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及其意义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意义

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是把劳动力作为资本的一部分看待，把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视为资本价值的重要标准。1924年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中对这一理论已有初步的阐述。1935年美国学者沃尔什出版《人力资本论》，标志着这一理论的确立。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真正开始影响教育改革是在1959年舒尔茨出版《人力投资》和1961年出版《教育与经济的增长》之后。

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教育改革的理论，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学校教育的质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根据舒尔茨的研究，1900～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额增加了45倍，教育经费增加了85倍，而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利润增加了35倍，教育投资所获利润却增加了175倍，国民经济增长额的1/3应归功于教育。第二，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高收益投资，没有对人的大量投资，经济增长，以至现代文明就不可想象。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关键。各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先天能力是平衡的，但后天获得的能力却相差甚远，各国人口和劳动力质量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后天的能力。教育在改善人口质量方面起很大作用，教育是一种生产性活动，教育能够增长一个人的能力，包括技能、技术、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等。

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点是把教育与经济结合起来，把创造经济效益作为发展教育的目标，通过教育带来的经济效益评价教育效益。具体来说，人力资本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教育改革。第一，带来了教育观念上的巨大变革。传统的教育观把教育看成消费性事业，教育投资是消费性投资，发展教育被视为兴办福利。人力资本理论纠正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消费性的，而且更是生产性的，对教育的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教育应该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我国提出的“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以及“科教兴国”等等，其实均含有人力资本理论的主张。第二，人力资本理论成为20世纪中叶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使教育改革形成了朝着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三，人力资本理论促进了国家和经济界对教育改革的干预。1961年，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召开了“关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投资的改革会议”。会议的总结报告即为《经济发展与教育投资——OECD十年后的教育目标》。它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制定OECD成员国教育发展战略，要求成员国增加教育投资，以使教育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1962年日本文部省发表了具有改革性意义的教育白皮书《日本的成长与教育——教育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其依据的理论也是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普遍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并以此为杠杆引导教育改革朝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改革。第四，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投资和效益的研究规定了教育改革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投资与效益的研究成果和对40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的调查，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教育投资重点为初等教育，这无疑为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第五，人力资本理论为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援助提供了依据。“世界银行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有关各级教育的成本与收益的资料作为其投资决策的依据”。世界银行改变了以往一味投资于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济部门，而转向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最贫穷的国家最需要在教育经费方面得到帮助，因为在教育上的投资能取得最高的经济效益”。

人力资本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它对促进各国政府增加教育投资，推动世界教育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除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外，世界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41806万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1100105万亿美元，增长68倍，而同期全世界教育公共总开支从515亿美元增加到6275亿美元，增长11.2倍；这一时期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2倍，而人均教育开支增长7倍。按学生每人占有的教育公共费用，1981年发达国家生均2272美元，是1960年的86倍，发展中国家为221美元，是1960年的69倍。1960～1982年，世界初等教育入学人数从3.39亿增加到5.75亿，增长70%；儿童入学率从82%上升到94%：中等教育入学人数从8309万增加到2.368亿，增长185%，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惊人，入学人数从1319万增加到4959万，增长276%。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惊人，亚洲增长了319%，非洲增长了77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了948%。

人力资本理论由于其固有的欠缺，在指导教育改革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政策性失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批评，影响逐渐下降。

首先，人力资本理论单方面过分地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即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把教育的经济功能提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未能科学地说明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在教育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之间的相关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以100个国家为对象的一项深入研究表明，这些相关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绝不意味着教育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有的国家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原理，加大教育投资以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教育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但并未得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使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失去平衡的危险。教育与经济之间确实有着重要的关联，但其性质也许比人力资本理论所推论的简单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其次，由于人力资本理论过于强调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使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了过分的夸大，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的其他功能遭到漠视，教育目标极为功利，变异为仅仅是培养经济人，学校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采用均围绕着教育经济功能的发挥进行，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校教育出现了许多道德问题，被认为是“西方道德教育的衰亡时期”。再次，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分析并不全面，它过分强调知识技能和智力发展对经济的意义，忽视了人格个性特征等非智力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中学当时所开设的课程中，绝大部分是与生产和经济活动有关的科学类课程，与学生人格和个性发展相关的人文类课程却寥寥无几。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力资本理论给教育带来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偏差逐步显露，各国教育改革计划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开始对这一理论进行反思，认识到发展教育需要对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进行综合的规划，进而确立一种适应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不能过分强调教育某一方面的功能。否则，不仅会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和社会发展的失调，而且所强调的社会功能也不可能得到持续发挥。

人力资本理论对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意义和价值并未随着对其的批评和矫正而消失。相反，这个理论被各国教育家作了改造，继续给教育改革以影响，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即现代教育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观点，不仅成为教育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成为教育改革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客观地讲，舒尔茨和贝克尔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而这种知识和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生产的活动中实现其价值增值，即可以带来剩余价值。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的推动力，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作用上。首先直接作用表现为，人力资本直接增加工人的边际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劳动的边际产品是指在资本投入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一单位劳动投入量所增加的产品产出量。边际产品的上升代表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其二，间接作用，即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产生溢出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整体处于一个比较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接受新技术、帮助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很高。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对社会产出的贡献，而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达30%～40%，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估计可以高达20%），也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5%～20%）。人力资本不仅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还推动其他要素的进步。它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人力资本积累能够增强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新技术、新知识、新产品和新工艺将促进经济增长。二是人力资本的增长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与吸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其变化日新月异。越是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越能很好地适应各种变化，并反过来更好地推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新思想、新技术的本土化，以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都迫切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为大量实物资本的投资，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也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员去操作。需要高效率运转的项目投资尤其如此。而且，中国当前大量不熟练劳工进入城市，也需要高素质人员去培训他们。

总之，人力资本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人力资本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因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打下良好的人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