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四库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四库学研究综述

司马朝军

(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　武汉　430072)

【摘要】回顾1995年至2005年四库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绩，评述其成败得失。四库学的研究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四库学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学科。四部之学的复兴，将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本文呼吁重修《四库全书》，并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深化文本研究，加强专题研究，加强学术思想研究。

【关键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　综述

Summarize of the Researches in SIKU-OLOGY in the Past Decade Years

Sima Chaojun

SIKU-OLOGY Institute，Wuhan University，Wuhan，P.R.China，430072

【Abstract】Numerou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SIKUOLOGY(四库学)in the recent decade years.Nevertheless，the burden of studies on SIKU-OLOGY is still heavy and the road remains verylong，so much work has to be done，such as the text and monographic studies.

【Key words】SIKUQUANSHU；SIKUQUANSHUZONGMU SIKUOLOGY Summarize

《四库全书》收书3 400余种，规模空前，号称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围绕《四库全书》的纂修，同时产生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巅峰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自二书问世以来，逐渐形成了一门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及其衍生物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四库学。“四库学”一词首先由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正式提出⁽¹⁾，刘兆祐、吴哲夫、胡楚生等先生群起呼应⁽²⁾。两百年来，四库学研究者代有其人，大家辈出。在该研究领域成就最大者首推余嘉锡先生⁽³⁾，其他如胡玉缙先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郭伯恭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考》、李裕民先生的《四库提要订误》、崔富章先生的《四库提要补正》等，都是颇有成就的力作，单篇文章更不胜胪列⁽⁴⁾。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均开始注意梳理四库学的发展进程，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归纳前人研究四库学存在的十大问题——促成编纂、思想归属、《总目》名称、刻本抄本、成书时间、编纂动机、内容删改、文字狱关联、学术影响、价值评量，主张改变“先入为主”、“轻信权威”、“规过前人”的研究态度，采用新的研究方式，直接从《全书》和《总目》内容的“了解”上着手，放弃政治史的研究观点，改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陈仕华对于台湾50年来的四库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五点看法⁽⁵⁾。周积明对四库学史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对四库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提出了一孔之见，提出了四库学研究的三种类型，即四库学的文献研究、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主张在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同时，强化文化研究，倡导从宏观视野去思考问题、开掘课题⁽⁶⁾。崔富章先生指出了20世纪的四库学研究存在的种种误区⁽⁷⁾。

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发表于1994年，故本文将上限定在1995年，下限暂时定在2005年年底，不避狗尾续貂之讥，对此期的四库学研究进展作一鸟瞰。“误”“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前辈时贤批评指正。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秘书长易雪梅女士远道寄赠巨册《四库全书研究文集》⁽⁸⁾，研究生沈科彦同学帮助搜集有关参考资料，谨致谢忱。

1　《四库全书》

1.1　概述

1.1.1　《四库全书》研究概况

康尔琴依据《全国报刊索引》，从论文年代、内容、出版刊物三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2000)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进行了概述⁽⁹⁾。沈科彦依据全国报刊索引检索到1995～2005年《四库全书》的研究论文共有49条，又从中国期刊网上找到111条。下面我们将以此为主要材料，再参考其他有关资料，有选择性地介绍、评述若干代表性论著。

1.1.2　《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至其为功为过，则在学者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见解。

(1)“罪首论”

此种意见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他说:“清朝的考据家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¹⁰⁾章培恒先生认为:“尽管鲁迅先生的意见在近若干年来常被某些人谥为‘过激’，但我想，至少他对《四库全书》的看法还是对的。”⁽¹¹⁾有人认为，鲁迅对《四库全书》的多次评判，表现了他从善拒恶、真伪分明、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¹²⁾

(2)“功魁论”

任继愈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巨大文化工程，汇集了中国古代乾隆以前的主要文化典籍，长期以来被誉为“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之渊薮”，许多学者将它与长城、京杭大运河联系在一起，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大文化工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¹³⁾任继愈先生近来特地为《四库全书》正名，他对否定《四库全书》的过激之谈批评甚厉——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出蕴藏在其中的学术文化价值，简单、粗浅地否定这样一桩举世皆知的文化伟业不是狂妄，便是文化虚无主义。许多否定《四库全书》的人，大多对《四库全书》本身没有多少了解，但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所发表的评论也多耳食之言。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四库全书》的编修，从学术的需要深入了解《四库全书》自身的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界来说是十分必要的。⁽¹⁴⁾

