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运动美学的产生

一、篮球运动美学的产生

篮球运动美学的发生与发展不仅与体育美学有关，而且与美学的发生与发展有关。因此，篮球运动美学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科学。说它年轻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定型在18世纪中叶即1750年，距今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现代篮球运动则更年轻，开创于19世纪末，189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即麻省春田市）基督教青年会体育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为了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以及不受气候的影响，更好地开展体育活动，而设想把室外的运动项目搬到室内，他先后用过橄榄球、足球、曲棍球等，因为室内场地有限都没有成功。奈史密斯思索酝酿创造一项新的运动项目，满足学生们冬季在室内进行体育比赛的需要。奈史密斯受桃园中工人和儿童用球向“桃篮”做投准游戏，以及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玩的一种“石头上的鸭子”击打目标游戏的启发，将两只桃篮分别钉在健身房两端看台的栏杆上，桃篮上沿离地面10英尺（约3.05米），相当于现代篮筐的高度。选用英式足球向篮内投掷，投中篮内得一分，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篮球由此而得名。世界上第一次篮球比赛是1891年12月21日在美国麻省春田市青年会体育馆举行，参加比赛的是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奈史密斯任课的秘书班学生。全班18人，分成二队，每队9人。奈史密斯宣布简单规则，在比赛中不允许带球跑、抱人、推人、拉人、打人和绊人。比赛开始时将球抛向两队队长之间，由此，双方展开激烈地争夺，队员们情绪很高，比赛中一名叫R·卡斯的学生投中一球，世界上第一场篮球比赛以1:0的比分结束。在比赛过程中，双方竞争激烈，趣味性强，非常受同学们的喜爱，这项运动很快在美国流行开来。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现代篮球运动从初创那天起就与提高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及娱乐人的身体结下了不解之缘，篮球运动美的意识蕴藏在篮球运动初创的整个过程之中。然而，篮球运动美学却是随着体育美学的发生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独立的篮球运动美学始发于20世纪50年代体育美学开创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具体说来始于20世纪末期，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才有学者开始进行篮球运动美学的研究，其成果散见于高校的学术刊物、体育科学与体育美学讲座及导师们的讲稿演说之中，专著论述的却不多见。到了21世纪初，研究的步伐逐渐加快，篮球运动美学有了作为一门专项实用美学宣告正式面世的发展趋向。因此，它是年轻的一门科学。

说其古老，理由有二。其一，从历史上看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美的意识、美的思想却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甚至可以说，人类最早的体育审美意识几乎是和人类一样悠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篮球运动是一种综合性的运动，由跑、跳、投等基本技能组成，是体育运动的子集项目。要探索篮球运动美学的起源，自然离不开对体育和体育美学史进行必要的考察。

