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教师的工资制度

第四节　高等学校教师的工资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高等教育必须培养一大批国家所需的,不同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当时所具有的经验和理论背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策略已与半个世纪前大有区别。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高校教师薪酬？其变化演进的历程又是如何？

一、工资改革与教师工资

抗日战争前,中国高校教师生活水平较高,国立大学教师通常有稳定的、较高的薪酬；抗日战争时期爆发后,高校教师生活待遇降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公职人员实行供给制,1951年开始向工资制转变,1956年政府制定比较完善的工资体系。1949年后,中国高校逐步国有化,劳动制度上逐渐实行统一管理的国家标准工资制度。1950年,全国统一工资分标准,工资分是一种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吃穿用实物为计算基础、折合人民币支付的工资计算单位。1955年废除工资分计算方法。1955年开始,大学与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一样,实行工作人员工资制,从而结束了包干制,这种工资制度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后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中国实行低工资制,高校教师工资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有所改善；但与抗日战争前高校教师相比,这一时期的工资和待遇有所下降。

1.高校教师工资的下降过程

高校实行低工资制度经历一波三折的复杂过程。高校推行民主评薪是教师降薪的一种方式。在解放初期,中央认为由于过去各学校教职员的薪资很不合理,某些学校发动教职员民主评薪。民主评薪对于合理调整工资和提高教职员政治觉悟方面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195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停止教职员民主评薪的指示:在正常情况下,教职员工资,应由学校负责人根据政府颁布的工资标准按照教职员本身条件来斟酌拟定,报请上级批准。学校负责人为着防止自己的主观偏见,应注意群众反映,并向有关方面个别征求意见,在发聘书时,即明订工资数目。现在某些地区,仍有采用教职员民主评薪的办法,致引起不少流弊。在评薪期间,浪费教员精力和时间,影响教学工作,甚至影响团结,影响工作积极性,斤斤计较等级,许多教员,很感厌烦。此后,各地区一般的应停止教职员民主评薪的办法。^[90]

新政府对于具体薪酬规定是降薪的另一种方式。1949年6月,《东北各级学校教职员暂行工薪等级执行办法》规定:评定同项教职员具体等级标准,有以下列原则:一、职责大小工作效果与繁简轻重占百分之五十,二、资历占百分之三十,三、工作态度与作风占百分之二十。当时,勤杂工最高86分,更夫最高96分,厨夫最高137分,小学教员最高190分,初中教员最高280分,高中教员297分,大学讲师最高322分,大学副教授最高372分,大学教授最高480分,大学校长最高580分,专家最高630分。^[91]1952年7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工资及学生人民助学金标准表》,对工资分实施全国统一的标准。当时50工资分,约合今人民币200元左右。

教会大学国有化使教会学校教师工资下降。如华中大学教工因无经济来源,教师工资下降。华中大学先与教育部协商后,达成一个折衷方案:1949—1950学年,华中大学的教师工资定为国立大学教工的一又三分之二倍,以后如果国立大学的工资没有增加,则华大教职员工的工资在以后的两年内每年递减一部分,直到和国立大学教职员的工资达到一致的水平。1950年12月,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中国也冻结了美国在华的资产。1950年12月底,政府冻结华中大学银行账户。1951年年初,教职员就工资问题投票表决,他们自愿把工资降到国立大学教职员水平,每个教职员工的月收入下降了40%。^[92]

1954年7月,邓小平在《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文中指出: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93]1954年政府发布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资调整的通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有了可能,为了适当地提高教学人员工资待遇,并进一步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教育部修订“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工工资标准表”。工资调整一般是原工资级别不动,也可考虑晋级,晋级人数一般不超过总人数的15%为限。原供给制待遇的教职工一般均应参照前条规定改为工资制。^[94]1955年10月,《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通知》。

