人已经铺就的道路，走就是了，省事得很。而今天在与人家同处发展前沿的时候，难道还须得再次停步不前，等到别人再一次铺好路走到前面，等着别人再次为我们导引方向吗？不，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不愿，也不会这么做的！但遗憾的是，事实上国人在成人教育领域似乎对披荆斩棘地勘测，设计、铺设道路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计仍然兴趣不大、动力不强，以至于出现了成人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不明、乱碰乱撞、与一个教育大国应然状况极不吻合的实然状态。

本研究虽然是从成人教育的视角来看制度、谈教育，但也不妨将眼光放开一些，越过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边界对我国历史上的做法进行一些反思，回首过去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成人教育在理论、实践和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一些“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最主要地集中在思想和制度的层面。要改变现状：一是要在思想上唤醒国人，二是要制度上进行改革。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酝酿，统治者总算结合自身的既得利益，仔细考量了夷狄们“船坚炮利”背后的制度性进步，终于有了“改制”的打算。但此时世界的洪流浩浩荡荡，已容不得既得利益者那田园诗般的悠然，一万年太久，“改制”的机会付诸东流。

民国建立以后，英、美、法、德、意、日等发达国家方方面面的思想和制度虽大量降临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但无奈此时动荡的环境和从未消停的内忧外患已无法使之从容地实现平稳地软着陆了。

好不容易等到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而随之立马实施的“一边倒政策”使我们盲目地钻进了一个死胡同。面向世界窗口的封闭使苏联模式成了唯一的选择。等过了若干年到想摆脱它对自身束缚的时候，其思想和做法已经悲哀地成了国人自己驾轻就熟的行为习惯和“动力定型”。紧接着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动荡又起。极“左”时期，所谓的制度建设变成了“人治”行为的强化形式，“超人”为所欲为的“权力意志”成了不二的铁律和规则。置客观规律于不顾，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就是那个时期的显著特征。

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宽松的环境、先进的技术促使国外的各种思想、行为和制度如潮水般地涌来，既使人应接不暇，也使人受益匪浅，充分享用了“后发优势”的便捷和好处。经过了不断地努力，国人久违地赢得了加入世界强国之林的机遇，甚至已经望见并接近了拥有无限风光的顶峰。此时此刻，别人的好方法、好理论，应用“拿来主义”的方式拿来就派得上用场的已经不多了。如何是好？难道还须等到别人再次走在前面给我们制造“后发”的机会吗？

笔者思考的是，此时是不是继“四大发明”之后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应该为世界做出探索、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这种探索在现时代与先人的伟大发明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探索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作为——制度创新！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⁴⁾ ，而制度创新则是所有创新中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之一。当年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而贡献一切。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为了改变当时那些不合理的制度而已。想想如此，足以体会其变之难！况且，这还是所谓难题的一个方面，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外，即使大家都有改革和创新的共识，但思想、技术、方法和水平等因素也足以使制度创新的结果难以预期。解决思想、技术、方法和水平等问题不能不说是制度创新方面的瓶颈之一，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也只有通过教育才有可能，但目前的教育又受到了制度严重滞后的制约。这个问题似乎已形成了一个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成人教育领域，人们深深地感觉到了现实已经陷入在这个怪圈迷迷荡荡的循环之中：成人教育制度滞后——学习——从哪里学——向洋人学——洋人的思想和制度也不先进或者搬来的制度水土不服——束手无策——制度继续滞后——成人教育的未来在何方——谁也不知道……

这种状况连身处地球另一侧的外国友人都看得很清楚，德国的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Manfred E. Streit）在《〈制度经济学〉中文版序言》里说的一段话对成人教育制度的研究是非常适用的，他们说：“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基本变化将使发展新的、可信赖的制度变得必要。这种制度将适应新一代人的欲望和基本价值观。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它可能比中国二十年前所启动的四个现代化更艰巨，更难以把握，更富于挑战性，但从长期来看也更加重要。一个社会究竟赋予其制度什么样的内容只能由该社会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决定，它只能通过渐进的、演化性的试错过程来发现。中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现已置身于这样一种过程之中。而我们，作为外人和朋友，只能站在一旁观察。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提供建议并指出制度复兴任务的重要性。” ⁽⁵⁾ 这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对外人的等和靠肯定都是不现实的、都是没有出路的，“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走出困境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 “全靠我们自己”。

