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书院教育的兴盛

第二节　明州书院教育的兴盛

书院萌芽于唐代，但书院教育的制度形成于宋代。宁波自宋开始，尤其是南宋，书院的建制和书院教育的发达处于全国前列。

一、两宋时期书院教育发展概况

（一）书院教育兴盛的原因

1.“兴文崇儒”的文教政策为书院教育的兴盛提供了必要性

宋初，朝廷用人“重文抑武”，大力倡导科举取士，文人读书积极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官学却因皇帝之好诗赋轻经学而萧条。为了解决士人读书求学的问题，书院应运而生。正如吕祖谦所讲：“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32]

宋初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人求经治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朝廷解决了一个现实的教育问题。因此，一批由私人或民间创办的书院，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褒奖或资助，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扩大了书院的声势和影响。如岳麓书院于咸平四年（1001）得御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大中祥符八年（1015）得御书赐额，“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33]。又如，明州的“桃源书院”乃是神宗于熙宁九年（1076）“赐额”所名。其后的甬东书院、南山书院也有皇帝赐额。在这一背景下，明州书院方兴未艾。当时，为此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史称“庆历五先生”的王致、楼郁、杜醇、杨适、王说等。他们典藏图书，研究学问，聚徒讲学，并与戚同文、胡瑗、孙复、石介等诸大师南北呼应，为明州理学和书院发展奠定基础。

2.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书院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如同学校教育发展需要文字作为条件一样，书院的兴起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便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古代，人们以竹木简册和丝帛为书写材料，书籍的成本可想而知。教学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学生想通过书籍学习，几乎不大可能，求学必须拜师。东汉虽然有了造纸术，但书籍的制作以手抄为主，这也是比较昂贵的，而且容易出错，入学求师仍是不二的选择。但是，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则改变了上述状况，它使得书籍的普及成为可能。该技术“肇自隋朝，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34]。宋朝，由于举业的兴盛，印制儒家经典书籍得到普遍推广。于是，不少聚居之家或隐居之士，建书堂或书楼、书屋、书舍，以至于书院聚书、藏书，以资读者。久而久之，原为聚书、藏书之堂屋、院舍，又由于官家“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35]，而逐渐发展成为学者讲学说书之所、士子求学读书之地。

宁波藏书也崛起于宋朝。当时，与宋初书院发展同步，宁波比较著名的藏书家有楼郁、王瓘。楼郁是“庆历五先生”之一，他博览群书，无所不读，家中藏书达万卷。王瓘是“庆历五先生”之一王说的儿子，以文行著称，喜欢藏书。此外，还有陈谧家族，世代藏书，是为宁波藏书业的典范。

3.新儒家的发展为书院教育的兴盛准备了丰富的教育内容

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恐怕是书院兴盛的另一个内在因素，尤其是在南宋新儒学成熟之际。新儒家从定义上来讲，是对孔子与孟子这样的原初儒家的历史延续，其先天与这一古代传统思想遗产相协调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与新儒家对自己的评价相一致的历史论断。^[36]在追随孔子的过程中，新儒家努力要做的就是对原初儒学作出形而上学的解释。这个工作始于唐末，经过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直至二程（指程颢和程颐兄弟），开创了新儒家的两个学派：“理学”和“心学”。在二程的时代，两派之间的分歧及其意义还没有充分地为人所认识，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这种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对被政客们所歪曲的原初儒家的大力维护，受到士人们的欢迎，也解答他们心中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下，书院的讲学为新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传播场所和传播方式。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大都不受或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自由辩论。反过来，书院由于以新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为基本内容，更充分发挥了书院讲学的特色。新儒家思想的成熟和书院的发展可谓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宁波两宋时期的书院发展也受此影响。早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以王致、楼郁、杜醇、杨适、王说为代表的“庆历五先生”就著书授徒于乡里，开一代风气之先。同时，他们秉承理学先驱胡瑗的思想，倡导“学以穷理为先”，成为理学传入明州的先驱，为后来四明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宋中叶以后，宁波大地更是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学派，如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心学学派，以黄震、史蒙卿为代表的朱子理学学派。他们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都与书院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书院教育概况

