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　书院教育的发展

明朝，宁波的书院一般都是从明中叶开始涌现，其间，除了政治、科举等因素影响之外，王阳明的影响不可小觑，他在家乡的讲学，以及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拳拳之心推动了宁波书院的发展，一时形成讲会之风。

一、书院教育的沉寂与复兴

明朝前期，统治者重视官学，尤尊朱熹之理学，并通过科举制而令士子习之。此举致使骛功名者聚于学校，反之，书院教育则一度陷于沉寂状态，历时达一百二十几年。直至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书院才开始在各地复兴，至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达到高峰。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国家出现政治危机

明中叶以后，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日渐腐败，皇族宗室明争暗斗，各级官僚趋炎附势，统治集团上上下下都争相敛财，鱼肉百姓，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另外，朱学也越走越窄，显示出空疏烦琐的治学习气。在这一背景下，有些人开始反思现状，力图寻找一种良策以救国救民。书院也因此而得以复兴。

（二）官学衰落

随着政治危机的出现，国家对官学的管理也失去有效的控制，学校教育逐渐走向衰败。加之，官学作为科举的附庸所具有的内在弊端，致使官学生员无心向学，而是通过旁门左道，如买卖关系，从而取得学校出身，以作为入仕之跳板，这更使得官学学风日衰。诚如张正藩所说：“此由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益以王守仁、湛若水等热心讲学的影响。”^[19]为了挽救时弊，倡导学术，一些理学家只好倚重书院讲学，以补救官学教育之不足。

（三）科举流弊暴露

自科举成为明朝选士的主要途径以后，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但是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学校教育功能的萎缩，即仅仅成为科举的“通道”。从教育内容来看，与科举无关的内容被置于无所谓的地步，绝大多数生员都置之不理，至于品行修养、经世致用才能的培养则根本无暇顾及。从教育方法看，主要以记诵和八股文程式的训练为主，教学过程死气沉沉。从教育目的看，乃是为应试而准备，为此，绝大多数生员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行为倾向。凡此种种，都使学校教育的功能受到限制，并导致学风浮夸，士子利禄熏心。科举流弊暴露无遗，令人担忧。

（四）王阳明、湛若水的讲学之风

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不论是身贬龙场，还是巡抚两广，所到之处必建学校，必开书院，亲自讲学，历时达22年。经他亲手所创建的就有龙岗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敷文书院等。在稽山书院讲学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听讲者达300多人。在江西讲学时，“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20]，足见其影响之大，风气之广。另一位明朝重臣湛若水也是笃志于讲学，力勤于建书院，历时52年。经他手所建的书院有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甘泉精舍、天关书院、明诚书院、龙潭书院、独冈书院、莲洞书院等。

王阳明和湛若水都是明朝重臣，两人学识又极高，他俩的热心讲学无疑对书院教育的兴盛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门弟子为祀其师，也纷纷建立书院，足迹遍布全国。

二、宁波书院的创建情况

据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的统计，明代书院建置，以各省份而言，江西、浙江两省的数量居全国一、二位，分占全国书院的19.59%和10.07%。另据《浙江教育史》统计，时宁波有书院31所，居浙江省前列，它们都是从明朝中叶起涌现的。有影响的书院列表如5‐2。

表5‐2　明代宁波主要书院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页。

明代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采取讲会方式组织教学。前文曾提到，“讲会”是指学术团体，“会讲”是指学术聚会，而会讲时一般都有学者讲论。如果搞清楚这一点，那么，一般就不难理解何谓讲会方式。讲会作为一种学术团体，经常都举行会讲，会讲是讲会的一种活动形式之一；但是，反过来，会讲也可能是与某一讲会组织无关的一种学术聚会，例如，来自不同流派的学术团体聚在一起就某一主题展开研讨。而讲学则具有更为广阔的覆盖面，任何一个学术团体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中都可以进行讲学。书院教育采用讲会方式也就意味着，将师生或单纯由学生组成一个学术团体而共同学习，以此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据钱德洪记载，王阳明第一次讲会的经历是在嘉靖四年（1525），他“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王阳明还作《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扶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诸君念之念之！”^[21]这段话应该清楚地道出了讲会之要旨和规则。此后，该讲会就逐渐发展成为宁波的“姚江学派”，讲会之地也改为姚江书院。

自此，不仅宁波的书院教学以此为特色，王阳明及其门人将其传播到全国各地，各地书院都建立起讲会制度，而且，各地还诞生了各种名称的讲会，遍布大江南北。心学也因此得以广泛流传。

在上述各书院中，尤以姚江书院和石镜精舍最为著名。姚江书院前身是义学，由王阳明弟子及私淑创建，为养贤、育才、讲学、论道之处。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和嘉靖四年（1525），两次讲学于龙泉山中天阁，作《书中天阁勉诸生》文，逐渐形成“姚江学派”。崇祯十二年（1639），余姚人沈国模、史孝咸崇尚阳明学说，在义学原址上创办姚江书院。沈国模为人品行端正，且学识精粹，办学强调“欲使其事不朽，必先使其人不朽”，故书院规约甚严，要求学生“立志宜坚，不得因循苟且；谦恭宜笃，不得夸大傲慢；伦纪宜敦，不得荒礼废职；取与宜严，不得贪利昧义；进身宜正，不得诡遇置滥；识量宜宏，不得彼我是非”。这才有后文所述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书院的兴盛。史孝咸亦为一谦谦君子，继沈国模之后主持姚江书院，常以“谨言慎行相勉”，要求门人“各各鞭策自己”，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精察力行之”。二人开创之办学特色绵延流长，直至清朝，在浙东都颇有影响。

正是在沈国模、史孝咸的主持下，姚江书院办学甚为规范，据《姚江书院志略》记载，书院内部规章制度有训约10条，即一曰立意宜诚；二曰勘理宜精；三曰伦纪宜敦；四曰威仪宜摄；五曰识量宜宏；六曰取与宜言；七曰学术宜端；八曰读书宜进；九曰举止宜谆；十曰功课宜勤。另有书院规约6条，书院规要6事，书院任事6条，书院会则12条，以及对书院宗旨、听讲纪律、办事人员职责、“讲会”制度程序、辩论纪律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尤其是书院健全的“讲会”制度，让人肃然起敬。书院初创时，月有会，会有讲，仪式庄重，交相砥砺，甚为激烈。例如，邵念鲁讲学时，“先一日戒众，阙明，诸子及地方吏毕至，释菜于先贤，如礼出，即讲堂南向坐。童子歌诗，阙为讲艮易卦，闻者肃然。父老皆喜曰，数十年仅见此也”。后来，黄宗羲亦曾于此讲学。

而石镜精舍约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为童姓子弟读书、藏书之处，以“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为办学宗旨。石镜精舍主人以喜结四方之士而闻名，吸引了许多鸿儒硕士聚集讲学，最著名的就是方孝孺曾为精舍主持，讲学做学问于此，对当地的文化教育影响甚远。这可以方孝孺的《石镜精舍记》为证：“邑士童君伯礼，既以礼葬其父于舍南之石镜山，与三弟谋合资产，其斧鬻以食，取古礼之义，于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复恐后之人未能尽知其意而守之弗变。乃即石镜之阳为精舍，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子侄讲习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属予记其说以告来者。”^[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