陈明远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一文中提到,1955年底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调查,掌握了许多真实的情况。至1955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余人,其中高校教师占3万。1955年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相当于抗日战争前夕的1/6。因而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借鉴苏联“特定津贴”办法,在全国选800人,每月给新人民币500元。由于反右运动等政治运动影响,这一措施未落实。^[95]

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提出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他提出从三方面着手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一是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改变“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二是工会等组织为知识分子服务。三是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96]1956年3月,陈友松在《人民教育》组织的,拥护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报告专栏,发表《怎样拿出最大的力量来报答党的恩情》。陈在文中指出:“解放后,我是一个被包下来的旧知识分子。几年来,不论是在政治和物质的待遇上,党对我都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教授们的物质条件比农民同志们优越得不可以道里计。我们的待遇已经够优厚了”。

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以六类地区为例,研究员的工资为207元到345元,副研究员的工资为126.5元到241.5元；教授与副教授的工资、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的工资分别与其相等类似。研究生的工资定级为62元,大学毕业生的定级工资为56元,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为37元。而当时机械生产工人的工资为:八级工107.1元,一级工则仅为34元。

1956年7月10日,高等教育部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批评当时不完全符合按劳取酬原则的现象,平均主义严重。如工资等级多、级差小,特别是教授和专家的工资待遇一般偏低；教学人员和职工共享一个工资标准,不易照顾到各类人员的特点；这几年来升级人数控制过严,影响新生力量的提拔和培养。高教部预计“今年工资增长指标,全国高等学校平均为17%。”^[97]

1956年工资改革,知识分子工资的提高幅度最大,如有的大学统计全校教职工平均增幅为21%左右,其中教学人员增幅30%,行政人员为15%,工勤人员为12%。^[98]这个工资体系按各行各业分别制订工资级别,如行政分30个级别,高等教育分12个级别,工人分8个级别。这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全国党政军民事业企业的工资全部以中央定的标准发放。

1959年10月,国务院转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关于一九五九年文教部门一部分人员工资安排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文件规定高校教师工资升级面为5%。1960年3月,教育部出台《关于一九六○年高等学校和国家举办的全日制中、小学教师工资升级的几点意见》,文件指出中央批准高校教师工资升级面为40%。1963年,由于国民经济好转,国家决定从1963年8月给部分职工工资升级,虽然高校教师已在1960年升级,但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为部分教师工资升级。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工资多年不调整。

2.高校教师工资外的收入下降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教师的稿酬是教师收入的一部分。贾植芳曾回忆:1950开始,我到高等学校“插队落户”,当了文学教授,为了教学上的需要,也为了不甘寂寞,并且为了弄些钱补贴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我又译了几种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书。^[99]1953年起,中国新闻总署把苏联稿酬制度导入中国,因苏联作者的稿酬优厚,中国作者的稿酬也较高。陈明远先生认为50年代的稿酬略高于40年代,而低于30年代。^[100]

1958年7月,文化部发布《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1958年10月,文化部发布《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1959年3月,文化部再次发出降低稿酬的通知,将稿酬降低一半。1966年1月,完全取消印数稿酬,基本稿酬降低50%,著作稿为每千字2～8元。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取消稿酬。稿酬制度渐渐受到负面批判。1958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社论。《光明日报》、《文汇报》也开展批判知识分子中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其中材料有:山东大学有这样一位“教授”,他既不愿教人,也不想教书,一年之内与出版社订了八个合同,一心只望着书立说,求名逐利,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公开说“手头紧,写本书补贴补贴”。^[101]

