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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两大合理性统一的正确选择

时间:2023-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因此也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统一。科学认识和科学技术只是人类实践的一个方面和一种活动能力,科学的工具合理性并不是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实践也不是科学理论的一种单纯的生产性应用。那种企图依赖科学工具合理性和科学理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三、科学两大合理性统一的正确选择

所谓工具合理性,指的是围绕着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即技术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基本书化价值,其中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反映了人预测与控制自然的技术旨趣,它以可计算性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可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要求选择最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的,它以手段的最优化作为理性的最高要求。所谓价值合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以实现人的目的和愿望的一种精神力量。由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将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1)。所以自觉的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本性不是人的活动可有可无的特征,而是人的存在的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本同为人的理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价值合理性是体,工具合理性为用。工具合理性以价值合理性为导向,价值合理性指引着工具合理性活动的方向,工具合理性在对世界“实然”状态描述的基础上,在价值合理性指导下对有利于人的“应然”状态进行追求,从而努力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因此也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知识本身蕴涵着两个维度:真实和有用,它们彼此是对方存在的前提。然而,历史发展的事实却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对未知领域的开拓,政治风暴对神学的扫荡,哲学变革对蒙昧世界观的冲击,使上帝在认识论、社会历史领域和本体论中都失去了栖身之地,也在世俗生活中无法承担起牵领人的精神追求的作用,于是乎人们开始用科学的眼光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开始追求人性的尊严、追求属人的世俗的生活成为人生的重要价值取向,上帝死了,人们开始竭力将自己提升到上帝的位置。但是,“中世纪以后那个时期的高级精神生活的特征是,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对自然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强烈地渴求文明与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重视和渴求知识,不是为其自身,而是为实用,为其实际价值:知识就是力量”(12)。由于科学的成功运用,它不仅成功地解释了潮汐现象,而且成功地预见了地球的形状,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并且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创造了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当代信息社会的进步。于是便得出这样的信念:人的伟大与崇高,就在于人有理性,有知识,有逻辑思维的能力,而自然界则是纯粹的、僵死的客体,只不过是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秩序,使得人们以为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唯有借助于科学才能解决。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科学的无与伦比的成功把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至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13)人们凭借理性和科学就可以认识自然,从而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主宰。因为“既然万物的隐秘结构和重复性规律可以被精确地把握,那么原则上讲,就有可能根据这种把握合理地设计一个操作目标,而后借助技术手段将其复制或制造出来”(14)。于是,科学技术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依据和基础,科学技术知识完全变成了一种操纵性、控制性的知识条例,已难以使人再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来看待,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人已无行为的自由性可言。程序和方法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东西。正如伽达默尔所描述的:“无论什么人使用技术——谁又不使用技术呢——都要把自己委托给技术的作用。正是依赖于从根本上放弃和自己全部活动能力相关的自由,人们才享用到了现代技术可以使我们得到的这些惊人的舒适条件,占有了不断增加的财富。”(15)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笛卡尔所讲的绝对纯粹的理性,真正存在的理性只能是处于一定境遇之中的社会历史理性。也恰恰是由于理性的社会历史特征,使其具有整合到社会结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可能性,使它在其历史发展中能够承担多种社会功能”(16)。我们的知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精神的寓居之地却陷入了破损失修的状态之中,“技术理性毕竟只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的理性,它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劳动的效率、程序的合理时,并不问人生意义的根据,丢失了对终极价值的依赖,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在向外部世界的攫取和扩张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17)。科学认识和科学技术只是人类实践的一个方面和一种活动能力,科学的工具合理性并不是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实践也不是科学理论的一种单纯的生产性应用。那种企图依赖科学工具合理性和科学理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所以,伴随着人类这种理性的张扬、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伴随着科学工具合理性的张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前景出现了阴霾:一方面,生态失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短缺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等,这些所谓的“全球性问题”严重地阻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孤零零的断片上,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按照机器设备来铸造自己的躯体和灵魂,忧虑、沮丧、孤独和冷漠弥漫社会,生活失去光彩,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式微。对此,马克思曾提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都似乎愈益成为别人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纯洁的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具有理性生命,而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18)

近代欧洲社会所崇尚的合理性,实质上是一种技术合理性,追求的是阿尔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工艺合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e)。换句话说,近代启蒙理性不仅要'毁魔幻的神灵世界,使人类从心灵深处摆脱符咒,而且更要给人以知识的工具,张扬的是工具合理性,使人类大胆地征服和统驭自然界,给人以物质享受。它是一种一味迎合人的欲望的具有征服性和攻击性的统治的逻各斯,而不是那种融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爱洛斯。这种高度权利化的机器的建立,使酒神远逝而去,人类不再去感受、体悟万物,丧失了对生命力的美好感受。这种理性使人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却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的灵性。因此,“文艺复兴以来被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捧上了天的启蒙理性(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层逻辑支撑点),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显现出自身具有的两重性质:即解放与奴役”(19)。甚至可以说一部西方现代文明史,就是一部价值合理性黯然失色、工具合理性高歌猛进的历史!就是一部解除魔咒与迷失价值的历史!

但是,科学不只是一种“文化财富”,也不只是使无意识成为有意识的单纯手段,也是洞察和把握整个此在的力量。“没有任何知识是有害的。不存在消极的或与人的利益相悖的科学。一切恶均来自无知和知识的不当利用。”(20)尽管“自然的定量化”深化了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但导致了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对于科学工具合理性的僭越,斯蒂芬·图尔明曾说:“科学使人失去人性;科学漠视人类问题的首要性,压抑个性和想象力;科学是机械的、冷血的,忽视质的方面,试图将任何事物都还原为量;科学太抽象,不能与真实情形的复杂性发生关联;科学促使人们在采纳政策和实践时仅考虑它们的技术效率,完全不顾它们对人民和社会造成的影响。”(21)“不管科学现在多么能确定自然的客观性和它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但它不能科学地根据‘终极原因’来看待自然。”(22)科学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但终极的目标指向并非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23)“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式微,是工具合理性对现实世界和价值合理性的支配、蹂躏的必然结果,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破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对应,科学的理性也是破缺的:工具合理性是张扬的,价值合理性是式微的。

因此,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基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真、善、美统一的认识论原则,才能保持科学的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才能实现科学两大理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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