1.体育运动产生于人类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需要

体育萌发于原始社会的最早阶段，可以说体育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一样古老。“人猿相揖别”，意味着人从自然界中走出来，从动物界中站立起来，成为具有特殊类本质的能自由活动的人存在。这个时期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吃、喝、穿、住、行是人类生存最基本也是第一需要，需要是最基本的动因，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结伴成群组织劳动实践生产，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在争取生存的漫长岁月中，人类与动物一样攀爬采摘植物果实外，还要上山捕捉野兔、野鹿，下河捕捞鱼虾，上树掏鸟窝，生吃鸟兽的肉，喝鸟兽的血，居于树上或山洞，过着“冬穴夏巢，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境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为了饱腹，他们必须跋山涉水，采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植物、坚果，捕捉足够的鱼虾、动物。为了生存和繁衍，他们还必须与凶猛的豺狼、虎豹、熊狮等猛兽搏斗，躲避狂风暴雨、严霜酷暑、山崩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在人类世世代代反复不断的能动的劳动实践作用下，大自然成了人反映和改造的对象。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隐藏在自身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所谓人自身的“自然”指的就是人的身体。所谓“沉睡的潜力”指的就是语言思维、劳动能力和体育能力以及感觉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能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物，人自身具有生理器官、生理机制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化”的结果。于是“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2]，手变得“自由了”，能够站得稳、跑得快、跳得远、蹦得高。手脚的分工，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进一步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果的自然规律的理解。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把已获得的身体动作技能教给自己的孩子及亲朋好友，以获得强壮的身体和基本的生活能力，人们年复一年地反复实践着，遗传继承着。于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为了生存的斗争中，走、跑、跳、投掷、攀越、游泳等能力得到了发展。正是由于这些技能的发展，也发展了人类自身。为了取得自然界的物质而运动人的腿、臂、头和手，在改变身体外的自然时，也改变了人本身的自然。人体在劳动中的活动可以说是最初的体育形态，这种最初萌芽的体育形态还基于初始人类野性本能的自发和随意性的身体活动阶段，还不是以自觉的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主要目的，只仅仅是为了生存、自卫、劳动的需要，生活与生存的需要。因而只能以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为直接对象，为实际生活和参加劳动服务，并在内容上也局限于走、跑、跳、投掷、攀越、游泳等技能的传习，形式上实际便是劳动生产和生活教育。所以说它不仅是未来教育的源头，同样因为它含有以身体活动为内容，以某种动作技能为形式而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目的，基于这一点，将它看作最初的体育形态是有道理的。但是体育界有学者认为，这种劳动生活教育是直接为劳动生活过程服务的。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只能是对劳动、生活过程中的身体动作的再现、重复，带有自然性质，它作为劳动实践和生活的准备阶段而存在，对具体劳动实践和生活过程而言就有了相对立的独立性，与劳动实践、生活过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由此称之为“萌芽期的身体教育”更为贴切。

另外，在原始人类生活的那段漫长的岁月中，还存在人类由身心需要引发的另外一种身体活动形式——“嬉戏”。原始人类在他们饥寒交迫中猎得一头野兽，或在江河之中捕到更多的鱼虾饱餐一顿之后，心情自然高兴无比。在暇余和心情愉快之时，他们要活动活动手脚，嘴里哼着咿咿呀呀的调子手舞足蹈，这一活动说明自觉意识在活动中开始出现。尽管它以满足愉快自身精神、生理的需要，在早期人类那里比起本能因素非常弱小，但它作为人类的一个新质因素产生，便标志这一活动的发展方向将向自觉自由的、能动性的活动演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使人的意识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这些活动中的本能因素被自觉自由成分替代，最终实现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向体育的过渡。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这一因身心需要引发的身体活动是体育的另一源头，被体育界的学者称之为“萌芽期的娱乐活动”。

这样，体育就在处于史前期原始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等实践活动过程中萌发，逐渐形成了体育的原始态势。这种原始体育态势是由萌芽期的身体活动（萌芽期的身体教育）和因身心需要而引发萌芽期的娱乐活动所构成，被体育史学者统称为“萌芽期体育”。“萌芽期体育”是我们人类祖先的伟大壮举，是人类独有的财富。它比动物由本能的、自发随意性身体活动来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处在从与劳动实践、生活实践过程中的直接联系，转化到间接联系的更高层次的质变过渡到量变过程之中，并获得当今体育的部分具体特征的历史过程。

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人们积累了许多生产劳动经验。他们认识到要猎取更多的动物，必须比动物要更有力量，更加灵活。在进行必不可少的劳动教育时，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进行训练，并且学会使用和制造较为复杂的工具，以加强提高自己的耐力、速度和力量。