高校教师工资外报酬逐渐下降。1964年高教部发出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有关工资外报酬制度的通知,从中披露出了一些情况表明在1955年、1956年、1958年、1963年高等教育部对于讲学和兼课待遇曾仿照苏联的方式作过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多劳多得原则,也体现了知识的价值。1964年高教部检讨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使教师只考虑个人物质利益,而且必然会逐渐扩大教师工资待遇上的差别,发展高薪阶层,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十分危险的。^[102]1965年这些规定被废除,其中有:1955年规定的教师在寒暑假间担任工作,每天发给不超过本人月工资1/25的酬金的规定,1965年规定的教师去外校讲学每小时发给本人月工资1/60～1/40的酬金的制度。废除聘校外人员兼课每小时发给本人月工资1/60的酬金的制度。废除对教育部主办的“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刊载各种论文每篇付给稿酬10～150元的规定。降低1963年规定的高校聘请校外人员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每份付给30～50元酬金,改为学校相互聘请教师和聘请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不付给酬金等等。

3.高校教师低薪酬的原因探析

1949年后的十七年中,高校教师工资和待遇有所提高,但与抗日战争前期高校教师工资和待遇相比却相距悬殊。这一时期高校教师薪酬下降原因有多种因素。高校教师的薪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低工资制相关。林毅夫先生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为了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重工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具有自生能力。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框架下,采取的是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政府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广大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防止农民分享城市工人所获得的压低价格的食物和住房等供给。^[103]在城市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来维持城市职工的低工资,以便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

学界存在另一种解释是平均主义因素。吴硕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低收入和低工资制度就要求低物价、高补贴,形成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104]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初期财政危机,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对于政府获取资源起着促进作用。即在党政机关开展反贪污、反偷税、反对偷工减料,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偷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助于尚未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的新生政府获得治理国家的费用。新生政权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维持政权的运行需要通过行政权威从当时掌握经济资源者获取物质资源。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发现高校教师在民国时期属于高薪阶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校教师规模,大幅度降低高薪阶层的工资意味着降低政府负担。新政府在财政危机下,提倡勤俭办学,发起“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使高校教师较高的薪酬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受到冲击。

伴随着高校教师的降薪过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断下降,知识的价值本身不断被摧毁。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后,中国开始批判知识分子名利思想。同年10月,《人民日报》批评了某些知识分子对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采取的消极态度。诸如:“某些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的知识,旧社会要用我,新社会也离不开我”。^[105]对于高校中“学会数理化,谁来也不怕”的纯技术观点进行批判。批判园艺学的教师说“学园艺可以经常逛西湖”,营建系市政组的教师说:“学市政建设的将来可以当市长”。^[106]这些批判使知识价值一落千丈,与此同时,高校教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下降。

1952年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崇美反苏思想进行批判,其中个人名利思想是批判的重点。当时批评教授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名利思想:如,有一位教授曾说:“我们快研究光学高温计,成功了,准发财。”另一位教授曾鼓励同学说:“学会定性定量,出门起码六百斤小米。”冶金系某教授曾说:“我的电炉炼合金钢的材料,政府给我××斤小米,我才掏出来。”批判有的教授以个人名利思想教导学生,而不是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学生。如,有教师经常对同学们说:“学工程的很吃香,现在缺乏人,出去两三年就可当工程师,拿一千斤小米。”^[107]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薪酬的态度变化。如,1953年,附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成立。杨绛认为:研究所的大小事情从方针任务、机构设置、研究计划到人员调配、工资定级,统由党员副所长何其芳亲自计划,一手包办,大权独揽。例如研究员评薪定级,基本上是他一人说了算。思想改造后,单位所定薪金,钱钟书700斤小米,杨绛与卞之琳、余冠英、罗念生同为650斤小米。到了文研所,何其芳大笔一挥,卞之琳加至710斤,高于钱钟书。钱钟书700斤小米定为二级研究员（文中有误,卞之琳）；原来同是650斤小米的卞之琳、余冠英皆为二级,而杨绛和罗念生定为三级。杨绛这个三级研究员几十年不变,直到退休仍为三级。^[108]杨绛在小说中描绘在“三反”运动中,学界被“洗澡”后调整工资情形。首先是各组人员自报公议,然后由领导评定。各人按“德”、“才”、“资”三个标准来评定自己每月该领多少斤小米。这是关系一辈子切身利益的大事,各组立即热烈响应。“丽琳表示她不如彦成,可是彦成不输余楠。”“这类的会没开几次,因为工资毕竟还是由领导评定的,一般都只升不降。余楠加添了一百多斤小米,别人都没有加。”然而“余楠其实并不得意。他并不像尚未凝固的黄金,只像找伤的癞皮狗,趴在屋檐下舔伤口。争得一百多斤小米,只好比争得一块骨头,他用爪子压住了,还没有吃呢。他只在舔伤口。”^[109]文中显示政治运动比薪酬评定更严重地伤害到知识分子,也暴露出权力和人际关系在评薪时的作用。

