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与西方教育理论传播

案例二　《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与西方教育理论传播

如果说，在20世纪初期，《教育世界》是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代表着教育期刊传播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起步阶段，那么，《教育世界》之后，在传播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够很好地反映教育期刊传播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其他阶段，可以作为我们探讨中国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理论传播案例的，当首推上海近代著名教育期刊——《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如前所述，在编辑发行方面，它们是中国教育期刊中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发行量最大的“寿星”级刊物，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教育期刊传播近代教育理论的概况。正如《教育杂志》编辑王云五先生所说：“有此教育杂志之媒介，则四十年之教育史实，得以记载无疑；而新教育思想之演进，亦并及之。”^[1]言外之意，《教育杂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国近代中西方教育思想、理论传播、发展、演变的历史。此外，在传播内容方面，上述教育期刊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中外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如积极发表国内教育理论问题的探索性文章，以及国内外教育实践状况的考察报告，积极引进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主动参与国内学制建设和改革，等等。其中，在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传播方面，上述教育期刊更是不遗余力。

据笔者对《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的不完全统计，这两种教育期刊涉及近代西方教育理论10余种。除了前面提到的实验教育学、勤劳主义教育理论外，还有如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文章有《杜威之教育学说》（《中华教育界》第12卷第4期），林昭音的《读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后之几个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2卷第4期），薛钟泰的《杜威对于教育目的的批评》（《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1期）等；如人格教育论，文章有钱鹤的《人格教育之要义》（《教育杂志》第19卷第6号），抱木的《人格教育之精神》（《中华教育界》第5卷第1期）等；如艺术教育及美育论，文章有美国哈勃登大学心理教师泼洛歇氏著的《艺术教育之原理》（《教育杂志》第4卷第1、2、6号），余箴译的《美育论》（《教育杂志》第5卷第6号），黄公觉的《嘉木氏之美育论》（《教育杂志》第14卷第9号），吕澄的《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教育杂志》第14卷第2、3号），阿部重孝著、丰子恺译的《近代艺术教育运动》（《教育杂志》第21卷第1号），《艺术教育思想之发展》（《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号）等；如自由主义教育，文章有祁森焕的《日本自由教育说之介绍（一）》（《教育杂志》第14卷第9号），刘叔琴的《日本自由教育说之介绍（二）》（《教育杂志》第14卷第9号）等；如教育与德谟克拉西，文章有木心译的《教育与德谟克拉西》（《教育杂志》第11卷第9号），真常译的《教育上之民主主义》（《教育杂志》第11卷第5、6号）等；如性教育论，文章有太玄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教育杂志》第12卷第10—12号），常导直的《比格罗的性教育》（《教育杂志》第15卷第5号），陈兆蘅的《性教育真谛及欧美各国之性教育运动》（《教育杂志》第15卷第8号），李劼人的《法人对于性教育的讨论》（《中华教育界》第13卷第10期），夏承枫的《克梯斯氏论性欲教育》（《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8期）等；如文化教育学，文章有杨人缏的《文化哲学的教育思潮》（《教育杂志》第21卷第2号），蒋径三的《文化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教育杂志》第21卷第4号），《文化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教育杂志》第21卷第12号），《斯普兰格的文化教育学》（《教育杂志》第23卷第5号）等；如全人教育论，文章有高觉的《全人教育论发端》（《教育杂志》第18卷第3号）等；如动的教育，文章有太玄的《动的教育学之建设》（《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日本及川平治主著、姚大中译的《动的教育之概念》（《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2、5、6期）等；如科学教育论，文章有余尚同的《斯宾塞之科学教育论》（《教育杂志》第13卷第10号）等；如国家主义教育理论，文章有余家菊的《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与其他三种主义之比较》（《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期），祝其乐的《论教育上之国家主义》（《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期）等；还如教育社会学，有杨贤江的《博得斯的教育社会学基础》（《教育杂志》第17卷第11号），张安国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教育杂志》第22卷第1号），朱介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的教育学说》（《教育杂志》第23卷第4号），陈启天译的《应用教育社会学》（《中华教育界》第13卷第5—10期），等等。

