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教育社的成立

一、国难教育社的成立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饱尝着列强的欺凌。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2月12日，陶先生与何香凝、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800余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陶先生被推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宣言》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并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陶先生为理事。会后，陶先生与沈钧儒等率工人、农民及各界爱国人士万人游行示威，徒步四十里，到保山庙行镇公祭“一二八”牺牲无名英雄。2月1日发表《战斗》一文，陶先生指出：“只有战斗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战斗才有做中国人的意义，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Ⅲ，706）陶先生高度颂扬工人梅世钧在受了日本工头凌辱单身匹马与东洋人勇敢搏斗的英雄气概，写了长诗《思梅曲》。2月10日，陶先生致函冯玉祥将军，请他起草对士兵实施国难教育之办法和察哈尔训练士兵抗日之经过。1933年，冯将军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1936年2月16日，陶先生发表《民族解放大学校》一文，写道：“这个大学校，自二十四年（注：1935年）十二月九日起，已经开学……他的导师多着咧！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小孩，前进的知识分子，都有资格做这大学校的导师……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这门功课叫《民族解放教学做》，简单一点，它叫做《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先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教救国，学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学救国。”（Ⅲ，707）

1936年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公推陶先生为理事长并主持起草《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国难教育社宣言》及《国难教育社简章》等文件。在《宣言》中指出：“国难教育，是民族解放中最重要的工作”，“抢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是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或汉奸的中国人所应有的责任”，“要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最主要的就在暴露并廓清‘奴化教育’和‘买办教育’的理论，就在暴露并廓清一切歪曲事实麻醉大众的理论”。《宣言》认为：“单有理论，没有行动，还是不够的”，“只有有组织的力量，才是真的战斗的力量，只有集体的行动，才是真的战斗的行动。”（Ⅲ，801）国难教育社总社设在上海，由张劲夫任总干事。

在《缘起》中指出：“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了……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的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的自由。”（Ⅲ，798）《缘起》呼吁：“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Ⅲ，801）

1936年4月，陶先生组织“小先生联合会”，其宗旨为：“前进的小先生联合起来，普及大众教育，图谋儿童与大众的幸福。（Ⅲ，798）

自从救国会成立以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于救国运动的破坏始终没有停止过。4月16日，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反对破坏救国运动宣言》，同日发表《为抗议军警围捕复旦学生宣言》，《儿童节穷苦儿童联合纪念会宣言》。与此同时，陶先生关注着沪西、沪东的工人夜校、识字班、山海乡村幼稚园、亭子间工学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