这一时期高校教师的薪酬变化与抗日战争时期高校教师生活水准大幅下降不同。季羡林曾对于不同时期的大学教师经济地位有评价:“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未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已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但是,三反五反、反右运动、“拔白旗”一系列的运动,社会价值信仰的变化,清末以来在社会逐渐形成的知识分子价值被摧毁,尤其是海外回来的学者在在特务、间谍这种可怕的帽子满天飞和环境下,“人人自危,个个心惊”。^[110]

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高校是反右的斗争重地。伴随着这种政治运动,部分教师待遇逐渐下降。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月8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95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对于右派分子分类处理；情节严重,实行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其他的处理有降低原有生活待遇,安排低薪工作,降职降薪等。1957年反右运动中55万余知识分子定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一般受到开除公职,降级降薪等不良待遇。^[111]

1958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湘郴《读二级教授现形记》,对于天津师院一位教授进行丑化式批评:“象顾教授这一类的学者、专家,虽然在新社会里已工作了好几年,也经过了几次思想改造的学习,也得到了人民给他们的最优厚的待遇,可是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并没有挖掉那顽固的腐朽了的资产阶级的老根”。

1960年10月,《高等学校要更好地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文是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剥削阶级几千年来极力倡导,并利用高官厚禄收买知识分子”。社论还指出: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还将保留若干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物质待遇上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某些不合理的差别。^[112]显然,这一社论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待遇定性为被“收买”的结果,而不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应得的报酬。

1964年3月,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讲话,非常强硬地肯定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我们如果按革命的办法办,知识分子还会来。如果按资产阶级的办法办,知识分子就不是我们的,或者跑到国外去,或者搞复辟。搞革命,知识分子到会来。我们不能同美国比物质刺激,要比革命精神。^[113]

二、教师职称与教师工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高校教师职务名称基本上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4级分法,原有等级的教师基本保留。随着新的师资力量不断增加,高教部于1954年开始陆续办理教师晋升手续,1956年办理提升教授的工作。1957年反右开始后,该项工作停止。1959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有较大发展,国家培养一大批新的高校教师。由于高校教师大量增加,1959年11月26日,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道:邓小平的同志说,这要有个条例,在高等学校就是搞教衔,叫“职务名称”吧,有教授、讲师、助教,搞这个东西有鼓励作用的,由教育部负责搞。^[114]教育部草拟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1960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下发。正式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规定为高校的“教师职务名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比较系统而又完整的专业技术职称方面的法规。高校实行的是教师职务任命制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对教师的评聘和晋升主要是依据学历、资历、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表现等情况来确定。在整个“文革”期间,高校教师职评工作一律停止。

1.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

新政权建立初期,为了解决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也曾具体规定:维持、恢复或创设新的正规学校,以便长期地培养大量新的知识分子,使原有大中学校的教员、教授得以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但目前“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争取团结改造原有的知识分子身上”。^[115]1949年9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教职员工之聘任原则”的通知,对补充和增加教师数量的不足而重新任用的原则作了规定。其中,各学校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增教师:（1）各系如有教师过少,不得增聘教师无法开课者；（2）自下年度起增加班次,但确无多余教师者；（3）学生人数过少,必须分班授课而教师实在不敷分配者（理工学院一般的每班四十人为准,文法教三院一般的每班以百人为准。公共必修之政治课除外）；（4）原有教师离校或他就,其所授课程必须开设,而本校却无人能担任者。对于新聘教师,大学“必须注意选择学问笃实,在政治上至少不反动,且能力求进步者”。^[116]