从氏族公社开始，人类由使用天然工具发展到人工制造工具。生产工具由粗糙、简单、类型少，逐渐发展到加工精细、复杂和多样化，使用工具技能也随之由多样化向专门化发展。于是“伐木杀兽”^[3]，“剥木战矣”^[4]，“以石为兵”^[5]，“以金为兵器”^[6]，石器的制造和使用标志着石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距今170万年前的我国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时代，人类已经懂得对不同的原材料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制造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于是石刀子、石斧子等工具被生产出来。与此同时，人类还学会了制造复合工具。如将尖状物器具装在木棒上制成投枪。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使大脑发达。渐渐懂得了“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系·辞》中“操作弓，夷牟作矢”，《世本》中“发明弓箭”，弓箭成为原始人类斗争最重要的武器。“长期的竭泽而渔”的初级捕鱼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开始“见窾木浮而知为舟”，于是“刳木为舟”，“剡木为辑”。木船问世、游水划舟、划渡等技能熟练起来，既扩大了水上交通，又推动着渔业的发展而成为原始人类的重要生产技能。生产工具的进一步发展，生活和劳动生产的技能多样化、复杂化，人类必须把使用和制造较为有效的劳动生产工具和熟练的生活、劳动生产技能传播给后代。据世界教育史记载，居住在太平洋岛屿的密拉内西人“当儿童稍长的时候，男子就教他们投枪、使用石斧和树皮制的盾、棍棒，教他们攀树、挖掘，以便捕捉动物。如果有网，就学习用网。”北印第安人的儿童大约从“4~5岁懂事时就开始学习，男孩学习射箭、狩猎，女孩学习家事”。据中国教育史记载：居住在我国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心目中优秀射手的标志，是身体强壮，能跳善跑，吃苦耐劳、勇敢、机敏、枪法准、熟悉野兽的习性。鄂温克人的小孩在5~6岁时，玩狩猎游戏，经常练习射箭和打靶，一十二岁时跟父亲、兄长学习瞄准，怎样打野兽，这称得上人类最早的劳动技能的教育，虽然有增强体质的一面，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生存。

据考古发现，远在七八十万年以前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蓝田人开始使用石球，这是原始人类用来手掷的打击野兽的简单工具，制作十分粗糙。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石球的制作技术提高。人类把石球拴上绳子或兽皮带，制成复合工具——绊兽索和飞石索。使用者瞄准野兽，旋转绳索将石球甩出去，射程可达50~60米，将飞跑的野兽打倒。比之过去的追逐和肉搏要有效许多。新石器时代，如河姆渡文化、薛家岗文化等，出土了陶球，分为实心和空心两种，颜色各异，钻有镂空，有的中实，弹丸摇之有声。这些陶球质地坚脆，不能碰撞，既不是打猎用的工具，也不是生活用品。从发掘的现场来看，有的可能是小孩的玩具，有的是成人墓随葬品，有的可能是伴舞娱乐或杂剧表演之物，云南沧源崖画中表演杂技“抛球者”的形象就是一证。石球、陶球的出现，展现出人类早期球类运动和球戏的雏形，预示着球类运动的萌芽与降生。可以说随着原始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原作为狩猎工具的石球逐渐脱离生产活动，而成为人类从事健身娱乐活动器具之一。虽然原始，但却反映了人们健身、娱乐活动作为一种独立活动的社会现象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被开发出来。

