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

第三节　粉碎“四人帮”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6]

一、“文化大革命”对宁波教育事业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中，宁波文化教育遭受严重创伤，新中国教育工作者苦心经营的学校教育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

十年“文革”期间，幼儿园纷纷停办，1972年，老市区幼儿园仅存6所，在园幼儿1162人，教职工108人。^[17]

“文革”开始后，原来一批耕读小学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双轨制教育而遭到批判，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受到挫折。直至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这项工作才得以重新开展起来，从而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有所上升。

中学教育因其盲目发展而畸形。在“文革”中，原来通过“两种教育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遭到严重破坏。

宁波中等师范学校自“文革”一开始，就停止招生。1970年，与宁波唯一一所具有高校性质的宁波教师进修学院合并，承担培训中学教师的任务。1973年起，合并后的宁波师范学校恢复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开设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培养初中教师，并在奉化、鄞县、慈溪、余姚、象山等地设置教学点或分校。

唯一的一所高校宁波教师进修学院自“文革”一开始，就停止招生，并于1970年和宁波中等师范学校合并。

各类成人学校在“文革”中也全部停办，校舍被占，教师转业。1971年，虽然开始逐步恢复，但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取代文化技术学习，把成人夜校变成了政治夜校，其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作用也相当有限。

此外，一大批学有所长、兢兢业业工作的专家、教授、大中小学教师以及干部遭到诬陷、打击，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数教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的压制下，接受名目繁多、没完没了的“再教育”、“思想改造”，精神压抑。宁波当时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现在已经无从统计。尤其可悲的是，把教师视为“革命”对象，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流毒甚广，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知识水准严重下降，贻误一代青少年。

二、时隐时现的曙光

然而，即使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势下，仍然存在着时隐时现的希望和曙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尤其在林彪死后，更多的教师、学生、干部开始认真思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现象。1974年以批判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以批判邓小平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逐渐使广大师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18]因此，师生中普遍存在一股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力量。他们或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消极地抵抗极“左”路线对教育的干扰；或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排除干扰，坚持教学，抓教学质量，将极“左”路线带来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宁波人民出于对总理的敬爱，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各校也积极响应。但是，江青一伙对吊唁周总理的活动下了各种禁令。尽管如此，宁波有些学校师生还是走上街头，戴上黑纱，冲破阻力，抬着花圈，列队游行，沿途的人们则都在马路两旁肃立，表示无声的支援和敬仰。4月4日前后，老市区不少师生在校内外进行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天安门事件”^[19]发生后，广大师生仍旧采取种种方式抵制所谓的“追查工作”。9月10日，毛主席逝世，全市师生亦自制花圈，设灵堂，沉痛哀悼。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同月，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师生欢欣鼓舞，庆祝“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灭亡。之后，宁波教育战线做了大量拨乱反正工作，经过恢复、整顿，宁波教育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获得了新的生命。

【注释】

[1]1967年3月14日，宁波专区、宁波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党政领导机构。

[2]“一月风暴”是指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掀起的一场“夺权”风暴。

[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4]参见《效实中学校史》。

[5]参见《效实中学校史》。

[6]“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江青为篡党夺权，混淆是非，颠倒敌我，蓄意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事情是这样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有一个叫张玉勤的同学，由于受“读书无用论”影响，许多功课考试都不及格。1973年7月10日下午，学校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张玉勤答不上来，在试卷背面写了六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还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埋葬帝修反。”班主任杨老师即找其谈话，讲了学外语的重要性，并让她在班上作检查。张玉勤不作检查。校负责人在全校不点名地批评了她。就在这天，张玉勤称病让同学代为请假，并离开学校，投水自尽。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一个内部情况中看到了这个材料，大做文章。不久，中共中央发了文件，批转了关于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并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情况上报。各地区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1974年2月2日，河南省委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逼死革命小将”的罪名将马振抚公社中学校长和班主任杨老师逮捕法办。河南和其他许多省市，都纷纷组织师生检查、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复辟”。

[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8]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1]“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是“四人帮”炮制的，以强调所谓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为主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学”典型。当时主要肯定的是该校实行社来社去，教学从农村需要出发，以科研促教学的做法。

[1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1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16]中共中央文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1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18]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卷6），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

[19]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