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史上一种专门为科举而出现的科举制度

一、从祖制说起

“传统”两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明确的解释：“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那么，传统教育就是世代相传、具有传统特点的教育。那么，传统教育的这个传统特点是什么呢？

说来也简单，就是“读死书”三字。

其实，读书并不坏，问题在读什么书？怎样读？这就出现了传统教育的又一个特点。中国早在周代就建立起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相结合的制度：国家的管理人才从学校教育中来，学校教育为培养国家管理人才服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对这种制度最简明的概括。

至两汉时期，实行“察举”——由地方官员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办法。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下诏全国察举。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也就成了熔铸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最基本材料。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以来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大一统帝国，是为隋朝（581—618）。为了加强统治，隋朝在选官制度上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发动了一场宫廷论战，使更多人认识到以门第取士之弊端，使考试录官的新制为社会普遍公认。公元587年，科举制度终于取代了形形色色的以门第取士制度。

唐朝（618—907）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得到确立，所有读书人，不论财产、地位、出身，均可报名参考；科考形成了制度化、常规化；采用分级考试，逐层筛选，选出优秀人才。

两宋时期（960—1279）。在唐代科举的框架上作了深层改革，使科举真正成为一种独立，完善和成熟的选官制度，为“文官治国”的国策服务。在科举改革后，王安石力图为土子们制订一个统一的思想标准，他潜心研究儒家经典的“经义”并撰写了《三经新义》和《字说》。三经即《诗》、《书》、《周礼》。王安石试图找到一种在科考中阐述儒家经典的范式，他也亲自写范文。实际上，王安石所做的是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的标准化、一体化的首次努力。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实际上发源于宋代，由宋代的两个方面汇流而成：一是王安石所做“经义”文章形式，要求考生在有限的篇幅里，突出主题，层次分明，句式有致，是一类有形式化、定型化倾向的议论文；另一个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和系统，因此《四书集注》便成了宋儒的代表作。至明、清，朱熹的孔孟之道与王安石所创之“科场命题作文”形式、议论文技法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古代文体史上一种专门为科举而出现的奇特的考场文章即八股文。

明清时代的科举已经形成一个层次、等级、条律等方面名目繁多的庞大的科举体系，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形态。这时的科举考试由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组成。

乡试（又称“大比”），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日程和考试科目如下表：

乡试得胜者称为“举人”。乡试是明清科举中竞争最为激烈艰巨的一关。

会试：次年三月，举人们选京考试，此称“会试”。会试后列正榜者为“进士”。

殿试：在古宫保和殿进行，主考官是皇上。殿试录取分三甲，第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第二、三甲分别有一百余人和二百余人。

即使中了状元，也只得一个小官位，相当于一个州府长官，大部分人连知县都混不上。中国的学子耗尽青春年华，苦读了多少年的儒家经典，为的是什么？一句话：读书为做官。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朝野震惊，于是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力主变法图强，历陈八股之弊，改革科举制度。1900年又有八国联军入侵，1901年清政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光绪下诏改革科举，其中规定“凡国书、五经文、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举行殿试，光绪皇帝主持殿试。甲辰第一甲第一名是刘春霖，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从隋文帝杨坚开创科举制度（公元587年）至末代状元刘春霖（1904年），中国的科举制度历经1317年。在中日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战事后，清政府开始着手教育改革，不得不放弃祖制而全盘引进西方近代教育。

从两宋科举与教育合二为一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都变成了各种不同的科举考试资格预备班。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物，失去了它的独立性。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其目的是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实现“文官治国”，以巩固封建统治，它造就了中国的学子士人只能走科举入仕之途，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和出路。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的学子士人只读儒家经典，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八股文的操练，更使中国的学子士人的思想变得迂腐与僵化，从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浅陋无能的人。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自立、自强及发展的最基本的功力，而中国古代在第二个千年里，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正是由儒家传统知识观和科举制度影响下，使中国古代的教育步入误区。

对于这段漫长的历史，陶行知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我国先秦诸子如老子、孔了、孟子、庄子、墨子、杨子、荀子等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他们好比是根据自己的准备金发可靠的钞票。……汉朝以后，学者多数靠着孔子的信用，继续不断的滥发钞票，甚至于又以所滥发的钞票做储备库，滥上加滥的发个不已，以至于汗牛充栋。……等到八股发达到极点，朱注的‘四书’被拥护上天的时候，全国的人乃是以朱子所发的钞票当为准备金而大滥特滥的去发钞票了。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Ⅰ，144）

从陶师的这一段话中可知，先秦诸子“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然而过了多少世纪，人们仍停留在先秦诸子的水平上，把儒家的书都嚼烂了，也没悟出什么新东西，学术的进步几等于零。

中国经历了1317年的科举制度，把一个古老文明的古国变成了一个受人欺凌的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与多少个列强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如此一个迂腐僵化的文明古国，列强是如何看待它呢？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里，他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他说中国人是“半死不活的动物”，他认为中国应该被淘汰，被消灭。（Ⅳ，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