有鉴于此，笔者凭着一份热情和责任感，考察了中外成人教育制度在场的状况后，将开始这充满挑战性的研究。

3．研究者学术背景、工作条件和兴趣的驱动

本人的学术背景，即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与哲学、法学相关；加上长期形成的学术兴趣和文化积累以及思考的习惯，都适合从较广的背景较抽象的层面去思考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攻读“现代成人教育学原理”的博士学位以来，系统地阅读了与成人教育相关的哲学、政治学、法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理论书籍，使自己的学术兴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认识、理解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除早年在普通高中教过几年哲学和其他基础课程外，笔者更多的时间都是从事法律实务和成人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成人教育工作的切身体验。同时在成人教育实践中研究成人教育也有一定的便利。尽管进行理论思考不一定能够与实际工作的效果成正比，但起码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多一份自己的看法。正如伊利亚斯和梅里安在《成人教育的哲学基础》里说的那样，“光有经验是不够的，成人教育工作者应该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成人教育专业工作者，成人教育半专业工作者或成人教育新手之间的划分标准只能是他们的哲学水平。一个真正的专业工作者不仅要知道怎样行动，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行动。这样，他才会变得更近似于艺术家，凭着他那富有创造的想象，在教育活动实践中努力做到经验和理论互相结合。” ⁽⁶⁾

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笔者多年来就是在“这个老师”的带领和驱动下，不揣浅陋，不断前行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对成人教育制度的研究，对自己曾长期从事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做一次理论的梳理，尝试着对成人教育蓬勃发展的实践和现状做一些抽象性和根本性的思考。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人天生有这么几种能力，一是会想，二是会做，三是会说。人们不仅做事之前要把事情想得圆圆满满，做事之时要把事情干得漂漂亮亮，而且做事之后还要把原委说得头头是道，使之得到理论的升华。成人教育在我国的勃兴以及在发展中既有很大的成绩，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已经是人们面临的、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对于这样的存在和身在其中曾经想过、做过这件事的人，现在对它进行一些反思，掂量掂量、说上一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里的说，不是通常那种信口开河的随风飘逝的言语，而是在理性的审视后，用理论话语的诠释。通过人们不断地把这些思考的结晶——可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鼓励怎么做，禁止怎么做——内化为大家的信念，规范着自身的行为，转为人人遵循的习惯，以期久而久之将之变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规则和制度。

记得有位伟人100多年前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⁷⁾ ，他说得很对，但是只说对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以至于许多年来使那些“唯上”“唯书”的人们犯了不少诸如不去理性地想、不去客观地说，而只去盲目地干的错误，给自然、社会和自身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成人教育在我国的现状如何，它将走向何方？在已有的实践和思想资料的条件下能找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路径吗？以前曾有人做出过探索，但由于当时所依据的哲学基础的限制，往往会陷在一个小小的定义域中打转转难以走出。事实上，对教育、对成人教育的哪怕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都应该对它做出新的思考，即使那些问题还没有变，但思考的人变了、背景换了、时空也转了。这种关注、研究和重新言说以及对其重新规范的本身也就表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研究则是希望结合哲学、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材料和方法，通过自身的努力亲身去实践一下，找一找规律在哪里，探一探路在何方。因为，笔者窃以为前述那个伟人的话，还可以继续说下去。或许再加上这么一句感觉可能会更好——

人们是要改造世界，人们是在改造世界。但适当和准确地解释世界，却是改造世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这就是本研究用形而上的方式所言说的制度，也是试图最终用制度言说来把握形而下的成人教育的意义。

2. 实践意义

制度创新——是一句上上下下广泛使用的口号，而口号也往往言简意赅地表达着人们的共识。但是，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甚至是难上加难的活动之一。它的外部存在着极大的阻力，其本身也蕴含着极大的或然性和不确定性。它的实现还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具备和成熟，其中若有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或不完备都会导致其活动在成功向度上可能性的消亡。况且，即使上述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和成熟了，也还需要特定的、关注此项活动的专业人士用相应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把这个问题推到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中。本研究就是这种“西西弗斯（Sisyphus）”般的努力与推动的尝试。它是一种专业性和综合性都很强的事务，并不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就能够把握得好、把握得了的，不但需要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更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本研究试图在总结过去和当前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理论进行形而上的再思考，对具体的制度及其现象乃至一些典型的制度文本进行一次深度的耕犁，从而找寻并设计出具有操作意义的成人教育的制度框架来指导和规范成人教育的实践活动。

如果笔者的努力、在理论上的探索能够被从事成人教育的人们——从事教育的人们——关心教育的人们所接受，那么其实践意义就不仅仅是人们认识的改变，而是成人教育——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格局事实上的进步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