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联动”发展战略研究

“三区联动”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组

“三区联动”，即指把大学校区建设与科技园区发展、公共社区管理相结合，以大学校区为中心，科技园区为基地，公共社区为依托，进行资源共享、融合与转换，以实现共同发展。这一区域发展模式形成于本世纪初，由上海市政府与高校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完善而来。经过近五年的实践，在上海市杨浦区、闵行区、张江园区等实验区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逐渐开始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国外，类似于“三区联动”模式的成功范例早就存在，最知名的就是美国的硅谷。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与硅谷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之间自发的校企互动、共同发展，成就了举世瞩目的硅谷奇迹，孕育出了惠普、Intel、IBM、思科、甲骨文、安捷伦、苹果电脑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硅谷文化更是成为这一地区独有的社区文化并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波士顿地区借助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力量取得了“128号公路”科技园区的成功。由于这两个案例的成功，大学与高科技企业互相协作成为最热门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世界各地政府纷纷效仿，希望能将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奇迹人为再现。但是，这些探索中的绝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比较著名的如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区和日本的筑波工业园区。而此时，波士顿“128号公路”科技园区也连续遭遇困境，众多案例似乎在同时证明，政府主导人为建设科技园区的模式不可行。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模式在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区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成功。由此，通过对比大致获得以下结论：

1.硅谷逐步形成的特有的区域文化是其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2.蓬勃的、不断更替的中小企业群是高科技园区发展的主动力；

3.以政府订单为主的扶持诱导发展模式往往弊大于利；

4.当大学难以圆满达成科技园区所需要的科技服务要求时，由政府组建一个以企业技术研发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研究院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在总结高科技园区成功经验中形成的若干理论同样也可以作为“三区联动”理论支撑体系的借鉴。“三螺旋”理论就是最为接近的一种前沿体系。这一理论由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亨利·埃兹科维兹教授和阿姆斯特丹科技发展学院的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共同提出，即有关企业、大学和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理论。它利用生物学中有关三螺旋的原理来解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该理论近年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在我国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三螺旋”理论本身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强调政府、大学和企业作为区域发展的三个最关键要素进行互动，在埃茨科维兹和雷德斯多夫假设的“三螺旋”机制四个环节中，第二环节的直接表现就是政府、大学和企业的角色互换。而无论是大学借助孵化器成为企业角色，还是政府通过风险投资成为投资商角色，都是我国现行的体制所无法支持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三螺旋”理论与我国国情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矛盾，“三螺旋”的基础在于政府、大学和企业三者的互利博弈，而我国大学的行为模式却与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大学行为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更接近于其中政府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埃茨科维兹和雷德斯多夫的理论体系中就分析了不同的制度背景会导致“三螺旋”呈现为不同的模式，当大学和企业同时隶属于政府不同部门的时候，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模型”，而在“三螺旋”理论中这就是失败可能性最大的模型。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功，我国的企业行为已经不再受到政府的强力约束，但因为我国的大学依旧隶属于政府，所以理想的“三螺旋”发展模式很难适用。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相对接近“三区联动”的理念。伯顿·克拉克于1994—1996年10次访问欧洲，以大学转型为主旨，展开了深入的个案研究，研究英国、荷兰、瑞典、芬兰5所大学创业经验，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并于1998年出版了《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伯顿·克拉克以大学为研究的基础视角，探讨了现代大学以主体身份投入到科技创业中的一系列要素。

创业型大学理论中，大学与企业的关系转变趋势可以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园区的借鉴。但是，该理论的核心部分——现代大学作为主体投入到科技创业——目前依旧是我国制度的禁区。甚至于，大学教师作为主体身份投入到科技创业之中也暂时未为我国的政策制定者所完全接受。

伯顿·克拉克提出的衡量是否为创业型大学的五条标准为：（1）知识资本化；（2）与产业、政府保持相互依存性，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3）相对独立性；（4）生成混成组织形式（研究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5）自我反应性，能为完成第三使命不断调整教学与研究方向。显然，其中的第（3）条和第（5）条是目前我国现行体制下的大学难以做到的。

综合以上的案例和理论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于“三螺旋”理论强调的政府、企业和大学三个行为主体的互动，“三区联动”强调的是校区、园区和社区三个经济文化区域的融合，即更强调环境的培育和互动平台的构建。如此，一是相对“三螺旋”理论更倾向于自发行为，二是避免了“三螺旋”体系中大学主体模式与我国大学现有模式的矛盾。

2.创业型大学理论无法适用于我国目前的国情主要是机制上的限制，因此，值得探索如何逐步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改善对大学教师的僵化管理。

3.“三区联动”模式中，将政府的作用仅仅定位于“社区”是不恰当的。“三区联动”至少应当涉及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地方一级政府、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社区基层政府。其中，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社区基层政府分别作为校区和社区的两个区域经济文化要素的决策主体直接参与到“三区联动”模式中，而地方一级政府则是作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者身份为“三区联动”提供土地规划支持、政策保障和公共设施投入。因此，完整意义上的“三区联动”应包括四个要素：地方一级政府、大学、企业、社区。过去分析“三区联动”时混淆了地方一级政府和社区政府的功能，实际上是混淆了政府作为裁判员和运动员的两种身份。在“三区联动”模式中，地方一级政府扮演的是类似于裁判员的角色，而社区基层政府与高等学校一样，扮演的是类似于运动员的角色。

4.不同于“三螺旋”理论，“三区联动”模式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社区要素，其代表的是区域人口素质、区域文化氛围和区域社会保障。关注社区要素的素质提升，正是确保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以杨浦区为例调查了“三区联动”的实践成效和目前存在的发展瓶颈，得到以下结论：