1953年马叙伦指出:师资一般数量缺,质量不高,理工科的师资特别缺乏,这是当前高等教育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全国高等学校现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五,数量上似乎并不算少。但一般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虽有提高,多数还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其中半数是青年助教,暂时还不能担负教学的任务。^[117]

196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118],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提升应该以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为主要依据；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高校本科毕业经一年见习期考察,提升为助教。对于助教工作成绩优良；掌握了本专业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与技能,能够独立讲授某门课程,并且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知识能力；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顺利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可提升为讲师。规定对于副教授提出三项要求:（1）能胜任本专业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教学工作,质量较高,成绩优良。（2）对本门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理论知识和比较丰富的实际经验,在一定的业务范围内,能够密切联系实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取得显著成就,提出具有一定水平的科学论文,或者在生产技术方面有较大的贡献,或者在业务技能上有较高的造诣。（3）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对于教授,只要能证明在常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已具有更高水平。

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高教部认为国务院1960年颁布的职务规定在外语和科研上比较灵活,实际上,许多地方产生只要教师没有论文或者不掌握一门外国语就不给予提升职务的偏向。

1963年教育部下发《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提升工作问题的通知》,教育部指出在近二、三年来,各地区、各高等学校在办理确定与提升教师职务工作时,有些地区和高等学校,对被确定与提升职务的教师的业务条件有审查不严,掌握偏宽的现象。有些新提升的讲师还不能开课；有些新提升的副教授,长期没有担任过教学工作,或者没有什么科学研究成绩,或者外文水平太差。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出建立对于教师定期考核任务和业务评审制度。提出对被确定提升的教师,主要是教授、副教授的主要论文和著作,学校业务评审事先必须请校内有关单位的两名或三名同专业的水平较高的教授、专家仔细审查,提出书面意见。重新对教师职务进行高要求的严格审查。^[119]

2.教师队伍中的各类成员与工资

这一时期,高校新教师的补充主要由国家分配,而不是由高校在劳动力市场上聘任。国家选拔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入高校。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吸纳教师的渠道。其一是苏联专家。1949年后中国聘请苏联专家,到中苏关系恶化,至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对华援教的苏联专家根据苏联方面统计在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专家分别是615人和1269人。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研究,不少专家得到的报酬是其在苏联工资的5倍；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还高。苏联专家贡献十分突出,1949—1960年间,对19000名中国教师进行培训,这一数量相当于同期新增大学教师总数的1/15。^[120]其二是归国留学生。1949年后中国国际教育交流的主要对象国从美国转向苏联。从1950年到1965年,中国向外国派遣10688名留学生。一部分回国留学生成为高校教师。中国高校教师队伍中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归国留学生。与1949年前,教师队伍中留学生人员比例大幅下降。其三是由分配到培养的大学生。1951年全国工学院调整,扩大招生,师范资不足。高教部部长马叙伦要求:因新生骤增,必须补充1500名助教,内917名工学院助教,其余为理学院及政治课助教,此数希望商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在1952年毕业生中留用补充。^[121]这是高校通常吸收教师的渠道。1960年杨秀峰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指出目前师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数量不够、质量不高、队伍不纯,特别是高等学校、国防尖端专业师资缺乏。他提出关于高等学校师资来源,除分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外,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为了解决尖端专业和薄弱专业的师范资的迫切需要,还可以抽调相关专业6%～8%的学生预先培养新的师资,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办理。^[122]

不同类型高校教师,除苏联专家外,在薪酬方面没有较大差异,一般都按照国家颁布的工资条例和规定配给。

3.教师职称结构与工资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教师渐趋增加,1965年9月,全国有高校教师138116人,其中教授3506人,副教授4382人,讲师29200人,助教89417人,尚未定职的11611人。

