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体制发展趋势

1.1.3　传统体育体制发展趋势

1.1.3.1　对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什么是举国体制？界内学者有过诸多定义和看法，现就其中代表性观点罗列如下：

梁晓龙从竞技体育角度分析，认为举国体制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发展竞技体育、提高我国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水平和国际综合竞争实力、实现奥运战略目标、当前正在贯彻实施的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方针、政策、措施和发展方式的总和⁽⁶⁾。

李元伟更是指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指以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为手段，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竞技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制⁽⁷⁾。

而从政治需要角度分析，李志坚提出，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⁸⁾。

同样从价值判断角度，杨桦认为，举国体制从一般意义讲，是指在特定时期和资源约束双重背景下，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需要，或为了应对某种突发事件，运用的较大规模的调配资源的组织方式和运行体系，其本质特征是国家利益目标至上性⁽⁹⁾。

总的来说，按照当前的主流思想，可对举国体制的概念作此理论综述，即举国体制应该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即包含物质资源和精神意志），为尽快解决某重大体育项目，而形成的体育事业组织体系与项目运行管理机制。

1.1.3.2　举国体制利弊

纵观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举国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体育管理体制也引起人们比较多的争议，为“举国体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势在必行。

1．举国体制成效

（1）举国体制便于政府在调动人、财、物等方面发挥了高效率。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乃至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一再被验证。

（2）举国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已经形成有利于优秀运动员成长的培养模式。

（3）举国体制承担着振奋中华儿女高度政治责任感以及为国争光的荣誉理念的历史使命。

毫无疑问，竞技体育有着一股极大的社会感染力，可以使民族意识得到升华，集体意识得以加强，更使民族自尊、国家自强。长久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把竞技体育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利看做是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奋发向上、敢于战斗、拼搏胜利的英雄气概的充分体现。竞技体育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文化形态，运动员代表本国参加国际大赛，本就往往代表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强大的民族一定要有强大的精神为支撑，竞技体育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族需求，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精神的支点，这也是对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自信心的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是中国人民的一再“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激励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举国体制弊端

正如胡小明教授在《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制度创新》一文中所阐述的：“金牌耀眼的光芒，一次又一次掩盖了体制自身根本性改革的紧迫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求体育发展按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方式运行，这与举国体制运行方式，产生了许多不适之处，传统体育体制的弊端凸显。

（1）项目结构性投资比例失调

相对均衡的金牌项目布局是竞技体育大国实力结构的重要特征。世界竞技体育大国的奖牌广泛分布于12～15个运动大项上，几乎涉及所有的项目，而我国获得的奖牌则相对集中在较少的运动项目上，且夺金点相对来说已经趋于饱和，并且我国优势项目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一个“马太效应”的怪圈——好的项目越来越好，差的项目越来越差，以及一些社会大众关注的项目出现滑坡，暴露出了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也正是有限的政府资源投入的约束，被迫缩小了体育项目的运动范围，减弱了丰富性和普遍性，更使得很多社会大众的体育运动由于资金投入的缺乏而无法很好地展开。

（2）人才流动机制不健全，人力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举国体制下，在金字塔式的三级训练网模式中，每个冠军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失意者，训练的高淘汰率也使得运动员因将更多精力投入训练而无法正常、完整的接受文化教育，随着今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深化，运动员的安置难度越来越大，对他们今后就业分流负面影响较大。由于市场化的人才流动机制，纵向的运动员三级培养模式，使各省市之间横向的运动员流动困难，造成运动人才浪费。

（3）体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低下

举国体制在前期之所以比较有效的原因就在于整个机制是个闭合的系统，体育部门管理协调的难度不大，系统运行效率比较高。然而，其优势在新形势下却呈现出了效益递减的趋势，这与举国体制在实际中的“三位一体”的异质同构是有极大关联的，如图1.1所示。可见，我国体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触角延伸到了县镇甚至乡一级，国家对体育的控制是直线条而强有力的刚性管理，致使其机制的运行状态表现出强的政治利益驱动性，管得过死、缺乏活力，严重束缚了下一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约束了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制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再者，由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矛盾，也使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因过分强调“普及基础上提高”而选择注重数量增长的道路，以及频繁围绕“全运战略”、“省运战略”致使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比比皆是，而场馆设施等的闲置又导致了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也都是在发展竞技体育中的成本过高问题。

图1.1

（4）多种利益矛盾突出，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匀

此处的利益矛盾，不单指中央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体育事业部门和体育社团之间的思想不统一，还指拿到奖牌的运动员与那些背后默默付出却无缘奖牌的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正是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尽相同，价值取向各异，故利益矛盾突出，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下降。

（5）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矛盾加深

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看似在宣传上有声有色，实则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上却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由于受奖牌效益影响，过分偏重竞技体育，结果造成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明显滞后。故竞技体育与社会大众体育的发展虽在认识层面上达成了统一，却在实践中一再的失调，长此以往就会动摇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石。

（6）职能转变不到位，阻碍了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在当前体制创新目标不明确，各部门权责不清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权责明晰，解决好产权矛盾，避免诸如：姚明肖像权官司、田亮事件以及中超联赛产权所属等问题的出现亦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放任不管只会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产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运作产生严重影响。

3．体制变迁的时代发展趋势

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取得51块金牌的优异成绩，位列奥运会金牌榜第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成绩，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奥运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在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而喝彩的同时，应该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价传统体育管理的“举国体制”。正如国家搞“两弹一星”工程、航天工程等一样，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再次证明“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攻坚作用。而当体育事业发展转入日常化、经常化后，攻坚型的体育发展方式能否支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体育管理体制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值得我们深思。

当我们对国家以“举国体制”推动的“两弹一星”工程、航天工程等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重大工程正以点带面地带领我国高科技行业进行产业化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体育事业发展中又应怎样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以点带面地推动体育产业化发展呢？目前国家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服务产业。体育的第三产业性质，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所鼓励发展的方向，体育发展能否实现对国民经济GDP增长的贡献，关键是体育能否实现产业化发展。所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着与过去不的同历史任务。中国已经结束了比较单纯依靠体育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时代，目前和今后体育发展应成为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人们把体育发展水平的高低视为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反映指标，是因为不论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其发展都必须要有资金支持，而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国的宏观经济运转的健康状况。从我国体育发展看，竞技体育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全民健身发展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十七大”提出了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新任务，即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体育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巨大的体育需求，必然要求体育体制制度创新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消除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等社会发展新要求。体育事业如何发展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管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体育事业的新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通过对传统体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

同时，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已经指明，要求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要求看，要建立新的体育管理体制，必须推动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回归其公共管理的本位，因为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模式是面向市场、面向客户的需求导向型，其目标是实现体育发展是否为人民需要，是否为人民满意。这与传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布置体育工作任务，层层加以落实是存在明显差别的，这将迫使体育体制和制度作出相适应的变革，以便实现对体育工作管理与体育项目管理，体育的宏观管理和体育微观管理的不同要求。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但相对于新时代改革的更高要求，工作上的差距还较大，实现政府体育行政管理的服务型转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政府体育部门在体育发展中不能实现管、办分离，不能改变政府直接管理竞技体育的状态，就难以摆脱工作微观化的价值取向，难以回到政府公共行政本位，旧的体育体制是难以完成新的艰巨的历史使命的。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时代，只有通过体制制度创新来寻找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有效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促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参与和兴办体育的新局面，实现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体育产业化、社会化发展。

因此，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了我们在更高起点上创新发展体育事业的平台，而并非因循守旧地坚持传统体育体制制度的理由。目前对传统体育管理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实现服务型体育体制、制度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