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当代大学理念理论体系重构的国内外动力

二、社会变迁与当代大学理念理论体系重构的国内外动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新篇章。但是，在政治第一、阶级斗争第一的工具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执政党与政府以万能和正确的角色充当大学理念资源的唯一供给者，由此导致大学理念研究中断，理念治校及其理性发展之路受到严重干扰。“文革”结束后，违背科学、违背理性和违背规律的极“左”教育思想与政策垄断大学的局面开始逐步改观，这种改观可用一句话概括——还原大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这种变迁既引发社会观念的重构，也引发高等教育哲学观及其大学理念及其理念理论体系的重构。

1.社会环境变迁对大学发展的导向

大学的发展，既受自身规律的支配，也受社会变迁的制约。一般而言，社会人口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是影响大学发展形态的三个最重要因素。

(1)人口变迁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的生死消长与区域分布和流动的动态变量关系，它会对教育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第一，人口出生的峰期变化带来的年龄结构问题，加剧了人口与教育之间的起伏矛盾，使教育无法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下持续发展。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人。根据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才转为逐年减少。^[17]

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劳动力人口基数过大的结果，使就学人口急剧增加和教育需求市场急剧扩张。对于那些目前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国家，由人口因素引起的高等教育入学压力将会持续以指数增长。

2004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41.8%，估计到2020年接近60%。城镇化，地区、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都直接影响着教育布局结构的变化^[18]。

第二，一般认为，要使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较好的竞争状态，高等教育适龄人群的入学率需要达到50%左右，发达国家基本达到这个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离这个标准则相距甚远。比如，中国每年应入学儿童均在2000万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前仅在23%上下，要满足这些人受到基本教育和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教育事业必须相应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经历过四次大发展:第一次是1958～1960年，在校生规模从66万人增加到96万人;第二次是1982～1985年，高校从806所增加到1016所，在校生从120万人增加到179万人;第三次是1992～1993年，在校生年递增22%和21%;第四次是自1998年以来的连续大扩招，在校生从1998年的643万人迅速增加到2005年的2300万人，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同期迅速从5%多一点增长到2005年的21%，突破高等教育大众化15%的基本标准。

据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披露，我国硕士生招生数已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为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者达180万人^[19]。

资料显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2300万，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2)科技革命与经济形态及其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第一，科技革命既是经济形态变革的发动机，也是产业机构变化的调控器还是教育发展的调控器。面对科技革命，既要解决好高科技与高端人才需求，又要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中低端人才需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

目前，中国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7.5亿个，而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加起来也就4.3亿个。所以，中国面临的是全球最大的、最为持续的就业压力。这一严峻的现实，既要求高等教育长足发展，又要求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周期导致的投资不平衡、人才需求不平衡，引发大学教育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及其社会动荡，它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经济发展质量及其结构形态，二是社会政策变动。

第三，教育与文化发展水平总是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关联。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对发达，成为出人才、吸引人才的中心地带，国内外皆如此。

第四，人才市场的动态性变化，引起大学教育发展的波动及其社会动荡。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成熟，出现了与个人回报率相关的均衡工资概念。一个人选择受什么样的教育，不完全看政府指导性计划，而是越来越关注报酬水平。趋势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政府将逐渐淡出人才管理运行系统，既不通过指令性计划也不通过指导性计划，而是基本依靠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水平来调节，政府只是监管其信息渠道的畅通，受众和供方的信息对称。

与此同时，在人才资源逐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社会背景下，高校还面临着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的特定阶段问题。这一问题使得高校急需重新考虑自己的合理定位。

(3)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教育发展形态的影响。20世纪后30年，国际社会发生与教育相关的三次革命性变化，它对各国政策方向和教育发展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20世纪70年代国际组织倡导的终身学习理念导致高等教育的第一次革命性变化。与原来一次性正规学历教育相比，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全时空、全方位的终身学习。

第二，第二次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教学范式发生革命性转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还推动现代社会结构从科层制向“扁平化”和“网络化”演变。中国教育在这场革命中，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教育技术有了长足发展。

第三，第三次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WTO”冲击，其蕴涵的现代文化教育精神对各国特别是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21世纪肇始的第四次革命性变化，就是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均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及其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决策。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

(4)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与高等教育变迁。

第一，社会流动的开放化和快速化，使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借用文化教育资本以提高社会地位，实现上向流动和改善生活质量。当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增强和选择教育内容的自主性增加时，对高等学校都形成巨大冲击，促成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变革与教学体系的更新速度加快。

第二，社会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形态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随着社会成员对“控制命运”、“光耀门楣”、“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以及现实“多元价值”观念及其对文化资本价值日益增强的诉求，使高等学校日益公共化并极大地影响着大学发展的制度、目标、内容及方法。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取向，既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动力，又是制约甚至破坏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三，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及种种实用性要求影响着学校发展。一方面，政府的政治认识论及其大学观，影响着大学发展的制度特征及其运作功能与效应;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当下同时存在的功利主义发展观及其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观念，人为地影响着学校的学科建设方向与发展行为方向。求理与求用、有用与无用的社会压力，常常导致学校学科建设在其间处于两难境地。