随着原始社会经济、工具制造的进一步发展，砍伐、射箭、打靶、划船、举重物、掷石球、跨越、戏水、球戏等活动，以及刀、船、投枪、木棒、兽趾骨、弓箭、石球等工具的使用，提升和增强了人的意识，使萌芽期身体教育和娱乐活动发生了质的飞跃。萌芽期身体教育与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已经明显增大。人们所掌握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具体动作不再是直接为劳动生产服务，而是在劳动生产之外，通过与劳动生产过程或动作相似的身体动作来提高人们本身的素质。这些活动形态已经不再是生搬硬套劳动动作的再现和重复劳动过程，而是经过人们的总结、提炼、分类，象征性的对劳动过程加以反映，因此更具有自觉自由性和创造性，萌芽期身体教育发展而成为身体练习。以前还带有自发性身心需要的萌芽期娱乐活动，也同样开始被原始人类自觉地作为参加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的预备训练手段使用，并大量地使用由人创造的多种动作和活动形式。萌芽期娱乐活动自发性、随意性消失，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的娱乐活动。随着身体练习和娱乐活动的快速发展，在人类身体活动中，抽象的、象征性的动作也相应的增多，导致大量多功能、多目的、全方位的人体运动动作的出现。这些人体运动动作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所需的身体素质和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体能。由于它以竞争的形式来决定胜负，而欧洲学者称为Sport的这种竞技运动的动作，虽在其外在形态还与劳动生产过程和动作存在某些相似和联系，但在本质上却与之分离。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历史的车轮推向文明，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阶段，受神、宗教文化的影响，以竞技运动为中心的祭神、祭祖先、缅怀英雄、驱鬼祛病、祈求丰年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到此，原始体育形式在史前初期发展到了顶峰。原始公社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文化丰富起来，私有财产出现了，部分脱离劳动的公社成员开始分化成为统治和被统治者，新的社会最高组织的雏形出现，学校也出现了，原始体育已经不能够满足越来越变得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原始体育形态开始分化，身体训练与劳动正式脱离，原始体育从原始文化和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特殊社会现象，原始体育同产生它的原始社会一起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大城市和经济的发展，文字开始出现使社会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竞技运动、娱乐活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在平时或节日庆典的日子里，人们喜欢参加赛车、赛马、音乐、跳舞唱歌、摔跤、射箭等比赛，观看魔术、杂技、戏剧，或到郊外游玩，或进行拳击、打斗等竞技和娱乐活动。特别是在我国的夏商周时代，竞技、娱乐、养生也打上了自然观的烙印而具有鲜明的华夏民族的特色。这一时期学校已经出现，夏学校的名称也由庠变为序和校，司职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培养其所需要的人才，内容上不仅是对统治者的子弟进行文化道德教育，而且是进行军事训练的专门机构。商朝保留了学校教育机构并有新的发展，这个时候由于铜器的使用已有了车，车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射箭、车战技术就成为学校训练的内容之一。西周的教育更是发展到以培养文武兼备、知能兼求的人才为主要内容，将礼、乐、书、数、射、御等六艺纳入学校教育的主要范畴，其中三艺（礼、书、数）是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乐是美育等综合性艺术教育，射是箭的训练，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等，御是车战训练，射、御均属于体育教育。由于统治者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的需要，出现了正规军队，商王朝已有三师，西周朝扩大到六师，由自由民组成军队（自由民是随周族迁移的公社农民或者周族奴隶主的子弟）。这支部队平时务农，战时应征入伍，因居住在城堡中而被称为国人。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军事斗争极为尖锐，战争频繁，大大地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齐国的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实行“全民”军事化；楚庄王在自己的国家里以“猎求士”；魏国李理提出“射令”；越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所习尚的骑射引入汉民族；秦国商鞅变法实施以“军功授田宅”，战国七雄的变法措施，不仅起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而且推动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发展。

他们的操练方法有武装长跑，《墨子》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跳跃有逾高（即跳高）、距跃、跳远、绝远、超距跳远，超乘（跳上、跳下车动作）等等。《左传》记载，《三跃于幕庭》的故事讲，鲁国一个大夫，在发动一次夜间袭击之前，帐篷前设了一个跳高的标记，凡能跳过标记三次者中选，结果兵丁中有三百人三次跳过这个高度而入选。拳术：在密县出土的东汉墓葬壁画，用白描的手法记下了手缚的形象。剑术是一种防身、健体的技术，《庄子》记载说，赵文王培养剑斗士千余，令其日夜在家斗剑，他们“相击于前，上斩颈项，下决肝肺”。两汉的文人学士大都精于剑术。东方朔“十五学击剑”；司马相如“少时爱读书，击剑”；三国蜀汉曹丕拜师学剑，他在《典论自述》中谈“四方之法唯京师为善”。养生如东汉华佗的“五禽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导引术和《却谷食气》便是养生法的一个明证。其中不论是养生，还是治病导引，姿势也不论是处立式、卧式或站式导引，以及带器械的，纯徒手的，或者配合呼吸的肢体运动等，这些徒手运动与近代和现代徒手操很类似。在《战国策》中记有“临淄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斗鸡、走狗、文博、蹬鞠即蹴鞠（古代足球）”，西汉朝刘邦的父亲就喜欢斗鸡和蹴鞠。在汉时蹴鞠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围棋、象棋、投壶、马球、步打球也相继发展并传入朝鲜和日本。