北宋初期，“庆历五先生”收聚生徒，开讲学之先风，其机构时称“居”、“讲舍”等，实为书院。详见表4‐3。一般认为，北宋时期明州的书院教育处于初兴阶段。

表4‐3　北宋时期明州地区所建书院一览表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尤其是新儒学思想的南传，宁波地区的学术思想也活跃起来，书院、讲舍等一时大盛。详见表4‐4。当时，明州的一些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如高闳、杨简、史浩、王应麟、黄震等，都有书院从教的经历。他们著书讲学，不仅对推动文化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传播新儒家各个学派的思想，促成明州学术思想体系的发展，乃至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明心学，黄震、史蒙卿的朱学等，无不与书院教育密切相关。可以说，宁波地区文化的繁荣、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与当时书院教育的兴盛是分不开的。

书院教育发展的直接影响便是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有识之士。像著名的“甬上四先生”，他们在书院的任教，为宁波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详见下文）。

表4‐4　南宋时期明州地区所建书院一览表

资料主要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具有如下特点：（1）书院既由藏书始，又发展为讲学著书之所，其性质自然为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入学学生一般为十五岁以上，略通诗、书、礼、乐之有志于学的青年或追求学问之深造的游学之士。书院师长一般既从事教学，又进行学术研究，因而，书院往往成为某一学术流派的基地。（2）鉴于书院系私人、家族或地方公众所建，故其办学方向、课程设置因各自条件不同而不同。如有的书院重朱子之学，有的书院重陆九渊之学。（3）书院具有鲜明的自治性质，这与官学截然不同。由于办学资金来自民间集资、个人出资、家族筹资、公众捐资等途径，因此，书院的日常教学管理一般与官家无关。书院会推举若干人员掌握办学经费、修缮院舍、购置器具、聘任山长等事，有时还吸收年长学生参与书院管理，如图书、作息、院田的清查、田租的征收，等等。（4）书院往往聘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的名师主持院务，为一院之长。这种院长也就是该书院主要的教师，称为山长或掌教、洞主等。山长的选聘往往会成为书院声望高低、教学成败的关键。一般情况下，山长多由不愿出仕或弃官归田的学者担任，像表4‐3和表4‐4中的不少书院都是如此。（5）书院的教学形式以自学为主，兼有其他教学活动。书院既由藏书发展而来，书院中的许多教学活动就与书有关，也就是说，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是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领会。所谓的指导也是通过教师的著述让学生自己钻研。一言概之，书院以自学为主要教学形式。但是，书院的教学活动决不仅限于此，自学之外，书院还有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的“质疑问难”、学友的“互相切磋”，以及游历名山大川、考察历史名物，甚至是别处访学，参加讲会（指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或会讲（指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聚会），等等，也称得上是丰富多彩！

二、“庆历五先生”与书院教育

“庆历五先生”是指杨适、杜醇、王致、楼郁和王说五位先生。当“宋初三先生”（指胡瑗、孙复、石介）在中原创办书院，开讲理学之时，“庆历五先生”也在明州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推动明州书院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先驱性人物。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序》中讲：“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全氏还建书院纪念“庆历五先生”，他为此撰写的《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称：“杨杜五先生者，骈集于百里之间，可不谓极盛欤！”^[37]

杨适，字安道，慈溪人。隐居大隐山，与王说、杜醇、楼郁等人结友讲学乡里。因其为人“醇厚介特，议论辩博平正。人有善则称之，不善如未之闻。为学要行乎己，惟恐为人所知”，很是淡泊名利；治学则“善言治道，究历代治乱之源”，又“治经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说”，所以深受学子敬仰。范仲淹守越州，曾慕名接至府中相聚，敬重有加，但杨适“澹焉无求”。累荐，不就。穷居乡里四十年，后进莫不师之。嘉祐六年（1061），知州钱公辅表奏其高节，仁宗诏授太学助教，他仍辞而不就。人称“大隐先生”。

