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一、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体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体育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体育行为，更是一项内涵广泛，包含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人类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从体育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注定了要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体育与政治就存在着复杂、互动的深刻关系。作为人类的具体行为表现，体育可以说是社会的缩影，体现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与所处时代的社会上层建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体育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和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联系（陈磊，2006）。1999年12月，世界各国的体育部长以及负责体育教育与体育的高级官员们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市重申“体育教育和体育作为持续教育、人类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体育教育和运动可作为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强有力的工具”，要求“将体育教育和体育作为人类发展方式之一同教育、健康和环境一样的级别纳入联合国发展计划”。

《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2180）对政治的解释是:①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影响，并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居于统帅地位。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彼此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处理阶级关系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政治所要处理的主要是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并表现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统治阶级的政治主要运用国家权力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在夺取政权之前，以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在夺取政权以后，则其内容主要是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②国事得以治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概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政治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

（一）体育的产生与政治联系紧密

在《荷马史诗》中就有贵族参加竞技比赛的活动的记载。在古希腊，只有生来自由的希腊公民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奴隶、战俘和异邦人则不得进入运动场。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与会运动员的血统的审查，严格到了几乎是挑剔的程度，无论是贵族显宦、执政官员还是国王，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纯正的希腊血统，才能参加比赛。孔子时代有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欧洲中世纪有骑士的“七技”（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跳棋、吟诗）教育，读书识字，习练武艺，乃至当战士上战场或出仕为管理者，不管在中国还是欧洲，都曾经只是贵族的义务和权利（周西宽，2008:193-203）。

马克思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资料的生产的阶级，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简单地说就是在衣食不愁的情况下，贵族统治者才有可能创造包括教育和体育运动在内的文化。教育和体育运动是贵族统治者创造的，当然享受和拥有文化就曾是贵族统治者的特权，享受和拥有教育和体育运动也曾是贵族统治者的特权（周西宽，2008:193-203）。

最初的体育是伴随在生产、生活、祭祀，尤其是军事活动过程中，对身体发育与体能提高产生的作用而出现的。人们意识到身体强健对于生产、生活、军事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产生了简单的社会分工，体育作为生产与生活技能等的培养，逐渐从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活动。体育开始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为维护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体育开始溢出了教育的范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参加体育活动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休闲体育、终身体育逐步成为社会潮流，从事体育运动越来越出于自身全面发展的自觉选择。体育超越了教育范围，成为人类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体育社会化、生活化过程，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而社会进步既是经济的进步，也是政治的民主化。

体育的功能有很多，包括健身功能、娱乐功能、休闲功能、教育功能、调节人的感情功能、促进经济发展功能和政治功能等。体育功能挖掘越充分，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路也就越走越宽。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体育是一个载体，政治家把体育活动看成是一种表面淡化政治，而实际是政治功能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家把体育活动看成是一种“体育搭台，经贸唱戏”的经济活动；军事学家把体育看成是一个正规军人的必要操练；心理学家说体育是现代社会人的心理调整的良药；观赏家们说体育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体育学家们说体育就是体育。对体育的理解和阐释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滕艳丽，2006:19-21）。毋庸置疑，自体育诞生的那一刻起，政治就以其强悍的社会统治力牢牢地掌控着体育发展的脉搏。无论是在体育初生的奴隶社会，还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体育的发展和进步始终突破不了政治的围城。如果我们认为体育是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历史告诉我们，体育要想超越政治而独立自主，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徐伟煌　等，2010:75-80）。比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安保和公共服务；为了保护具有不同兴趣的个体和群体，政府常常制定规则规范哪类运动合法，哪类运动不合法；政府参与主导体育运动，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参与体育锻炼。

（二）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反复听到关于不应当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论点。对某些人来说，两者就好比水和油——无法融合。事实远非如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吴建平，2009:1-5）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把体育运动促进人类和平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他在其名篇《体育颂》中热情歌颂:“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已明确指出:“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精神相互了解——的体育运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皮埃尔·德·顾拜旦，2006:192）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接受了洗礼，不断成长为社会的坚强柱石。

