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试验主义与教育的创新
陶行知在1917年留美归国，即在南高师教育研究会会刊第1期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一文。竭力提倡试验精神。陶师介绍了西方教育之进步均由试验而来，如斐斯培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杜威等大教育家之学说，都是从试验而来。所以，陶师认为“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Ⅰ，245）陶师举了德国的例子：中世纪以前，德国等于化外之民；十七八世纪，德国学法国，可谓勤矣。此外，德国对英吉利，希腊之文化，皆无所不吸收。这是德人师天下之时期。至18世纪初，哈里大学、郭丁斯堡大学相继成立，皆以宣扬试验精神为务。其后，赫尔巴特、福禄贝尔等教育家先后辈出，凡所建树，皆源于试验。至18世纪末时，复与所谓国家主义会合，以国家主义定目的，试验主义定方法，相演相成，用著大效。故18世纪末叶之前，德人师天下；而18世纪末以后，天下师德人。其成功之奥秘即在德人的试验主义精神。
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仿效欧洲大陆，但从包尔生创设心理实验机构以来，使学者趋向一变。至20世纪初，凡著名大学均设教育之研究机构，试验教育心理者以百计，其试验心理者与从事实地试验教育之人，遍及全国，教育因之而迅速发展。
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教育发达，非有试验精神不为功。
陶行知说：“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Ⅰ，5）
1917年陶师批评中国以往的教育说：“吾国办学十余年，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故拘于古法，而徒仍旧贯者有之；慕于新奇，而专事仪型者有之。否则思而不学，凭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即不然，则朝令夕罢，偶尔尝试。”（Ⅰ，246）中国教育之改革，以往只注意官名的变化。例如，提学使（清未学官名）不好，改为教育司；教育司不好，改为教育科；教育科不好，改为教育厅。陶师指出问题在于“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陶师指出中国教育没有多大进步，实有其根本方法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他举了五种情况：
一是依赖天工。陶师指出：“善试验者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惟其以人力胜天工，故能探其奥蕴，常保其新焉。”（Ⅰ，6）
二是沿袭陈法。陶师批评说：“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Ⅰ，6）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问题既异，方法当然随之而变，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如果用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人之问题，往往不适合，这样如何能进步？陶师说：“欲求教育刷新进步，必先有试验，以养成其自得之能力。能自得，始能发明；能发明，则陈法自去，教育自新矣。”（Ⅰ，6）
三是率任己意。陶师批评说：“教育为一种专门事业，必学焉而后成。然从事教育之人，偏欲凭一己一时之意，以定进行之趋向。故思而不学，凭空构想者有之；一知半解，武断从事者有之；甚至昧于解决，以不了了之者亦有之。”（Ⅰ，7）空想，武断，不了了之都无新之希望。欲改此弊，陶师认为“必使所思者皆有所凭，所断者皆有所据；困难之来，必设法求所以解决之，约束之，利用之；凡此皆试验之道也。”（Ⅰ，7）关于这一点，后来陶行知指出：“中国兴学二十多年，对于教育学术贡献太少，推究原因，就是因为教育界的人把教育问题，看得太普通，太浮泛了。大家都以为教育是一个囫囵的问题，是一件囫囵的事业。……都犯了一个博而不精的毛病。”（Ⅰ，480）这种毛病在今天仍然有其残余。
四是仪型他国。从洋务运动以来的近150年里，号称“新人物者”层出不穷，他们以仪型外国为能事、以新人物自居。陶师指出：“彼岂真能新哉？夫一物之发明，先多守秘密。自秘密以迄于公布，须历几何时？自公布以迄于外传，又须历几何时？况吾所仪型者，或出于误会。以误传误，为害非浅。即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时日。恐吾人之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Ⅰ，7）在陶师的教育实践里，他从一开始，便抓住了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坚持边实践、边研究。他也读洋书，而且读得比人家多。但不迷信洋书，不为洋书所役。所以，他认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若能实心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公共原理，足以教人。教育之进步，可操左券矣。”（Ⅰ，7）陶师是留美归国的，但他一生都在提倡“回归故国：从中国本土考虑发展教育。”（Ⅵ，378）
五是偶尔尝试。陶师指出：“计划不确，方法无定，新猷未出，已中途而废矣。彼真试验者则不然。必也有计划，有方法，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具有百折不回之气概，再接再厉之精神。成败虽未可必，然世界由此而进步，教育亦由此而进步。此岂持尝试之见者所可能哉！”（Ⅵ，378）
陶师所指出的五种弊端，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百年未决的问题。究其根源，正如陶师所说：“我国凡百之病态，为麻木不仁。教育界之麻木不仁尤为百病之根。”（Ⅺ，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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