杜醇，号石台，慈溪人。好说《诗》、《书》，孜孜不倦，隐居乡里，讲学授徒。杜醇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志节崇高，“经明行修，不求闻达”^[38]，以学识和道德为乡人所尊敬。王安石建鄞县县学，礼聘杜醇为讲师。后来，慈溪县令林肇也曾延请他执教县学。王安石曾撰《师说》以勉励他。故袁桷称：“二邑文风之盛，自先生始。”^[39]

王致，字君一，鄞县人。家贫，但“乐道”，“乡人莫不尚其行”^[40]。王致隐居不仕四十载，授徒传经，“以道义化乡里，诸生弟子尊师之，称为鄞江先生”^[41]。著有《鄞江集》30卷。其讲学处为王鄞江隐居。史简、袁毂、汪洙等名人皆出其门下。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对王致“敬礼有加”。二人言及政事，王安石以为：“先生无事于职，而爱民如此，可以为仁矣！”又说：“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42]王安石的评价极高。其门人汪洙，讲学西山，创建汪隐居讲舍，善讲《春秋》，其作品《神童诗》为流传极广的蒙学读物。

楼郁，字子文，号城南，奉化人，后迁居鄞县。其治学“以穷理为先，为乡人所敬，处穷约，屡空自乐”^[43]。庆历兴学，先掌县学数年，又教授州学，前后三十余年。史称：“学行笃美，信于士友。”仁宗皇祐五年（1053），中进士，曾任庐江主簿。因丁母忧而返乡，赠正议大夫。此后，他绝意仕途，授学为乐。著有《唐书解题》。人称“西湖先生”。有楼正议讲舍，门人袁毂曾继承老师遗志在此讲学。后袁毂曾孙改其为城南书院。

王说，字应求，鄞县人。与弟王该同就学于王致。又说是杨适门人。王说安贫乐道，教授乡里三十余年。教学业绩斐然，著有《五经发源》50卷，数十卷遗稿。他先在妙音院讲学，后将自家旧宅“酌古堂”改建为书院，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御书“桃源书院”赐之，王说因此尊称为“桃源先生”。在王说的影响下，鄞县学风大盛，人称“小邹鲁”，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先生”传授的内容，以传统经、史、诗文内容为主。楼钥称楼郁“以古学为乡人所敬”^[44]。所谓“古学”当指以训诂章句为特色的传统之学。杜醇又“讲明经术”；王说著有《五经发源》；楼郁还著有《唐书解题》，且其弟子袁毂、舒亶尤擅诗文。这一切都表明“五先生”的教学“盖不出乎章句诵说之间”^[45]。

由于“庆历五先生”的长期教学，乡里儒学风气大兴，李闶在《修九经堂记》中说：“为士者日众，善人以不教子为愧，后生以无闻为耻，故负笈而从师友，执经而游学校者踵相接焉。州举进士，教艺决科者又相继而辈出。”^[46]学风的兴起直接推动当时科举事业的发展，前文已述，庆历二年（1042）后，明州的进士人数由之前的16人飙升至108人，这与“五先生”的教育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简言之，“庆历五先生”以崇高志节、渊博学识教化乡里的教育实践对明州地区的书院建设和学术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故王应麟说：“明自唐为州，文风寥寥。宋庆历中始诏州县立学。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一乡师表，或受业乡校，或讲道闾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维之以礼义廉耻，守古训而不凿，修天爵而无競，养成英才，纯明笃厚，父兄师友，诏教琢磨，百年文献，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47]可以说，“庆历五先生”是把宋以来的儒家学统（主要是指理学）传入明州的关键人物。当代学者张如安明确地指出：“庆历五先生”确立了甬上的教化和师道……其深远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1）初步确立了新儒学价值体系在明州地区的主流地位；（2）改变了明州地区古老的文化人格，从历史上沉淀下来的远离皇城的边缘化意识走向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追求；（3）使四明人民改变了淡薄的礼教观念，逐渐融入儒家的礼制体系；（4）改变了地域居民低下的文化素质，五先生的教育活动为本地区培养出了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大大改善了明州地区的文化环境；（5）奠定了宁波作为“文献名邦”的基础，为宁波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48]

