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育界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社会调查的展开

1.2.2　民国时期教育界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社会调查的展开

1920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中指出，在乡村中现代学校并未取代旧式私塾，旧式文人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导，乡村教育处在危机之中。该文引发了教育界对乡村教育问题日渐深入的关注。此后在一些杂志上，关于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状况的文章日渐增多，比如：王晋三的《乡村教育漫谈》（《新教育》第9卷第4期，1924年），何有文的《关于乡村小学几个特殊问题之商榷》（《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1928年），李楚才的《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6期，1928年），古楳的《发展乡村教育的中心问题》（《教育研究》第13期，1929年），傅葆琛的《我国乡村小学课程的几个缺点》（《教育杂志》第23卷第2期，1931年），厚之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衰退与乡村教育》（《平民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傅葆琛的《乡村小学教师的进修问题》（《河北教育公报》第7卷第21、22期，1934年），杨效春的《普及农村教育的困难和我们的做法》（《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王丙辰的《乡村小学儿童缺席的原因》（《教育杂志》第27卷第6号，1937年），陆德音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教育杂志》第27卷第6号，1937年）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现代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设想，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

面对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疏离的情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实验区在不同程度上展开了对乡村社会和教育的调查研究，比如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就对河北定县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教育状况进行了较为专业的量化考察，用94份表格介绍了该区域教育的详细情况^{［13］182－250}。除了定县实验区外，其他如邹平、无锡、徐公桥、乌江、镇平、江宁等实验区也都把调查教育现状、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也留下了详略不等的乡村教育实况资料。此外，一批介绍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著作也先后出版。比如杨效春的《晓庄学校与中国乡村教育》（1928）介绍了晓庄学校的概况和作用；吴雨农的《定县牛村的平民教育》（1929）介绍了牛村在扫盲、社会工作、生计教育、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汤茂如的《定县农民教育》（1932）分9章介绍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筹备期间的教育工作。这批调查报告和著作使我们了解了实验区乡村教育的展开情况和工作方式，为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思考乡村教育和民众生活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除了上述实验区的社会调查之外，20世纪上半期还有大量由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个人进行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乡村社会调查。李文海组织力量对这些调查报告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形式在2005年出版了第一批193份调查报告。这193份调查报告共分10卷，为我们提供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直接记录。比如文教事业卷共包含25份调查报告，涉及到江苏江宁县、南京市郊、安徽和县、山西省等区域的乡村学校教育情况，也涉及到中小学教师生活、教学、健康等方面状况，以及对民众教育运动的调查等^［13］。另外，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也在各省展开乡村调查，其中对浙江乡村的调查于1933年7、8月间在龙游、东阳、崇德、永嘉等4县33村展开，《浙江农村调查》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4］。

可以说，1949年前学术界对中国乡村教育以及乡村民众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这其中，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富有启发；教育界不但有舆论上的呼吁更有“见之于行事”的激情。一批教育家积极投身到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把改造学校教育以适应乡村生活、从而发挥改造乡村的力量视为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