以上文章只是列举了《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传播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一小部分，而且所列文章也只是传播的相关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若干篇章。但足以说明，本文选取《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教育期刊为个案，分析中国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理论传播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说服力。

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教育期刊传播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众多，对每一种教育理论的传播过程和具体内容都作具体分析，显然不太现实，也不可能深入地揭示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传播中采取的策略，及对近代教育理论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为此，本文只选取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影响较大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作为《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传播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案例。当然，为能够使本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必要时会征引其他教育刊物进行阐述。下面就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后，特别是民国以后，“在中国传播的西方教育理论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理论”，而中国教育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及《新教育》等，一度成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国内传播的重要媒介。通观以上教育期刊发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评论及报道可知，教育期刊传播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过程，表现出三个阶段：杜威来华前，教育期刊对实用主义教育的鼓动；杜威来华后，教育期刊对其行踪的报道以及对其演讲内容的刊载；杜威离开中国后，教育期刊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行深度的研究。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杜威来华前的宣传与介绍，奏响了实用主义教育广泛传播的前奏曲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最早介绍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的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并称这种教育为“实利主义教育”。他一贯主张学习和传播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教育理论。1912年2月他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评述了西方的“实利主义教育”。他指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缝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又指出：“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此后，中国教育界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兴趣渐增，很多教育学者和人士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竞相研究，纷纷在教育期刊上发表有关文章，或介绍杜威生平及其实用主义哲学、教育思想，或对其发表评论。这种局面持续到杜威来华前夕，教育期刊对杜威实用主义宣传热情之高可见一斑。

早在1913年10月的《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编辑员庄俞便发表了《采用实用主义》一文。同期，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1913年11月《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11、12期转载，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当时的学校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主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此种教育，在欧美不仅著为学说，且见诸实行……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状，虽谓此主义为唯一之对病良药，可也。”此文发表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时任《教育研究》编辑的王朝阳发表《读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书感言》称：“教育司黄任之先生抱济世之宏愿，以锐利之目光，发为痛快之文，大声而呼于上曰：学校教育宜采用实用主义。于是海内望风争索阅黄先生文，而群起注意。吾教育界处此风雨如晦之秋，忽闻此嘐嘐之音，不足浮一大白哉？”^[2]王朝阳还在该刊第8期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研究》，对实用主义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作了阐述。此外，《教育杂志》还特意在第5卷第9期发出“本社征文”，议题有：（1）“今日学校教育应否采用实用主义”；（2）“实用主义实施法”。号召教育界就实用主义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黄炎培等人大力奔呼中国当采用实用主义教育之后，1914年5月《教育杂志》第6卷第2号顾绍衣的《实用主义理化新教授法》、1914年《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2—5期顾树森的《实用主义生活教育设施法》等文章，拉开了当时教育界深入研究和积极探讨实践实用主义教育的序幕。

《教育杂志》经过前期的征文，亦获取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本社前提出实用主义题，承诸君子惠寄撰稿，均经收悉刻下，正在考阅。俟阅毕后即于第6卷一号杂志披露，并拟择优汇印一册为本届临时增刊，以供研究本主义者之参考，特此布告。”经过精心准备，《教育杂志》第6卷临时增刊——“教育研究实用主义问题”，于1914年7月发行，将此项研究推向深入。这一期里，黄炎培作《叙》，庄俞书作《弁言》，共发表十数篇有关实用主义教育的文章，对学校应否采用实用主义，如何实施实用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教育杂志》凭借其强大的舆论导向机制，使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第一次凸现。黄炎培于《教育杂志》第7卷第1号曾发表《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一年》回忆了当时教育界研究实用主义，以及报刊宣传实用主义的盛况：