不仅如此，“庆历五先生”还对浙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学术发展，以及书院建设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祖望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称：“五先生皆隐约草庐，不求闻达。”^[49]当时为官明州者，像范仲淹、王安石皆“抠衣请见，唯恐有失”。甚至陈执中、贾昌朝等“非能推贤下士”的高官，“亦知以‘五先生’为重”。“五先生”“陶成培广，数十年以后”，明州“遂称邹鲁”。

总之，“庆历五先生”的教育活动和学说为明州地区而后书院与理学相结合，以及书院发展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以后浙东学派的诞生孕育了条件。

三、“甬上四先生”与书院教育

陆九渊在槐堂、象山讲学十余载，弟子数千人。全祖望辑补的《宋元学案》称：“何其盛哉！”其在故籍门人虽能维护师门旨趣，可是在学术建树和光大门户方面则大大逊于浙东甬上诸人。故《宋元学案》说陆氏“其学脉流传，偏于浙东”^[50]，又说：“槐堂之学，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51]其中，“甬上四先生”又是继承、发展心学的代表人物。“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52]

“甬上四先生”是指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他们四人既是同乡，又同为太学生，并同入陆氏门下。后隐居乡里，讲学名山，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思想，创立了以陆学为主的富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四明学派”。在南宋中后期颇有影响，皆得朝廷谥号，分别为“文元”、“正献”、“文靖”、“端宪”，讲学之地碧沚、城南、广平、竹洲也堪称南宋浙东四所名院。

（一）杨简与书院教育

1.生平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因晚年筑室于德润湖（今慈湖），人称“慈湖先生”。乾道初，杨简与袁燮、舒璘、沈焕同为太学生，时陆九龄为学录，曾受其教诲。乾道五年（1169），举进士。授富阳簿。每日讽咏经书，以德化民，兴学养士，日与讲习，文风振兴。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中进士归，过富阳。象山长慈湖才两岁，素相呼以字，为交友。留半月，将别去。夜集双明阁上，慈湖问：“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慈湖不懂，数问，而象山终不易其说。适平旦，有鬻扇者讼于庭，慈湖断其曲直讫，退问如初。象山大声曰：“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慈湖闻之大醒。始北面纳弟子礼，师事焉。杨简历官绍兴府司理，浙西抚干，知绍兴嵊县、饶州乐平县。召为国子博士。庆元间遭贬黜。嘉定“更化”，累迁著作左郎兼兵部郎官。嘉定三年（1210），以七十高龄出任温州知府，后迁工部郎官、朝散大夫、秘阁修撰等。理宗即位后，进宝谟阁直学士，次年进华文阁学士。宝庆二年（1226），授敷文阁直学士。

2.教育思想

在“甬上四先生”中，杨简是最为详细阐发陆九渊心学思想的一位学者，慈湖之学，主要见之于其文《己易》一篇。曰：“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夫所以为我者，毋曰血气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混融无内外，贯通异殊，观一画其旨昭昭矣。……能识恻隐之真心于孺子将入井之时，则何思何虑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纯诚洞白之质，人人之所自有也；广大无疆之体，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见于日用饮食之间，造次颠沛之间，而人不自省也。……是心本一也，无二也，无尝断而复续也，无向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无向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昼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壮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循吾心以往，则能飞、能潜，能疑、能惕。……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当其可，非勤劳而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万散殊之正义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53]杨简可谓是把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说，加以具体清晰地阐明，把象山未曾言明之意和盘托出。他又说：“道心大同，人自区别。人心自善、人心至灵、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暗乖殊？圣贤非有余，愚鄙非不足。何以证其然？心皆有恻隐之心，皆有羞恶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人人皆与天地同。又何以揆其然？人心非血气、非形体。广大无际，变通无方。倏焉而视，又倏焉而听，倏焉而言，倏焉而动，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至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与天地同乎？学者当知举天下万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复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举金谿一道之心如此。”^[54]慈湖先生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把陆九渊的“心即理”观点进一步向前推进，由陆九渊对于道德自我的强调，发展为对于虚明灵觉的本体的追求，从而使心步入了禅学化的道路。^[55]