在古代西方的希腊，12至16岁的青少年进体育学校（教体操和角力的学校），18到20岁的青年进军训团接受军事体操训练。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384—322年）被马克思称为古代西方最博学的人，他论证了体育、德育、智育的联系，主张国家应负责对青少年儿童进行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到和谐地发展。这很可能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雏形。

最典型的要数斯巴达，男孩子7岁离家到国家所举办的学校中去接受教育，主要是身体教育和训练，开设的课程是球类运动、角力、射箭、投掷石头、标枪、拳击、角力狩猎等，7—18岁的女孩子同样也要接受国家督导的体育训练，训练的目的是控制体重和调配体能，使之准备做母亲。她们参加角力、投掷铁饼与标枪，参加赛跑、跳跃、舞蹈和球类活动等竞赛。在崇尚军事的教育下，斯巴达人被培养成身体强壮勇敢善战的战士。当时有句话“人民的身体、青年的胸膛，便是我们的国防”^[7]。

古希腊为了争夺领地、财富而战争频繁，战争导致恐慌，灾难重重，民不聊生。希腊人在对传说中居住在阿尔匹斯的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诸神的敬畏和崇拜中得到启发，他们要借助神的力量来消灭战争中的仇恨，因此体育竞技成为一种消解战争、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公元前776年，在古代希腊奥林匹克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届运动会。在运动会上，人们不是凭借野蛮的战争，而是通过对运动会的规则的遵守和比拼速度与力量去赢得胜利和尊敬。古代奥运会的召开，充分说明了人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社会心理需求。那个时候，人类还处于社会不发达，视野不开阔，生产生活不富足的奴隶制时代。希腊奴隶制社会尽管取得辉煌的文明，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城邦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自由民的贫困和破产导致余暇体育日益衰落，部分破产的贫困自由民为了金钱而以体育为生，他们为了取得竞技的胜利，铤而走险，违反比赛规则，甚至采取不正当且残酷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使好端端的竞技比赛变得事故百出，临赛脱逃的现象频频发生，神圣的传统竞技运动会丧失往日的光辉。特别重要的是，那时的人们还不能走出神的世界，神统治着人类一切，桎梏着人类开放的脚步。当时罗马基督教会认为竞技体育对人体和美的展示和崇拜完全违背基督教会的教义，是异教文化，必须铲除。这样，由于奴隶制的衰落，城邦危机的爆发，以及参加竞技比赛人员的一些不光彩的行为致使奥运会的精神丧失，奥运会衰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罗马基督教会颁布的禁令，禁止神庙、公共场所或私人家中祭祀，关闭所有异教徒的神庙和祭祖场所，甚至将用黄金和象牙装饰起来的宙斯神像从奥林匹克圣地掠走，并把希腊的一些建筑物、体育场馆拆掉改建成基督教堂，并下令终止古代奥运会，最终导致了古奥运会圣火熄灭。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岁月使古代奥运会被抛弃在断墙颓壁的竞技场，昔日的辉煌掩埋在风沙的尘土之中，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公元10世纪左右，亚洲和北非的多数国家都进入封建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体育在奴隶制时代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封建时代相对厚实的经济背景下充分发展并慢慢成熟起来。比如养生术发展成为卫生保健术，理论上日臻完善。一些身体练习形式基本成型，如长跑、短跑、跳高、跳远、投掷、摔跤、马球、蹴鞠、抛球、毛弹、手鞠、围棋、象棋等体育运动形式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渐渐具有中华民族自己传统内容形式的独立个性风格。但相比于东方，公元5世纪西方奴隶制古罗马国衰亡之后，欧洲历史进入被史称黑暗的中世纪，经济不景气。这一时期的欧洲体育呈现长期停滞的萧条景象，在内容和形势上都比不上东方体育而显落后和贫乏。到15-17世纪欧洲掀起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工业发达、社会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西方体育复苏并与宗教、军事脱离，西方体育发生质的飞跃，迅速发展的体育运动项目逐渐形成和成熟，构成了这个时代体育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此后，体育始终是在教育的范围之内，从属于教育，服务于教育，服从教育学的发展规律，属于一种自为的体育。19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体育溢出教育的范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参加体育活动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休闲体育、终身体育逐步成为社会的潮流，从事体育运动完全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体育突破教育学原理，超越教育范畴迈入自由自觉的现代体育发展的新时代，成为人类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体育社会化、生活化、科学化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上述体育运动的历史过程生动地表明，现代体育运动产生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需要之中。

