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论危机

奥登论危机

布若所论的理性的危机并没有随第一次大战的结束而告终。至少在穆吉耳(Robert Musil，1880—1942)和奥登(W.H.Auden，1907—1973)那里，战争和文明的危机同时深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社会。

奥登(Hugh Auden，1907—1973)

戈罗·曼^[1]曾称奥登是他所见过的最睿智的人。奥登一直意识到当时作用在每个人心里的一股力量。诗人的词章、专制统治者的势若中天，他认为都不外是同一力量的表现形式。他在194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容格在说‘希特勒是每个德国人的下意识体’时，走得还不够远。说希氏是我们每个人的下意识体，恐怕并不为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认为，当我们在思考时，我们是完全负责的、合乎逻辑的，而当我们行爱时，则于二者全然无涉。这一发现导致人们相信，责任感、逻辑与爱情只是些无意识的字眼;人们并未因此而幡然省悟，反倒被带到了虚无主义式的绝望之境。”他在同期写的一首诗《危机》(后来更名为《他们》)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们从何处来?这些我们畏惮的主儿，/当我们最亲切的场所/被他们的扭曲之翼投下了凄寒/使脆弱的朋友、水管、鲜花，朝不保夕……我们发现树林哑然/天空不再庇护任何人，我们清醒着/他们，像农夫们，知道要什么和怎么做/但却把他们的恨指向我们……我们从未长得够大;我们的军队/预言的比我们希望的更多;即使它/必须为我们表达宽恕的必要。”

当他的一位朋友问他，“危机”指的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危机指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上的危机，也就是说，是理性与心(感情)的分裂、个人与群体的分裂以及自由放任而力不从心的社会上层和希特勒与休依·朗(Huey Long，1893—1935，美国政治家，曾任路易西安那州州长和参议员，以善演讲著称。他的‘均富’政见博得了当时穷苦白人选民的广大支持。)那样的善于煽动、极能迎合民心的政客之间的分裂。”

奥登一直在思考这一力量的涵义和它正在塑造欧洲命运的可怕方式。他试图摆脱那种扎根在相信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思路，寻找一种奠基在神学基础上的世界观。他也许无憾于一生的追求，无憾于最后找到的内心的归宿，但他的不苟同时流、特别是他不以英国为家(1957年他在澳洲买了房子，才偶尔称它为“家”)，大战期间他拒绝回到英国，更是备受国人痛诟。他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对于免受谴责者的羡慕和对里尔克拒绝“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情，认为有所意识而拒绝理解才是更高的勇气。1956年牛津大学遴选他为诗学教授，从他的就任辞和为此而作的诗《将不会有和平》中，我们不难读到他心上难以平复的创痕。

【注释】

[1]戈罗·曼(Golo Mann，1909—94)是托马斯·曼的儿子，他本人也是德国知名的历史学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