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的转型

第一章　冲突与融合：理念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剧烈解体，伴随“船坚炮利”而涌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即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现状。“在前此数千年的中国社会虽不乏内部的或异族的战争摧残，朝代频繁更替，然其文化生命则赓续绵延不断，但进入19世纪，不仅民族、国家生存已成问题，就是民族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¹⁾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内，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²⁾由此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开始进行抨击，“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古人文法微妙，不易测识，故必用功深者，乃望多有新得……然在今日，强邻棋置，国国以新学致治，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³⁾。士人们认为“中国千年之士俗，为词章、训诂、考据之空虚”，传统学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结果是民穷而国弱。

国内学界对西学的认识逐渐加深，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特别是甲午一役后，让国人处于痛定思痛的反思中。将“蕞尔小国”战胜“泱泱大国”的原因归结为教育，中国朝野上下亦把症结归为教育。“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⁴⁾诸如“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⁵⁾，“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⁶⁾等认识汇为一股风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全国成为一股热潮。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的尝试，也表明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大学教育在国家强盛中的作用。可它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所谓的“形”是指京师大学堂从日本间接移植了西方大学相关制度、导入相关教学内容，而“实”则事实上依然受传统理念的影响，没有摆脱旧式官僚养成所的实质。应该说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的真正转型与蔡元培及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