这一时期从职称结构分析,全国中高级职称在专任教员总数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教授人数下降,1949年为4785人,1965年为3506人；教授在专任教师队伍中的比例急剧下降,由1949年占30%到1965年占2.5%。副教授从2168人增加到4382人,但是副教授所占比例由14%下降到3.2%。助教、教员和讲师在1949占56%,到1965年上升为94%强。（见表5－2）

表5－2　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的构成百分比（1949—1965）^[123]

这一时期专任教师所占比例较低。1965年全国专任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41.5%。如,1952年南京大学编制教、职、工总数622人,其中教员270人,职员189人,工友163人。全校职工数多于教员,而职工中又以行政系统人员比各系多,形成头重脚轻,工作很不深入。依照我校现有人数已超过编制,但其中非编制人员约占1/8。^[124]

政府规定不同职称的教师不同工资待遇。但是这一时期高职称教师的比例逐渐下降,并且高校内部不同人员之间分工混乱。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曾举一个实例,有一位煞费苦心的教授做实验,领到了试管、烧杯、蒸馏器等之后,这位教授用了将近两个星期的工夫亲自将仪器洗净,因为学校却不肯派一位实验员帮他做这类事情。他认为这种浪费比基本建设中长材短用要严重得多。^[125]

三、教师工作量制度与教师工资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量标准或者业绩考核是师资管理的基本环节,中国对各级教师职责的规定主要有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

1953年3月,《高等教育部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中,高等教育部指出华北、华东、中南大多数高等学校忙乱现象在去年10、11、12三个月较为严重,教师每周工作量一般约在60～70小时之间,助教一般在70小时至80小时之间,个别教师、助教甚至有达90多小时者,其中以工科教师负担为最重。^[126]

1955年3月,杨秀峰在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报告谈及工作量问题,^[127]他指出工作量制度不完全学习照抄苏联,打了70%的折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我们的新教师比较多,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学习。下面负责的同志都欢迎工作量,因为过去教师不肯多教,现有了工作量一定要教,但是具体困难也不是没有。高教部是根据中宣部意见暂缓执行,高教部认为:像这样问题应该先在党里,比如说在中央宣传部里好好讨论研究一下,然后党和行政一起贯彻这个东西,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是分散主义,另外就是急躁。“现在发生这样的问题,当前有30%的教师超过定额,超过定额就发生这样的问题:多要钱,否则就不担负那么多的任务,这样学校就需要再找人。我们要定一个先进的定额,不要定的过低。”我们起草一个文件,准备送到中宣部研究。

1955年7月,中国高等学校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试行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128]陆定一披露学校工作量制度的起源:“高教部来了一个苏联专家,他一来就发了一个宣言,说我来就办一件事,就是搞工作量。工作量是什么？就是级别高的教授少教书,级别低的教员多教书。”^[129]当时规定教授、副教授全年教学工作量最低额为480～530小时,助教最低额为540～590小时。当时将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了教学工作量制度中,如考试、答疑等。这是一个设计较为完整的工作量制度。当时规定超额完成工作量的,每小时按担任超额教学工作的教师原月薪的1/60发给工资,但教师全年因担负超额工作所得的工资,以不超过这一教师全年基本工资的50%为原则。当时还对一些特别情况进行了工作量减免,如新开课、兼职人员、进修人员、编写和翻译教材的人员等。

1957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前三天,高等教育部停止实行教师工作量。教育部行文简短:试行期间,发现有些规定不切实际之处,对文史等方面的教师更难于实行,现经检查研究后,决定自1957—1958学年起停止试行。在新方法未确定之前,各校根据各系各教研组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教师工作量。^[130]

1963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指出教师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般由教学研究室组织进行。各校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总工作量,一般可以占全校教师工作时间的10%～30%。

