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时期的汤若望

第三节　顺治时期的汤若望

一部在明朝20年未能颁行的历法，在清朝却得以短时间内颁行，这使汤若望欣喜不已。由于汤若望制定的历书“考据精详，理明数著”，顺治三年（1646），汤若望加为正四品太常寺少卿。

汤若望把他在天文历法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上帝的指引。1650年，他在北京城内兴建了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教堂，教堂大门旁边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牌子，上面写着：“至万历时西士利玛窦等，先后接踵入中国传教，译有经典，著有书籍，传衍至今。荷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历务，告竣。谨于都城宣武门内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时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为大清顺治七年岁庚寅。修正历法汤若望记。”⁽⁹⁾

西洋科学抬高了汤若望的身价，王公大臣都十分乐意与他交往，将他看成是一个会占卜天象，预知吉凶的“大师”。这一点使汤若望非常为难，他曾经在《新历晓惑》中批判过中国人所谓的吉日和凶日的说法，认为星球或天体运动都是正常的自然运动，并不具有凶、吉之说。但是他又不能违拗中国人的习俗，所以只能尽量给予解释，以适合中国人的习俗。多尔衮病逝后，汤若望为顺治皇帝选择了亲政的吉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宣布亲政。

顺治亲政后，汤若望因为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历法，又会制造天文仪器，还能铸造大炮，并且精通中国文化，深得顺治的敬重。顺治皇帝还常常与汤若望一起做实验，魏特曾有描述顺治与汤若望一起做实验时的融洽气氛：“有一次正值冬日，皇帝召汤若望携带一个仆人至游猎苑囿，为的是要知道，那一种为人所极珍视的琥珀油是怎样采制的。仆人一方面工作着，皇帝和汤若望则翻阅书籍，以研究其制法。”⁽¹⁰⁾

汤若望以其学识与为人，使顺治皇帝对他宠爱有加，其所得到的恩宠史无前例。顺治十年敕赐“通玄教师”，加太常寺卿；顺治十二年加二品顶戴；顺治十四年用二品顶戴又加一级，并作褒奖：“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落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于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¹¹⁾

顺治十四年3月15日（1657），顺治皇帝对汤若望有了更高的评价，他下令在天主教堂前立碑一座，并刻碑文：“朕仰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预奏者相符合。及乙酉春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创历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远迩。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沥三品，仍赐以通玄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蜀洁，始终不谕，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记。”这篇碑文后，还附有对汤若望的总评：“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矜式。”⁽¹²⁾

汤若望自被任命为钦天监的掌印官后，又被授予如此荣耀，招致有些人的不满。在历法较量中失败而被革职的吴明煊就是第一个向汤若望发起进攻的。1657年他上疏弹劾汤若望的推算天象舛谬三事，即指出西法中的错误，再次以回回历法与西法较量。1658年1月，顺治皇帝派大臣登观象台测验，证明吴明煊推算不验，本来被认为“奏事诈妄”，要受绞刑，后来吴明煊被宽恕了。从此，汤若望更被受到重用。

作为一名“西夷人”，汤若望在中国所受的荣耀是空前的，顺治皇帝还对他追封三代祖先，成为历史上在中国任官阶衔最高的欧洲人之一，并为极少数获封赠三代及恩荫殊遇的远臣。为此，南怀仁曾这样评价：“汤若望对皇帝的影响能力之大，竟超过任何一位总督巡抚，或任何一位更加体面的王公贝勒。汤若望在中国的名气，比任何一个欧洲著名人物在欧洲的名气还大。”南怀仁的评价并无夸张之处，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器重在当时的确是无人能及的，但这种器重，是出于对其学识的尊重，而对汤若望所宣扬的天主教，顺治帝并没有太多兴趣。

1660年，董鄂妃病逝，这对顺治皇帝打击很大，从此，顺治帝心灰意冷，几欲自杀，后潜心于佛教，汤若望曾劝顺治弃佛而皈依天主教，但顺治并不同意。顺治与佛教徒相接近，使得汤若望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顺治依然十分器重他。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皇帝因出天花而病危，驾崩前，为立太子一事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是遵从祖制，传给一位堂兄，还是依太后和众大臣的意见，传给四个儿子中的一个？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言举朝所难言”，奏陈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玄烨，这位继位皇子就是后来清朝一代名君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