1.“三区联动”模式较为适合我国国情，其对政府和大学的功能定位更适合我国现行的体制和制度。

2.“三区联动”需要一定的区域文化底蕴，对于在经济文化相对缺少积累的地区新建的大学城来说，达成“三区联动”还需要较长时间的积蓄。

3.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不尽如人意，现有的机制使得大学科技园在已有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大学和政府享受政绩上面达成了“双赢”，最为基本的科技孵化职能实际缺失。

4.现行的制度普遍约束了我国大学最为主要和近乎全部的创业能力——大学教师的创业能力。

5.目前大学知识溢出取得实际成效的学科和有望取得实际成效的学科基本集中于服务业，工程类学科难以完成知识溢出的瓶颈在于中试的困难依旧是一个痼疾。而要建设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核心技术的可持续发展高科技园区，工程型高新技术企业必须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6.“三区联动”的长期利益人所共知，但由于政府和高校的决策者都是短期任职的公职人员，因此“三区联动”需要构建一定的启动利益。

7.大学、企业、社区的融合渠道还不够丰富，地理空间的融合尚未促成生活空间的全面融合。

对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对于大学校址的搬迁应慎重决策，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址搬迁所造成的文化无形资产损失在某种程度上与破坏珍贵历史遗迹相类似。在决定大学是否搬迁时，应考虑大学原址周边是否存在与其学科相关的产业基础，以及新址周边是否存在对其学科发展绝对有利的因素。

以历史悠久的大学园区为核心推动“三区联动”时，应避免将大学校园就近区域开发为商业地产，保证大学的知识溢出可以得到较低成本的科技孵化空间。校区周边的改造应着重环境安全卫生的整治以及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一方面为教师、学生走出象牙塔后提供优质的周边环境，一方面实际解决了大学老校区土地面积的局限和人才培养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通过后勤社会化的方式，将大学的生活服务功能逐渐衍射到周边相邻的公共社区。

以新建大学园区为核心推动“三区联动”时，应预留产业发展和生活、商业服务发展的空间，为产业链的扩张留有地理发展余量，为社区品质提升留有足够的余地。

2.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应回归科技孵化功能，确保创业投资和创业项目的落实。大学科技园应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短期内取得收益的大学科技园都应当属于非正常现象。已取得盈利的企业应当迁出大学科技园，而为了政绩和税收优惠将盈利企业招纳进大学科技园更是不可取的做法。应当减少大学科技园的基建投入、装潢投入和办公设备投入，减少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大学科技园应加大检测设备和加工设备的投入，配备专门的科技中介机构和财务顾问机构。

3.政府可组建专门面向企业技术研发服务的技术研究院，可采取整合原有相近领域科研院所的方法，同时依托大学和海外归来人员形成适应产业发展前沿的研究部门，以此组建适应当前产业链需求的结构合理研发能力卓越的科技服务机构。此外，对于工程领域，可投资组建大型中试基地，为大学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服务。

4.改革大学人事管理体制，允许教师自由流动，取消“编制”。鼓励教师创业，并给予创业投资支持。同时也吸纳具有成功企业经历的人员进入大学任教，加强大学教师与企业从业人员之间的自由流动，培养适合现实企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

5.逐步改革大学评价机制，加入国内用人单位评价机制、毕业生自评机制和大学衍生产值评价机制。即改变过去单纯以学术成果评价大学科研的方式，综合考虑大学科研的经济效益。即，改变过去以教学硬指标机械评价教育质量的方式，综合考虑人才培养实际成果。转变大学科技服务部门的职能，改变过去大学科技服务部门专注于项目申报、项目管理、争取奖项的行为模式，提高大学科技服务部门的科技中介能力，并将科技中介成果加入大学评价体系。

6.改革政府科研资助方式，提高应用研究资助的比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外，增设国家应用科学基金。应用科学基金面向企业技术研发的切实需要，尤其注重综合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的共性技术难点。地方高等教育资助项目同样应注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实际需要，改变过去由学术专家拟定资助范围的做法，而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建议研发项目。由此，在大学衍生产值评价难以做到精确考察的情况下，将企业的实际需要尽可能转化为现行大学评价机制中可操作的部分，以此调动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为产业界切实服务的积极性。

7.改革政府公职人员的评价体制，采用追溯模式，即评价政府公职人员的政绩时，不仅仅评价其最近任期内的成绩，同时采用大范围民意调查方式衡量其曾经任职范围内的成绩，以此改变政府公职人员只着眼于短期政绩的痼疾。

8.推广同济大学和杨浦四平街道的成功经验，在大学与社区之间经常互派干部，加强大学与社区联系。通过大学的文化溢出提升社区文明水平，通过优秀的社区文化为大学人才培养提供优质的区域环境。可考虑将大学周边社区的文明程度列入大学评价体制。

9.加强区域内大学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协作，扭转大学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要越来越脱节的趋势，将企业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新进人员的“二次教育”逐渐前移到大学生的实习阶段，并以此转变企业越来越把大学生实习视为麻烦的倾向。可考虑将大学学生实习单位的就近程度列入大学评价体制。

10.逐步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给予大学根据社会需求充分调整专业的自由，调整专业后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仅履行备案职责。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可组织行业专家预测人才需求趋势并提供大学参考，但不对大学采用行政或财政方式加以专业调整干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可根据历年来各专业的就业情况和用人单位反映情况，对各大学的自设专业水平给出评价意见，供学生和家长参考。

课题承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负责人：陈敬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