因循其哲学思想，杨简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不教之教”的教育方法，以及“不习之习”的修养方法。按照杨简的看法，世界万物无非是人类精神的主观呈现，当这些东西反过来作用于人的时候，便具有了教育的意义。“不教之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一般而言，“不教之教”包含三重含义：首先，一切自然过程都是教育过程，二者是合一的。他说：“孔子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知此之为教，则知六经一贯之道矣。又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庶物露生，无非教也。’知此之为教，则知六经一贯之道矣。或曰：‘孔子惟言其教，不详言其所以教。’吁！已详矣，不可得而又详矣。加详焉，则非矣。智者观之，以为其教甚明，愚者观之，以为不可解。不可解者即教也。人以纷纷人欲、扰扰思虑之心读之，诚不见其所谓教。不知夫道非思虑之所可到。可思则可言，不可思则不可言。故孔子曰：‘默而识之。’”^[56]其次，教育是通过生活过程而展开的，教育过程与生活过程二者也是合一的。杨简认为，古代圣王是“因其日月而致其正德之教”的，“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而养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无越斯二者。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则斯民耳目之所闻见，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关，无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于德矣”^[57]。教与用合一，则人们即用即教，即教即学，从而达到默化心成的教育效果。但是，自秦汉以来，教、用开始脱节，教育就难以达到致化之成效。为此，杨简主张政治、教育合一，力图使教育成为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比闾族党之制行，则德行孝悌之俗成，三代之治复见于今，国祚之长亦可数百年，汉唐之祸可息也。”^[58]应该说，教育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独立出来，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即便它会导致教、用分离，却也是文明进程中不得不接受的必然结果，关键是如何把“教、用分离”的痼疾加以最小化，而不是通过“退回到古代”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最后，与自然过程、生活过程相合一的“不教之教”在于使百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使百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教之教”的逻辑结果，因为教育是通过自然过程、生活过程而进行的，百姓自然是在无意识中获得教化。因此，杨简非常强调用纯一不二的风俗来化民。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关键是这一教育过程必须由一个头脑清醒、富有智慧的人来引导。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不习之习”则是指从先验性的“本心”出发（“不习”），将其贯彻到经验性的实践活动中去（“习”），使人的经验活动自然地体现出人之“本心”来，如孝悌、仁爱、谨信，等等。按照杨简的观点，道为人心所自有，它具有不学而能的先验性，人无须通过经验性的学习活动来获得道。如果某人把道作为一种客观对象去学习的话，那正好说明此人已经为私欲所隔，并无道心，其行为也是虚伪的。所以，人们无须、也不能通过经验性的学习活动从外面获得道心。这里，杨简强调的是由内而外将先验的主体精神外化为现实的经验活动，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富有道德意义。不过，社会文明的进程却使主体精神内外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如何保持主体精神内外之间的平衡不能仅仅关注由内而外的过程，更需要关注由外及内的过程。当然，杨简由“心即理”出发，突出的是自我修养过程的自律性特征，这是自我提高的根基所在。

以“不习之习”为基础，杨简还表达了对于教师作用的看法。他认为，教师的作用在于帮助受教育者打通其内心的阻隔，疏解其思想的郁结，获得本有的自觉，以恢复其本有的主体精神。他说：“师者所以传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启吾心之所自有尔。教者岂能于学者所自有之外，别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复其固有尔。若使之不由其诚，则所教者皆外物，无与学者事也。”^[59]