1964年12月,高等教育部党组对于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办法、教师外出讲学酬金和对教师职务提升标准的掌握等进行检查。中央宣传部认为所谓工作量的办法,是死搬苏联教育制度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方法的推行,对拿高薪的“专家”、“教授”有利,对大批政治上想前进的青年教师则是很大的束缚。认为这是躺在苏联专家身上,不按中国革命实际办教育的办法。^[131]

由于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固定了每位教师的薪酬,因而教师贡献大小和努力程度无法动态调节；但学校安排教师的工作量却是相对灵活的,工作量成为调节教师劳动的一种方法。

高等教育机构属于事业单位,除了集体福利事业和职工生活补助外,单位福利的一大项是住房福利。由于单位占据了主要的社会资源,教师的社会身份事实上是由单位成员在单位中所处的序列和整个单位体系中的序列决定的。高等学校由于隶属于不同中央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教师福利待遇也个个不同。

【注释】

[1]500601,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5-26.

[2]510518,马叙伦: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2.

[3]511025,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5.

[4]511130,马叙伦: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1.实际招生59000人。

[5]曾昭伦.大学的专业设置问题［J］.人民教育,1952（9）:7.

[6]530124,习仲勋:1953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89.

[7]530210,马叙伦: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92.

[8]530916,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8.

[9]530210,马叙伦: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92—194.

[10]540517,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24.

[11]550317,杨秀峰在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35.旧币制一万元,1955年后改为一元。

[12]560620,杨秀峰:当前高等教育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41.

[13]560926,林枫:关于我们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99.

[14]550730,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90.

[15]560927,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02.

[16]580415,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22.

[17]580620,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38.

[18]58091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61.

[19]590112,陆定一同志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75.

[20]590301,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83.

[21]590428,杨秀峰: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96.

[22]590517,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的通知［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01.

[23]591126,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32.

[24]591109,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29.

[25]600307,陆定一同志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62.

[26]601130,张际春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14.

[27]601205,杨秀峰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1.

[28]610207,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7.

[29]610406,教育部关于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34.

[30]610810,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纪要［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55.

[31]610810,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纪要［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55.

[32]620516,林枫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3.

[33]620525,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学校教职工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5.

[34]631129,杨秀峰:教育事业要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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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80415,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22.

[42]580610,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35.

[43]580620,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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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01205,杨秀峰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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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50822,高等教育部关于执行全国高等学校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实施办法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00.

[58]550317,杨秀峰在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35.原文为旧币,作者将之调整为新币；旧币一万元,为新人民币一元。

[59]620525,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学校教职工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100.

[60]630429,教育部关于试行《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的通知［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166.

[61]63101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的经费、人员编制和研究生的助学金及其他生活待遇问题的几点规定［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19.

[62]641024,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校办工厂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试行意见［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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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90112,陆定一同志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78.

[74]590517,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的通知［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03.

[75]591126,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32-935.

[76]600307,陆定一同志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62.

[77]601205,杨秀峰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4.

[78]610207,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9.

[79]620525,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学校教职工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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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40307,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55.

[114]591126,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35.

[115]［日］大塚丰著,黄福涛译.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9.

[116]关于教职员工之聘任原则［A］.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法令选辑［M］.1949:9-10。引自大塚丰.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8.

[117]530715,马叙伦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与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18.

[118]600216,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56.

[119]630921,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提升工作问题的通知［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15.

[120]大塚丰.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36、237.

[121]511130,马叙伦.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1.

[122]601205,林枫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1.

[123]《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72-973.陈东原主篡.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404台北影印版.百分比由作者计算.

[124]南京大学1952年度工作报告之八［A］.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下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

[125]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19.

[126]530313,高等教育部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96.

[127]550317,杨秀峰在在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38.

[128]550711,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83-484.

[129]650907,陆定一同志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上所作的报告（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65.

[130]570605,高等教育部关于停止实行教师工作量的通知［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62.

[131]641225,中央宣传部转发高等教育部党组枙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办法等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枛［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