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岭到杨家坪，再到谢家村

从梅岭到杨家坪，再到谢家村

胡庭蔚

50年前的1960年春天，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江西科学技术大学，并任命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老革命方志纯同志兼任校长。《江西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一重大的消息，并同时报导了学校将要设置多个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专业。这在当年我们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60年9月中旬，经过了当年高考并录取在江西科学技术大学的近300名学生，按照入学通知书的报到地点来到了南昌市戴家巷现八一大道南昌警备区司令部院内。原来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学校，只是我们学校的转运站!随后，我们再乘学校的公用车开出了城区，经过了八一大桥，过了昌北，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土砂石公路上颠簸了几十分钟，才到达学校借用的梅岭疗养院。这里虽然没有气魄的校门，没有高大整齐的教学楼，但两栋二层的公寓以及几栋不高不大的平房错落在山腰的绿树丛中，倒也显得清雅。

几天后，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开学典礼。校长方志纯及多名省领导出席。来宾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时任江西农学院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昆虫学家杨惟义教授。

开学后，近300名学生按三个大队的建制(笔者系一大队一班，每个大队均有两个班)组织政治学习一个月。恰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当年秋季正式出版，因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成了我们进入大学后的第一本教材。

因为学校缺乏老师，也没有教室，所以一个月的政治学习之后同学们盼望的业务课程的学习仍没有一个着落。再加上几百个人处在远离市区、又无公共交通的山区，就不免生出各种议论和不安的情绪。学校的党委书记及副校长还专门召集全体学生开过大会，要求同学们克服困难，安下心来，省里会对大家负责的。

时间到了11月下旬，已经是隆冬季节了。但是同学们的情绪并没有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而平静。突然有一天，大队长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省里决定我们从梅岭疗养院迁到山下的麦园杨家坪——省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现齐洛瓦家用电器公司所在地)，并安排了迁校的行动计划。其实迁校是很简单的，各人只需带自己的行装即可。因为我们当时既没有课桌课椅，也没有床，在梅岭山上的两个月都是睡在地板上。

当大家高高兴兴来到了杨家坪，看到的却是一栋在建的四层楼房，外墙的脚手架尚未全都拆除，房间内墙仅涂抹了一层砂灰。此外还有好几间刚搭建好的茅草棚——我们的食堂及部分干部职工的住房。这栋尚未完工的四层楼房，既是我们的教学用房，也是我们的生活用房。楼房内有几间用旧课桌椅装备起来的教室，我们的住房内也摆放了木质的双层架子床。虽然楼房内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但总有了自己的床铺，有了自己的教室。同时，学校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从下周起，每个大队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去省科学院实习工场劳动。上课是一周交换一次。

上课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情。虽然上课的教室条件很差，地面还没有浇水泥，仅用泥沙铺平，有的窗户没有玻璃，仅用油毡加木条钉上。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还是高涨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大队的两个班只开了《高等数学》和《金属工艺学》两门课程。

上课是平静的。可是在省科学院实习工场的劳动却叫人受不了。干什么劳动?原来是在一个无门无窗的大车间里用大榔头把废旧机器及零件砸破砸碎，再送去回炉、熔化、浇铸。这可是个重体力活。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天平均一市斤大米，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这时常常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下坚持劳动。

到这时，同学们感到迷茫的是，我们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今后五年的大学生生活就是这样度过?虽有种种的不解，但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倒是团结一心。是什么力量把近300名年轻学子聚集在一块呢?有两条值得一说。

一是上下一致，风雨同舟。学校领导及部门领导大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资格，可他们及其家属一样地住茅棚，一样地在茅棚食堂排队吃饭，一样地在路边的溪水沟里用水，一样地使用大茅棚厕所。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用抗大精神办科大”就是一句很响亮的口号。校党委书记专门为全校师生做过“学习抗大，办好科大”的专题报告，在同学中间有很好的激励作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非常关心科大的办学。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们班正在实习工场劳动。这时学校领导陪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黑皮肤干部来到了我们这里。学校领导向我们介绍:“邵省长来看同学们!”邵省长?原来是邵式平省长!这次邵省长在车间里待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多讲什么话，但却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学生第一次见到了可敬的老革命家邵省长。

大概过了半个月，学校通知全校人员集中开大会，邵省长来作报告!

邵省长的报告，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报告会。邵省长首先讲到“是我主张要办江西科学技术大学”。“为什么要办科大?革命的需要。革命靠什么?要靠枪靠炮。谁来造枪造炮，靠我们党培养的人!当然不是造土枪土炮，要造威力大得很的洋枪洋炮。什么洋枪洋炮?原子弹嘛!”邵省长幽默风趣的讲话激起我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邵省长的教诲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他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造出原子弹来的。中央造大原子弹，我们江西造小原子弹，你们给我造个鸡蛋大小的原子弹也可以嘛!”邵省长继续分析了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因为讲得比较含蓄，我们也听不太明白。但是邵省长力主要办江西科技大学，要为党为国家培养一批从事现代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才的赤子之心是永远留在了我们内心深处。接着他又说到了国家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盖不起房子，买不起设备。但是他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一定会对全体同学负责任，保证让大家完成大学的学业。

在邵省长报告的鼓舞下，我们坚持一边上课一边劳动，顺利地结束了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

第二年春天开学后不久，学校领导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定:江西科学技术大学并入江西工学院。

这一决定无疑得到了我们全体同学的热烈拥护。

学校根据三个大队的具体情况，将我们一大队两个班并入江西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机制专业，将二大队两个班并入化学工程系有机专业和无机专业，将三大队两个班并入电机工程系电机专业和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

在1961年春暖花开的四月，我们多次往返于昌北的杨家坪和城东的谢家村，或者肩挑两张课桌，或者合抬一张木质双层架子床，在一个星期内按要求完成了搬家的任务。从此，原江西科学技术大学的近300名学子在谢家村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青山湖区南院)完成了五年的大学求学历程。

50年前这段往事，令人感慨。当时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党和国家遭遇了前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背信弃义，也不太了解由于自然灾害及多方面的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之下，要建设一所能造原子弹的大学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江西科学技术大学虽有轰轰烈烈的开始，但只能是无奈的收场。

50年过去了。曾经的江西科学技术大学也才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它早已被人们淡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的人来说，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她是汇聚成南昌大学这条大河的一条小溪，是南昌大学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泛起的一片小小的浪花，她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胡庭蔚，原南昌大学机电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