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

三、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

陶行知说：“教师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Ⅰ，395）此话是陶先生在1921年底说的。陶先生反对人们抱着金钱主义去从事教育工作，把教师的工作当作挣钱的生意那样去做。那时，有许多教授，中学教师在几个学校里兼职，多拿薪俸，结果成了“知识贩子”或“卖话者”，不能全心思投入教育，实在误人子弟。后来在1925年底陶先生发表《学做一个人》一文中指出：“要做一个整个的人”，其中一种就是“一身兼管数事的——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结果是只拿钱不做事。”（Ⅱ，290）当时从政府官员至教师普遍存在此类现象。

陶行知身先士卒，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为了从事中国大众的普及教育，侃然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长、教授之职，那时他的月薪是三百大洋，但到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任专职总干事后，月薪只有一百了。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把教育普及到全国人民中去。后来他办晓庄师范，任校长，1939年又当了育才校长。不少人风趣地说，陶先生是“一落千丈”，从大学教授直落为一个小学校长。陶行知说：“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本来事业并无大小：大事小做，大事变成小事；小事大做，则小事变成大事。”（Ⅷ，190）陶师不需要金钱吗？不是，他反对的是金钱主义，如果一个人处处事事以金钱为重，那么就做不成大事了，他在金钱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以事业为重。难道陶先生一点也不考虑金钱吗？也不是，在育才创办后的第二年四月皖南事变以后，由于物价飞涨，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育才学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全校师生只能喝稀饭。这是陶行知最艰苦的日子，饱尝了没有钱的痛苦，育才上百个天才儿童几乎要被扼杀在贫困之中。不少人劝陶先生，说他是抱着石头过河，放弃育才吧。但陶行知却说：“我是抱着爱人过河。”在他的带领下，育才师生终于战胜了困难，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陶行知对金钱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说：“我们别把钱看得太大了，因为钱之上，还有比钱更大的大事；也别把钱看得太小了，因为钱是用来做大事的”（Ⅱ，154）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陶行知作为中国人民的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他所到之处，都有他的演讲，有时还组织华侨义演。他所得之华侨和国外友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捐款、捐物，陶行知通过宋庆龄全部交给了八路军。由此可见，陶行知为了抗战的胜利，多么爱惜金钱和一切财物。

陶行知回顾说：“最近就有人说我陶行知是一步步下降，我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级使用当小学校长、教小娃娃了。有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善于趋炎附势，个个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不是面团团而为官商大亨，就是官至委员、部长、厅长，趾高气扬，别人也羡慕得很。说我没出息，才步步下降。但我是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就是让我当一名小学校长，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而且很愉快，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Ⅺ，721）这是抗战最艰难，育才学校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陶行知说了这番话、自勉勉人。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陶行知只要折一下腰，黄金、钞票，达宫都会立刻到手，但是，生来一身正气的陶行知，他一生都在为劳苦大众的普及教育，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丝毫没有动摇过，他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虽然他没有活到共和国的成立，但历史证明陶行知一生的道路是正确的，历史公正地为先生划了一个句号，也为那些人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早在1921年，陶行知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深刻地指出：“教育者应当知道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Ⅰ，359）“我以为好教育者，应当具有灵敏的手去抓机会，并且要带千里镜去找机会，机会找着了，就用手去抓住彼，不断地还要尽力去发展彼……简单一句话，教育者的责任就是‘不辜负机会，利用机会；能用千里镜去找机会；会拿灵敏的手去抓机会’。”（Ⅰ，365）陶行知是在1921年夏天说的，他那深邃的智慧已洞察到“教育者的机会”已历史地到来了，不久，他便发动了（与晏阳初、朱经农合作）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之后又紧密地配合形势的发展，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抗战教育与民主教育运动，直到生命的最后。

陶行知的一生告诉我们，教育只有把它当作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的武器才有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