1.奥林匹克与政治的积极效应

奥林匹克运动自古就有与政治合作的基因。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的形成，表面上看是由于各城邦对奥林匹斯山众神的敬畏。实际上，真正的基础是隐藏在神灵光环背后古希腊人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公理，即民主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公平竞争”意识，以及“正义”与“秩序”的观念。

国际奥委会作为跨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奥委会及其领导的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个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促进不同国家的个人、群体乃至政府间进行广泛的交流与积极的合作。当今，各种跨国的非政府组织，都把对人类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作为信念和行动的中心。其跨国的影响力，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接触不同国度的人，从起初兴趣相近，逐渐到情感相同，有利于形成一种接近世界主义的观念。

奥林匹克运动追求是和平的过程，是一部人类不断自我反省，平息争斗，追求和平，扬善抑恶的体育与政治结合的历史，彰显了人类的智慧，创造了政治与体育结合的“类”文明。研究、考证其历程颇受启迪:第一，奥林匹克追求和平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体育精神。它强化了体育的“类”文明，淡化了竞技的“种”意识，不断唤醒人类沉睡的“善意”，它体现了人的“类”的本质，有助于开发人的“本质力量”。第二，奥林匹克追求和平为人类搭建了一个文明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尊重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三，奥运追求和平是对自身的超越，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怀。第四，奥林匹克追求和平有助于提高参与国的综合国力。长期以来，奥林匹克奉献给人类的不仅是娱乐，还有激情，即一种使参与者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的激情。这种激情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与世界和谐。第五，就国家的现实政治而言，研究奥林匹克对和平的追求，能够提升举办奥林匹克运动的水准，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这为我国的和平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对于抵制“中国威胁论”，贯彻国家“和平发展”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吴建平，2009:1-5）。

2.奥林匹克与政治的不利影响

正所谓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凡事有利有弊。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以来，国际奥委会就始终高举非政治性的大旗，提出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各级奥委会不是政治组织，政治问题不应该由奥运会解决的口号。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国际奥委会对政治的介入表明了鲜明的拒斥态度（乔玉成　等，2009:1-8）。然而，事与愿违，体育不仅与政治密切联系，甚至会被邪恶反动的政治利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希特勒德国。当时的纳粹政权明确提出:德国体育的目的就是“使每一个国民具有民族自觉、种族优胜、胜任军役、拥护领袖的意志”（周西宽，2008:198）。很明显，他们就是利用体育来培养忠诚于法西斯和希特勒、信仰种族主义，并有强健的身体能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人”。

承办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是希特勒上台前，兴登堡政权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合同。希特勒上台之初对奥运会并无兴趣，他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奥运会是犹太人控制的丑恶集会，柏林坚决不会举办世界犹太人的运动会。”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希特勒就突然宣布:“我将亲自出任柏林奥运会大会总裁。”希特勒利用这次世界体育聚会，做了精心的“表演”。他一方面制造德国有和平愿望的假象来蒙骗世界人民，掩盖他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和即将开始的侵略行动；同时，也不加掩饰地鼓吹德意志民族的优越，宣扬法西斯德国的所谓成就。希特勒亲自过问这次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并委派其忠实的法西斯信徒宣传部长戈培尔具体领导主持。据说他们还铸造了一座大钟，象征法西斯的一只雄鹰，踩在奥运会的五环标志上，底座上镌刻着“我号召全世界青年”，他妄想把法西斯主义推向全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在开幕式上，除了少数外国游客外，体育场看台上全是身着纳粹褐色衫的党卫队队员和行纳粹礼的狂热的德国观众。当美国黑人选手欧文斯一举夺得男子100米、200米、跳远和4×100米接力四块金牌时，作为东道主的德国国家元首希特勒，却出于他坚持的德意志种族优越论，以及这种荒谬理论被美国黑人选手取得冠军而打破时的气急败坏，拒绝给欧文斯颁奖和握手，并且拂袖而去。据说希特勒当时对着体育场大骂:“可恨的美国人，竟然弄了一个黑鬼来为他们夺取金牌，我！永远不会去握一双黑手，更不会往黑鬼的脖子上挂金牌！”但欧文斯却十分平静地说:“我到柏林来是参加奥运会，并不是握希特勒的手。”希特勒企图利用奥运会为他的反动政治服务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治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集团，为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奥林匹克运动被他们视为利益较量的赛场。1952年，美国对苏联的参赛资格提出异议，强烈反对苏联参加本届奥运会。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因苏伊士运河事件抵制参赛，西班牙和瑞士因匈牙利事件而抵制参赛，匈牙利事件还引发了苏联队与匈牙利队在奥运会水球比赛中的流血冲突。1964年，朝鲜、印度尼西亚因为参加了“新兴力量运动会”，被无理地拒于东京奥运会大门外。在1964年和1968年，南非被逐出奥运会，这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看法，以及在南非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政策。无疑，由此引起的公众关注迫使这个压迫了黑人公民数百年之久的政府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改革（田慧，2011:265）。作为对美国的报复，苏联等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抵制了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古巴和朝鲜等国抵制了汉城奥运会。2004年8月14日，当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教皇保罗二世在内的450多名世界政要在奥林匹克停战协定上签名的时候，美国却表示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尽管这个做法很高尚，但世界并不能因为奥运会而停顿。美国的态度一方面反映其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奥林匹克休战制度乃至一切国际法都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约束各方的规则必须有一个各方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做基础，并且还要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吴建平，2009:1-5）。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欧美传递过程中接连发生一系列辱华事件，最终导致了国人的强烈反对（彭杰，2011:492-495）。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仍战事不断，尽管多方呼吁，也无济于事。