3.书院教育活动

杨简善讲《周易》，其讲学除了任职地方之外，主要在鄞县和慈溪。淳熙十五年（1188），杨简奉差遣知嵊县，未及赴任，丁忧，归故里。时故相史浩归居鄞县，聘杨简讲学于史氏所建的碧沚书院（杨文元公书院）。史氏弟子，如史弥忠、史弥远、史弥坚、史弥巩、史守之、史定之等皆从学于杨简，诸弟子后多显贵，并进而推动陆学风行浙东。杨简晚年因不满史弥远所为，而辞官归里，时逢史守之亦因不满叔父史弥远所为而归里。守之复请杨简讲学碧沚书院。

绍熙三年（1192），杨简任饶州乐平县令。在乐平，见县庙学简陋，“无以起人崇敬之心”，随即集款修葺、扩展。他又定期赴县庙学讲学，企望士子发明其本心，邑人“皆为君子”。据《宋史》记载：杨简在乐平“兴学训士诸生闻其言有泣下者”^[60]。杨简在乐平为官讲学期间，弟子众多，有姓氏可考者达十几人。其中，邹近仁登科后在德兴建归轩书院，宣讲心学。

不仅如此，其影响至元朝仍存。元至元十九年（1282），乐平县令翟衡与宋故相马廷鸾谋，以杨简曾任乐平县令，“首倡士民兴学社，阐明心学以崇教化”，而“余泽在，人尚感念之”为由，建书院，名慈湖，专祠杨简，并立规制。乐平县史学家马端临、杨简之五世孙杨同复曾为书院山长。

宁宗庆元二年（1196），杨简被罢官回故里，在慈湖聚徒讲学十年之久。钱时为都讲，桂万荣、童易居、冯国寿等皆入其门。嘉定七年（1214），辞官复归慈湖讲学。时又收赵彦械、曾熠等门生。

杨简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宝庆年间，慈湖士人于慈湖之滨建专祠，祀杨简。可惜，当时未有讲习之所。嘉熙年间又改祠于中沚。淳祐二年（1242），县令曹邰又于成德堂后建慈湖先生祠。咸淳七年（1271），郡守刘黻于普济寺东建慈湖书院，并拨田为院产，请于朝赐院额。元明时期，慈湖书院又有废兴。1826年（清道光六年），邑人冯汝霖、冯云濠等捐资修缮。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改名慈湖中学堂。后为宁波市慈湖中学。

杨简最著名的弟子当属袁甫、钱时、桂万荣、童居易等，他们或讲学、或为官，时时推行杨门心学。其中，慈溪人桂万荣较为典型，他承师门遗风，在家乡城南二里东山之麓（汤山）建石坡书院，读书讲学于其中。全祖望在《石坡书院记》中说：“石坡讲学之语，皆本师说，曰明诚，曰孝弟，曰颜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朴质无华叶，盖以躬行为务，非徒从事于口耳，故其生平践履，大类慈湖。”^[61]又说：“石坡晚年，最称耆寿，东浙推为杨门硕果。”可见，杨简在当地的影响力。

甚至于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杨简之学生们的后代。1309年（元至大二年），童居易之后童金为祀其祖童居易，在城西北杜湖之曲建书院。1335年（至元元年），童居易之后童桂割田400亩扩建书院，朝廷赐匾，定名为“杜洲书院”。当时书院规模较大，设施完备，求学者较多，同时当时的名人顾嵩之、孙元蒙、曹汉炎曾为山长，盛极一时。