实用主义今俨然为吾国教育上一名词矣。方斯主义提出于教育界以相商榷也，在民国二年八月。一时为文表示对于斯主义之意见者弗可数。日报月志，转相刊载，咸有论列。洎第二回商榷书出，同时刊行《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而斯主义之真相渐见……余既广收教育界对于斯主义之意见书，本社^[3]亦发为问题征求海内意见，得书若干，辑为临时增刊。而江苏省教育会《教育研究》部，复将小学教育法，即余之第二回商榷书增刊分布行政机关，则为介绍，由是编辑教育书或教科书者大书特书实用主义四字于简端，或衍之为广告，一时如同声之相应，岁书之内容未尽观要，其唤起海内注意非无效也……本此主义特辑一种理科杂志，名曰《理科教授之实际》，曾特将发刊词、例言、目录印布教育界，征求意见，阅者深韪之……若夫著述之未有单行刊本，而附载各种教育杂志者……弗可胜记。而就余所见江浙两省各师范学校发行之学校杂志亦莫不有所论列研究焉。

黄炎培对当时各种教育报纸、杂志，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教育杂志》和江苏省教育会编辑发行的《教育研究》等期刊，在宣传实用主义方面的突出贡献给予积极肯定。当然，最初国内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及其内容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内涵大相径庭，但是“实用主义”四字通过教育期刊的宣传，已牢牢烙印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思想意识里。

自1916年之后，《教育杂志》一直没有削弱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宣传力度。在杜威来华之前的1916—1918年间，曾经刊登过天民（《教育杂志》主编朱元善）的《学校之社会的训练》《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明日之学校》^[4]以及《今后之学校》等文章，第一次真正把杜威实用主义全面译介于中国教育界。诸如“是否采用实用主义为教育方针”这样老生常谈的论题，《教育杂志》还是坚决、积极地予以刊载，如：1917年6月第9卷第6号上的《今后当以实利主义为教育方针》，足以看出《教育杂志》对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有着浓厚的兴味。

值得一提的是，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全面系统介绍，并且始终关注杜威在华行踪的还数《新教育》期刊。创刊于1919年的《新教育》在杜威来华前大力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且专门推出过“杜威号”，时任编辑部成员的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刘伯明、郑晓沧等人，较全面地介绍了杜威的哲学及教育观。

该刊创刊之际正是杜威演讲于日本东京之时。创刊后的《新教育》第2号（1919年3月），郑宗海就在“专论”栏发表译介的《杜威之教育主义》一文，称：“今日教育新思潮之领袖当推约翰·杜威，兹篇译自《予之教育主义》（John Dewey：My Pedagogic Creed，CA．Flanagan Co．Chicago，U．S．A）……杜威氏正讲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想其游华之日必不远，因极译是篇以介绍其教育学说于吾国之教育界。”文章分为“何为教育”“何为学校”“教育之材料”“方法之性质”“社会之进化学校”五节内容，较全面地译介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为杜威来华作了舆论先导。在杜威来华前夕，《新教育》第3号（1919年4月）推出“杜威号”专号，刊载介绍杜威的肖像图片和杜威小传，“专论”中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刘经庶的《杜威之伦理学》，“演讲”栏中潘公展笔述的《杜威讲演大要》等文章，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知识论、平民主义的教育、伦理学以及道德教育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把宣传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推向高潮。

此外，就在杜威来华前夕，其他教育期刊以及报纸的副刊，如浙江的《教育潮》、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成了介绍和鼓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阵地。如，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上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指出：“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和著作。

总之，杜威来华之前，各种教育期刊（杂志）以“其篇幅丰富，可以容纳对各项问题之深入报道及讨论，其刊期连续而固定，易于造成重复之印象及深刻之影响，其出版时间充裕，可便利作者从事较广泛及详尽之调查，及精美之写作”^[5]等优点，成为宣传、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最佳媒介。杜威在华的弟子们在教育期刊的广阔论坛上或著文或演讲，都热情洋溢地宣传其师的理论，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实用主义的热潮。时人有描述：“自实用主义四字出现以来，几有春风一到，繁华便增之概”，“研究教育家提倡于前，实施教育家声应于后。于是，教材取实用，学校重实用，教授方法亦渐次趋合于实用二字。”^[6]有学者称：“到杜威来华前夕，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教育思想。”^[7]这些都与教育期刊的努力传播是分不开的。