（三）对我国体育与政治的认识

在我国，人文主义是体育理念不断进步的动力。中国的现代体育是舶来品，是19世纪末通过日本而传入的。当时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影响，体育主要被当作“抗御外敌”“保国强种”“振奋民族精神”的工具。在极端的政治工具和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下，我国体育的人文精神长期受到制约，体育运动者的主体价值也被压抑，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现在。“金牌当然可贵，但金牌不能把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问题掩盖，其问题的解决将更有助于人的发展和金牌的增加。”体育本身是以运动者的身体参与为基础的自我活动，运动者参与体育运动是为了通过身体性的活动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是为了体现身心的舒畅和情感的发泄，是为了实现自我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价值需要。体育具有政治的功能，但体育的本质价值是以人的身体性活动为基础的运动，人是体育的核心，正如政治的发展也是为了人的发展一样（袁雷，2012:21-26）。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当时国情的影响，政治当局认为体育的强盛能有利于摆脱我国落后的政治生态和弱国思维，向世界展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及振奋民族精神，为此政治加强了对体育的调配和控制。而体育利益相关者在凋零的体育现实下也更青睐于政治的接管和支配。

在政治文明、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体育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以“祖国至上、敬业奉献、团结友爱、科学求实、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从不同侧面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做人的问题，组合成为一种浓厚的时代精神。它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体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明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完美结合。在国际上，体育产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产业，体育未来的发展更倾向于独立和开放。政府应通过行政的方式给体育在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上以支持，并在体育发展战略层面上实施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适度放权于社会，切勿把体育看成是实现某种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而加以操纵。而体育利益相关者则须充分发挥其卓越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坚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不断增加体育对国民健康的贡献值，增强体育对社会的责任感。

以奥林匹克教育为代表的体育教育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建设的教育方式。首先，奥林匹克教育中包含着爱国主义内容，而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每一个运动员走上奥林匹克运动场，首先是要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正是具体的体现。不仅运动员本人，所有现场观众和观看实况转播的观众，在国旗升起的国歌声中往往会流下激动的泪花。他们感谢运动员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同时接受了一次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其次，奥林匹克教育中包含着法制教育的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运动训练和竞赛要求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这是一种法制观念，在运动中任何一种犯规行为都将受到裁判的处罚。《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建设，作为教育的内容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涉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全局的重大事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就与政治建设的关联来说，北京奥运会既是我国国力蒸蒸日上，社会安定团结，政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结果和表现，又以体育的特有方式折射出当前政治建设的尚待改进之处；并且，由于体育内在地包含着对政治建设的促进意义，因而能够，更应当发挥出其对政治建设的潜在作用。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挖掘体育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把握体育理念对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意识的作用及规律，充分发挥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如何在决策的层面上采取一系列以体育促进政治建设的措施，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的时代使命（袁雷，201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