（二）袁燮与书院教育

袁燮（1144—1224），字和叔，号絜斋，鄞县人，少读史籍以名节自期，20岁左右入太学，时陆九龄为学录，曾受其教诲。与同里杨简、舒璘、沈焕皆聚于此，朝夕切磋学问。从学于吕祖谦，与陈傅良为友，而终归于陆九渊门下。淳熙八年（1181），登进士第，授江阴尉，太学正。庆元年间遭贬黜。嘉定“更化”，累官国子祭酒、礼部侍郎。袁燮在哲学思想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继承了陆九渊心学中“心即理”和“人心本善”的命题，提出“心”与天地同本、与圣贤同类，以及“天人一理”^[62]、“君民一体”^[63]的思想。他说：“人生天地间，所以超然贵于物者，以是心尔。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则虽贱而可贵；不存，则虽贵尚可贱。”^[64]为此，他主张为官要顺乎人心，为学要博古通今。他还勉励后学要尊德性，又要扎根于真才实学。

袁燮善讲《尚书》，居家讲学之所为城南书院（絜斋书院）。其原址为北宋楼郁之讲所，在今月湖之竹洲。其后楼氏迁居城内。楼郁之高足袁毂承其师业在此讲学，袁氏自此也据其地，并建有家塾。袁毂为袁燮曾祖父。袁燮命其斋为絜斋，尚有《絜斋家塾书钞》。淳熙年间，袁燮建为书院。袁燮与杨简、沈焕等人在史浩的支持下会讲于此，盛况空前，四方请益之学子众多。全祖望在《城南书院记》称：“四先生中长庚晓日最光显于暮年者，文元与正献也。”^[65]

嘉定初，袁燮为江西提举知隆兴府（治南昌），支持同门丰有俊创东湖书院。丰有俊，鄞县人，尝因妹婿沈焕而从陆门，绍熙六年（1195）中进士。东湖书院坐落于南昌城内，东湖之滨。原为宋初李寅父子涵虚阁，废弃已久。丰有俊通判隆兴府时为光大陆学，振兴文教，在此创立书院。袁燮积极支持东湖书院的建设，将东湖书院建设情况奏告朝廷，宁宗敕赐“东湖书院”额。袁燮还撰写《东湖书院记》，记叙了东湖书院兴建始末，又进一步阐明自己承继陆学的基本教育思想。他主张书院教学应该指引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道，以养心、立身，然后宏大其器业。东湖书院建成后，曾有过修缮迁徙，一些名人、学者曾在此讲学，据志乘记载：黄榦、李燔曾先后在此讲学。江万里、饶鲁曾在此肄业，宋末程飞卿曾任讲师，程矩夫在此读书。

（三）舒璘与书院教育

舒璘（1136—1199），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县人，世称广平先生。游太学与杨简、袁燮、沈焕朝夕相处，曾请教于张栻、朱熹、吕祖善，但终归于陆门。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历任信州、徽州、新安教授，为学刻苦，乐于教人，被誉为“天下第一教官”^[66]。据《宋元学案・广平定川学案》记载：“先生不惮勤劳，日日诣讲，隆冬酷暑，未尝少怠。筑风雩亭，以时会集幕夜亦间往。日有讲求涵泳之功。质有顽纯不善者，循循善诱，不敢加以忿疾，端榘矱以感格之。”^[67]后任县、州通判。著有《广平类稿》、《师说》、《礼说》，但久已失传。后黄宗羲从其子孙中求得《广平类稿》残篇，整理成现存的《舒文靖公类稿》。

舒璘善讲《诗经》、《礼记》，杨简称“元质于书无所不贯，尤精于毛、郑《诗》”^[68]。著有《诗礼讲解》、《诗学发微》，可惜皆已失传。其居家讲学书堂为广平书院。其学识渊博，在经术、文章诸方面皆有建树，在言行方面如杨简所堪称“孝友忠实，道心融明”。袁燮也说：“元质平生发于言语率由中出，未尝见其一语之妄。”王应麟在《广平书院记》中说：“先生之学讲于张而成于陆，考德问业于朱、吕。心融神会精智力践，其躬行有尚之实，其诲人有时雨之泽。与沈、杨、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于乡，声闻于天下。”^[69]