2．体育运动美产生于体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人类在长期复杂的生产劳动和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体育。为了提高和增强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以及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与体育发生了功利关系。随着审美思维能力逐步提高与增强，人类开始用美学的观念审视体育，人类和体育发生了审美关系。因此，体育美学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体育美源于人类的体育实践。在远古时代，原始人的生产工具非常简陋，只有一些天然的木棍、石块和贝壳，生产劳动主要是利用自己身体能力的活动来取得食物，维持生活需要。比如靠快速奔跑和长途跋涉的能力去追捕野牛、野兔、野猪、野鹿，用攀登和爬越的能力去采摘野果、山货，向鱼儿学习游泳的本领，并用此本领去捕捉鱼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寒暑交替，先民们很自然地总结出一些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如腿有力量，跑得快，能迅速抓到野兔和野鹿，手有力量就可以把木棍石头掷得很远很准，捕捉到更多的猎物，手脚灵活并用才会攀爬到更高的山上、树上采集山货和野果，到江河中捕鱼捉虾，必须具有游泳的本领等等。随着生产实践的逐步深化与发展，使用自然工具的种类多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操作工具方法和身体姿势也一天天的丰富，能力更是一天天强大，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渐地认识和掌握了一些自然运动的法则和自身活动的规律。居住在我国周口店的古代北京猿人就知道用一根绳索两头拴上圆圆的石头，手握绳索的中间，身体旋转，上下协调用力将石头掷出去，既投得远，又投得准而省力。由此，他们懂得自己动手制造和使用工具，标志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开端。当人类能够运用自身所掌握的规律制造工具，并用这些工具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人们欣喜若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里念念有词，咿咿呀呀唱之，美就在这种伟大的创造之中，在这种欣喜若狂的氛围之中诞生了。当然，这种起源于劳动，凝结于具体生产之中的美是表现在劳动生产中人身体动作——跑、跳、投、攀、爬等形态之中的，而走、跑、跳、投、攀等表象正是原始初民身体练习的内容。并且，古代社会的少年儿童经常跟随成年人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直接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物质产品，而是为了发展体力和学习生活的技能，培养能力，通过跟随或模仿成年人狩猎、采集山果、野物和捕鱼等活动，使少年儿童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壮有力，手和脚锻炼得更加敏捷灵活。随着时代的进步，劳动开始有了比较具体的分工，例如狩猎、采集、捕鱼、农耕、放牧、种植、制陶等。随之人们开始懂得按不同的分工和不同性别、年龄的人，施行不同的训练方式和要求。这样，人们的身体活动已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劳动活动和生活技能，而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活动。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自由自觉并具有体育实践意义的身体活动创造了最原始的体育美，这种美是在萌芽期体育实践中取得，并通过具体人体运动形象显现出来的“自由”。

毋庸置疑，早期人类社会的体育美只能说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一种技能，或者说是游戏和手舞足蹈的能力。它与现代体育运动中美的事物相比无论是在品质、价值，还是在功能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体育美自产生那天起就是人类美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和诱人的魅力，沁人心脾，给人以无尽的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