二、杜威来华后，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演讲积极整理和发表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到上海。在华期间，杜威在弟子们的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访问，传经授道，东至上海，西到太原，北抵辽宁，南达广东，杜威的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杜威的教育学说传遍了大半个中国。杜威在华演讲大小200余次^[8]，“通过弟子们的翻译和各地大小报纸、杂志的刊载，流传甚广。”^[9]其中，教育期刊及其他各种报刊的贡献尤为突出。如，《教育杂志》在杜威来华当月，在刊物上张贴《美国杜威博士肖像》（第11卷第4号），并相继发表真常的《教育上之民主主义》（第11卷第6号）、“专件”《杜威讲教育哲学》（第11卷第10—11号）、李石岑的《送杜威博士》（第13卷第7号）等文章。又如，《平民教育》杂志曾推出“欢迎杜威博士专号”，刊载与杜威实用主义相关的主要文章；《教育公报》曾详载了他在北京和南京的系统演讲及部分短篇演讲；北京《晨报》跟踪报道杜威的七大演讲，并将其中的前五种汇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4期（1920年）发表由倪文宙整理的《杜威教育哲学讲演大纲》；胡适曾把《每周评论》第26、27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辑。有学者研究指出：“到1919年6月，仅江苏、浙江两省，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近200种期刊……杜威在华期间，这些流行的刊物转载了杜威的演讲，并把她们传播到中国的每一个学术中心。”^[10]

三、杜威离开后积极导引国内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开中国返美。杜威离开中国后，各教育期刊不再局限于刊载杜威来华的演讲内容，在刊译杜威原著外，还涉及杜威的职业教育理论、教学理论、杜威教育理论对学校教育之影响，甚至涉及杜威个人治学精神等诸多方面。在教育期刊的导引下，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传播向纵深方向展开。笔者对《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有关文章进行了统计，如表21所示。

表21　杜威离华后《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刊发其教育思想与理论的文章

续　表

表21只是以“杜威”作关键词进行搜集和罗列，主要为说明介绍和研究杜威实用主义的文章在视角和内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文章数量不多并不能说明当时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呈衰落趋势。恰恰相反，教育界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研究逐渐步入“中国化”的应用研究阶段，主要表现在对以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为基础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教学法的介绍和实验报道，这将在下面章节有详细论述。

综上所述，在杜威访华前后，许多有名的教育家，如蔡元培、黄炎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刘泊明、陈鹤琴、廖世承、孟宪承、郑宗海、朱经农、俞子夷、郑晓沧、姜琦、常道直、崔载阳、吴俊升等，都曾在《教育部公报》《新教育》《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潮》等教育期刊，以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民国时报》等副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过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其中，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郑晓沧等人均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得杜威之亲传。他们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往往认识深刻，把握精确，再加上他们自己渊博的学识，在教育期刊上撰文翻译和介绍杜威及其学说，成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推波助澜者，成效卓绝。教育期刊在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方面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注释】

[1]王云五：《影印教育杂志旧刊全部序》，载《教育杂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本）卷首。

[2]王朝阳：《读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书感言》，载江苏教育会《教育研究》1913年第7期。

[3]指教育杂志社。

[4]台威氏即约翰·杜威。

[5]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6]张显光：《实用主义潮流中之作文教授》，载《教育杂志》第9卷第8号。

[7]单中惠：《杜威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教育》，载《教育史研究》2002年1期。

[8]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年表》，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5年第1期。

[9]周洪宇等：《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1年第3卷第2期。

[10]周洪宇等：《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1年第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