（四）沈焕与书院教育

沈焕（1139—1191），字叔晦，定海（今镇海）人，世称“定川先生”。其父沈铢曾受业于焦瑗书院（即焦徽君讲舍）而敬仰程颐之学，在里中即为人师，曾任通判。沈焕少时潜心经籍，后入太学学习，与杨简、袁燮、舒璘为友，师从陆九渊。乾道五年（1169）中进士，历任县尉、教授、学录、抚干、知县、通判。为教官与诸生交往，以言行启诲后学，主张“三舍取士，当参以平日誉望，不当只决于一纸”^[70]。在乡里与史浩交好，史以月湖竹洲别业馆之，称讲舍（后称沈端宪讲舍），与袁燮、杨简会讲数年，史去世后赠与沈焕，后沈焕及其弟沈炳，与金华吕祖谦常会集于此讲学。

沈焕善讲《礼记》，居家讲学之所为南山书院。他和舒璘一样，其学说以“平实”为特色，认为“学者工夫当自闺门始，其余皆末也”，“工夫不实，自谓见道，只是自欺”。^[71]为了警戒虚浮不实之学风，沈焕还写下了“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空亡羊”^[72]的诗句。

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先生之学各有特色，在南宋中后期影响广泛，皆得朝廷谥号。陆象山之学在江西固然流传，而光大门户实有赖“甬上四先生”，甚至江西书院的发达也有赖于其后学之辈。因他们的讲学，宁波碧沚、城南、广平、竹洲等书院也成为南宋时期的名院。

四、元代书院教育发展概况

由于战争的影响，宋朝建立的很多书院都毁于战火。不过，由于元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令江南诸路设立小学的同时，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73]。因此，书院在元代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元代，庆元路所建书院见表4‐5。

表4‐5　元庆元路所建书院

资料主要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页；钱茂伟、毛阳光：《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可见，元代书院还是比较兴盛的。例如，宋理宗时创建的甬东书院，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迁扩建至张斌桥左侧。至正十四年（1354），知县暨里士重修，祀“圣贤八先生”：董仲舒、韩愈、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及乡儒楼昉、郑清之、史蒙卿、程端礼诸人。其时，书院的各类设施礼殿、仪门、讲堂、寝室等一应俱全，并藏有《程氏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等书籍，名噪一时。祀杨简之徒童居易的杜洲书院也是盛极一时。

不过，与宋代书院相比较，元代书院呈现官学化的趋势。这首先表现在元代的书院是由朝廷倡导自上而下设置。前面提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在下令江南诸路设立小学的同时，鼓励文化基础和财力殷富的私人设立书院，从而催生大量的有官学化倾向的书院。其次，朝廷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和管理。书院的山长与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或行省及宣慰司任命，或备案。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扎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74]书院生徒一改自由择师受教传统，须由官方考核，规定“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75]。生徒出路，纳入官员轨道，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其三，书院的办学经费也部分纳入官方。朝廷一方面鼓励民间绅士、官僚出资赡学。例如，翁洲书院大德年间就有赡学水田40亩，涂田150亩。慈湖书院至正年间有田117亩，地4亩多，渡口6处。^[76]这些田地一般交由百姓耕种，收获后向书院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另一方面给予官方开办的书院享受与地方学校一样的待遇，山长授予官衔并领官俸；掌管经费的官员则直接由政府委派，便于控制书院的经费。其四，官学化还表现在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相差不大，均以程朱理学为主，而且，所习内容只是程朱理学的躯壳而已，学术自由的空气已经比较淡薄了。

当然，也有一些书院不受官学化影响，显示出学术探究的精神。像慈溪的宝峰书院，儒者赵偕^[77]入元不仕，退居山林，建立书院，讲学乡里，因其不受官府的限制，反而保留了宋代书院的旧规，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的指导下，不仅培养出了《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等知名学生，而且连当时政绩斐然的县令也诣门请业行弟子礼，可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