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图书馆分类法改革

回顾图书馆分类法改革

彭德经

图书分类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一经选定，绝不应轻易变更。作为一个藏书百万的大馆，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我馆旧分类法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很难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为更好地把大量图书、文献、资料组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有效地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必须断然予以改革。

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创建伊始，即聘请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主任刘中藩副教授担任图书馆馆长。刘把西南联大图书馆使用的“杜定友图书分类法”(简称“杜氏法”)、目录体系和目录组织规则，全套引进到中正大学图书馆。

“杜氏法”是20世纪30年代，由广东省图书馆杜定友先生，依照美国“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结合我国图书出版发行实际编制而成的。特点是:①采取十进制分类体制，类目设置简明；②各大类和二三级类目之间类目安排尽可能保持一致性，使用者有一定规律可循；③条目内容符合我国注重人文科学图书出版发行的传统。在当时是比较通用的图书分类法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兴科学、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应用科学，层出不穷，远非前人所能预料。“杜氏法”的问题就显现无遗了。①“杜氏法”的科学技术类的类目只占全书的二成，设置偏粗，大量新兴科学技术和生产类的图书，无法细分，既不科学，又不便于归类；②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兴起，此类图书无类可归，被牵强附会地归纳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条目下；③偏重大国。凡按国别和地区分类的图书，规定“0”类为理论，“1”类为全世界或综合图书，“2”类专属中国，“3～8”类分别为英、美、法、日、苏等大国，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和北美、欧洲中小国家全部挤压在“9”类。必须一再复分，造成类号冗长；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著作，仅作为众多学派之一，其他革命领导人的著作也无适当类目；⑤不少类目已过时，无相关图书出版，造成空白。总之，到了20世纪60年代，“杜氏法”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图书出版发行的新形势，已是非改革不可了。

从西南联大引进的目录体系:①公务片有排架片按分类排，著录了本馆和各系资料室藏书的册数和登记号；四角号码片，按王云五编的繁体字四角码排，便于业务人员快速搜索；②读者有分类片按分类排比，书名片按书名首字笔画笔顺排，首字相同再比二字、三字，直到书名最后一字；③系资料室有分类片和书名片各一套，编排顺序同读者片；④典藏片供书库用，著录了藏书的册数和登记号，便于清点库藏。

上世纪60年代初，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师生来赣调研。认为我馆目录体系较为完备，目录组织规范。主要问题是随着简化汉字的普及，青年学生掌握繁体字的笔画笔顺有困难。

1964年初，图书馆决定改革分类法，指派黄纪曾和我二人赴沪、宁、苏、杭等地去调查了解各主要高校分类法使用情况和改革动向。当时，老牌高校大多沿用旧分类法，有的正在酝酿改革。建国后创办的新高校，有的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有的采用“中国科学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有的自编分类法或借用老分类法予以修订补充。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是北京图书馆在文化部支持下，集各地图书分类学专家集体编纂而成的，因是初次问世，议论探讨的不少，但正式采用的仅上海同济大学一家。我们认为“人大法”是苏联专家为人民大学量身定做的，它打破了十进制的旧框框，分成十七大类。它比较适用于文科院校和图书出版界，如图书用1～17大类作为全国统一书号前置号，便于书店分大类陈列展出图书。“科图法”较适合理工科大学和科研机构。

“中图法”按汉语拼音字母分26大类。二级以下类目排在字母后，用数码标示。即字母与数字混合制，以适应当代科学分支较多的发展趋势。总类目达4万余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国内和世界各国出版发行的图书资料，并为科学的发展预留了扩充类目的余地。“中图法”不仅可供大型图书馆使用，也可供科研机构、高校重点专业、重点科研课题细分文献资料之用。中小型图书馆亦可根据馆情，摒弃“·”以下的细分类目，化为简本使用。这就为今后全国统一图书分类法成为可能。

经过缜密的比较分析，图书馆决定采用“中图法”。而原著者号为繁体字取号的纯数字号，同汉字简化和新分类法的类号不相匹配，必须同时改革。

原著者取号方法比较笨拙。以《起笔字典》为依据，按繁体字的笔画笔顺，为每一个姓氏首字排列，固定一个三位数的号码，组成著者号码表。取号必须逐一查表，费时费力。我国姓氏，以张、王、刘、李为四大姓；团体作者前多有“中国”、“中华”，或冠于省名，重号率很高。当时，图书馆学刊物上，刊登过多种著者号取号方案。我们选择了汉语拼音取号法。个人作者，先定姓氏首字的声母，再依韵母表上排定的数字，即声母和数字混合成著者号。掌握汉语拼音的人，取号很方便。团体作者，略去冠词，以主题词的首字取号。如“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按“科”，“人”字取号，重号率大大减少。

目录体系基本不变，书名片以1960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表》为标准。四角号码片按《四角号码新词典》上简体汉字取号法取号。增加陈列著者片，按汉语拼音著者号码排片。

分类法改革工作进行不到半年，因十年动乱而被迫中止。1973年，井冈山大学撤销，学校迁回青山湖校区。脱钩下放的专业人员陆续调回，在“复课闹革命”的大环境下，改革工作又重新进行。当时新书不多，但有重点地改编旧书。

1978年，为完成周恩来总理关于抢救古籍的遗愿，国家决定编纂《全国线装古籍善本书总目》，组织专家制订善本书收录标准，颁发古籍图书分类表和著录规则，动员全国线装古籍收藏馆，各自清理馆藏线装古籍，进行版本鉴定。我出席了全国线装古籍工作会议。逐一清查了馆藏线装古籍5000余种，11万余册。经版本鉴定，符合国家善本书总目标准的计292种，6655册。又审定77种2391册珍贵资料，作为校级善本。于1983年编印《江西师范大学线装古籍善本书目》。《书目》计收录善本书369种，9046册。同时进行了分类法改编。

经过全馆同志近20年的努力，除已下架打捆的旧书外，在架流通的新、旧图书基本完成了分类法改革工作，新旧目录卡片也按新目录组织规则统一陈列，为下一步电脑管理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