第四，社会与学校内部对学术自由理解的不同所导致的行动差异，对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产生影响。例如中国主张的“和而不同”思想多用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而不太注意积极使用在国内政治方面。事实上，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导向残酷搏杀，这不仅是中国要对外倡导的国际政治理念，也是国内良好政治文明生态的一种需要。中国要在世界上建设性崛起和发挥建设性作用，依赖于中国文化及其担负有文化创新使命的大学的首先建设性崛起。没有先进的文化力，就没有持续的学术发展力和科学创新力，就没有国家的振兴及其持续竞争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

第五，办学思想与理念的理解差异，影响大学的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比如，中国大学更多地强调师生的硬功夫，如博学多才，而国外更多地强调师生的创新与独立人格精神;中国大学更多地强调师生的道德人品，即做人、为人之道，而国外更多地强调师生的探索、冒险与自我实现精神。

(5)教育的社会公共性变迁，使其与社会的公共关系更趋复杂。中国有3亿多学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家庭。中国有1000多万各级各类教师，学校教育成为从业人员最多的公共事业。教育事业是公共财政投入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子女教育也是家庭支出中的最大项目。教育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事业，成为公众最为普遍关心的对象成为必然。

第一，随着教育力进入国家核心竞争力，高等教育的战略重要性及其地位超过任何时代。

第二，随着社会文明发展以及人们经济富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各阶层受教育的期望值普遍提高，这一期望值既体现于量，更体现于质。

第三，教育事业作为关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关乎家庭个人根本利益，因此社会有权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意愿和施加影响。学校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和构建新型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的公共关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自觉履行社会义务，积极适应社会需要。

(6)社会环境因素的反思。

第一，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虽然大学的社会存在方式或生存状态从来就是为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所决定，但现代大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以培养人才、探求真理、服务社会为己任的学术组织，具有超越时空的组织与制度个性，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普适性的。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的教育机构，大学显示了特殊的社会生命力:自大学诞生以来，其传统组织模式、自由自治气质虽历尽千年流变，仍尽显生机无限。

第二，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大学的制度环境——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制度(包括文化传统)，对大学制度个性、学术个性、气质个性的包容程度，都直接影响着大学发展路向及其样态，这也已为大学千年发展史所充分证明。

2.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宏图愿景

(1)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紧迫性。中共十六大提出并在十七大再次确立了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从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奋斗目标，而其中打造发达的高等教育事业、打造若干所世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是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第一，教育对于全面建设小康和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因而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承担着十分重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个发达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作支撑。

第二，在构筑中国宏大的现代教育体系中，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打造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一类大学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基地，是打造创新民族与国家并实现科学原创、文化积累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

当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及其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进入世界知名大学前列之时，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强盛之日，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之日。

(2)建构中国特色的大学理念理论体系的紧迫性。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大学进入社会发展的中心，人们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纳入到国家发展和世界竞争的战略设计中。面对当今世界的严酷竞争与挑战，中国必须加快建构现代大学理念理论体系的步伐，以使大学既保持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的独立性，又与外部环境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支撑与互动的关联性。

第一，大学理念是大学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建设现代高水平大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遵循以政治论的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大学理念并付诸实践: 30年的政治工具，30年的政治工具加经济工具。高等教育近六十年的这种发展格局，使高等学校严重缺文化、缺理念、缺精神、缺个性、缺特色，而这正是中国高校与世界先进国家的一流大学差距的根本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型之际，随着中国人对大学之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之间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随着中国大学在大步走向世界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找文化、找理念、找精神、找个性、找特色和找地位的任务显得日益紧迫。

第二，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化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教育思想现代化是大学现代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心理基础和人格保障。教育思想的现代化好比计算机的“软件”部分，大学的现代化没有“硬件”不行，没有“软件”更不行。

第三，以教育思想理论建设促进大学的教育思想理论创新。教育思想理论创新是一个基于新的时代、新的背景、新的形势，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教育实践中的新观念、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新内容、新方法和新途径的过程。在研究现代大学的建设发展路径中，这一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思想端正了，理念更新了，路径选对了，目标、过程与结果才有可靠保证。

(3)以特色定位推进现代大学的理念理论体系建构。大学的理念及其定位和发展战略涉及一所学校在较长历史阶段内带有全局性的办学思路、战略目标和实施举措等。

第一，大学定位是学校办学目标、办学角色和办学特色所蕴涵的理想及其价值追求，它属于学校发展的战略方向谋划和实践路径设计。

第二，大学的科学定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现有位置——本校在高教与高校系统整体结构中目前所处位置的科学认识;二是对未来目标位置的合理规划——本校经过努力，到目标实现期在高教与高校系统的整体结构中可以达到目标位置的科学把握。

没有对学校现状的科学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奋斗目标的科学规划。但仅有对现状的科学认识和未来预期目标的规划还不够，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没有相应的资源保障，没有有效的激励与监控机制，定位就是空话。

第三，大学的科学与恰当定位需要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能级判断，即首先实现学校的能级结构定位的合理化;二是特色定位，即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与人才特色的科学把握。能级判断准确，办学特色对路，才能实现学校合理定位，并在“安于本位”的努力奋斗中，谋求突破与实现跨越。

第四，对于一般高等院校的定位来说，其战略目标当在向高水平教学型大学发展，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型和高适应型人力资源;对于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则应将精英教育放在首位，将优质教学、科研创新和培育英才放在首要地位，兼及社会服务，以精心打造高水平和一流大学为宗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