誉之者谓为中国典籍的总汇，斥之者视为中国文化的罪人。⁽¹⁵⁾两方各执一辞，分庭抗礼。近来网上盛传文怀沙主编《四部文明》叫板《四库全书》就是明证。文怀沙表示，《四部文明》就是要对《四库全书》进行系统的纠正:“《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以纪晓岚为首的一帮奴才们，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们就是要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还历史本来的面目。”⁽¹⁶⁾

1.1.3　《四库全书》与文字狱

学术界对清高宗屡兴文字狱、禁毁历史文献的暴虐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口诛笔伐。张杰认为，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具有保存文献与销毁禁书的双重目的，编纂《四库全书》的活动基本上由修书、毁书与文字狱三件大事组成，毁书超过存书，文字狱是一场文化浩劫。⁽¹⁷⁾郭向东认为，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较大贡献的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对学术文化遗产的一次严重摧残。⁽¹⁸⁾个案研究还有:武玉梅对《明文海》四库本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¹⁹⁾，陈雪云通过对《日知录》和《明文海》抽毁本的比勘，也找到了清廷毁书的罪证⁽²⁰⁾。

从文字狱的角度谈论《四库全书》，最后一般走向否定《四库全书》。如何准确地评价《四库全书》?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文字狱的影响。“罪首论”倾向于夸大文字狱的影响，认为“功不抵过”，而“功魁论”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轻视文字狱的影响，认为“功浮于过”。我们认为，文字狱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既不能完全加以否定，“避席畏闻文字狱”出自清儒之口，这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它过分夸大。乾隆开四库馆确有“寓禁于征”的目的，又命四库馆臣对所录之书肆意删削挖改，并藉此大兴文字狱，禁毁文献，文化之劫，甚于秦火，故为后人所诟病。尽管存在这些负面影响，但《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也决不能被低估。作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它的结集与流传，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同样功不可没。

1.1.4　《四库全书》的价值重估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开始从多角度对《四库全书》的现代价值予以重新评估。

(1)《四库全书》与区域文化

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热持续升温。查昌国认为，在我国现存的单部文献资料中，对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价值最大者当首推《四库全书》。四库开馆前期，进行了历时6年的全国访搜图书工作。当时各省按朝廷访搜图书务求全备无遗的要求，把各自州县志和正史中所列人物所著录的书籍，列出名册，派专人向本地书商、藏书家、名人之后及知情者逐一查核、访求。搜求中又以汉唐版本、宋、辽、金、元时期的抄本和金石图谱为搜寻重点，不仅汇聚了天下区域文化图书，也把当时存世的历代孤本、抄本图书几乎搜罗无余。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尚未印行或已绝版的珍本，约八九百种，占《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近三成。《四库全书》的刊行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播与认同，各地纷纷仿效，兴起编辑区域文化丛书——郡邑丛书、氏族丛书、个人专著的热潮，这些丛书是今天区域文化研究的基本资料。⁽²¹⁾

(2)《四库全书》与民族文献、地方文献

陈国强从《四库全书·史部》中发掘有关台湾高山族古代史料⁽²²⁾，李默从集部宋、元人著作中将有关瑶族的史料摘录出来⁽²³⁾。吴丽珠搜集、整理《四库全书》中有关台湾文史的相关资料，并分析其意义、特征和价值，旨在了解清初台湾文史发展状况⁽²⁴⁾。这一专题向为研究者所忽视，为重建台湾文史脉络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3)《四库全书》与科技文献

《四库全书》著录的科技文献有300余种，约占全书著录的1/10，存目360余种，约占全书存目的1/20。其中以数学、天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书籍最多，而工程技术方面书籍较少。就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而言，当时采进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大多著录，仅有少数列入存目。《四库全书》不仅收有当时流传的许多科技文献，更为可贵的还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一批当时罕传罕见之书(如《九章算术》、《数学九章》等)。《四库全书》中的科技文献，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数千年来丰富多彩的科技文明。这些珍贵的科技文献不仅对于保存、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有些文献如农书、医书、动植物谱录、地理方面的著作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²⁵⁾

(4)《四库全书》与传统学科体系

李福敏从《四库全书》的结构体系及其作品分析入手，剖析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并与西方的学科体系作横向比较，探讨其产生的社会人文背景⁽²⁶⁾。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一书探讨传统知识系统向近代知识系统转变的轨迹⁽²⁷⁾。此书虽然不是研究《四库全书》的专著，但也借鉴了传统的四库分类法，利用典籍分类处理知识系统的转换与生成。

1.2　纂修研究

1.2.1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史料价值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人员经过多年搜集整理、精心点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大型档案汇编。⁽²⁸⁾黄爱平教授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最高水平。我们已经注意到，该书最大的亮点即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的原始档案材料全面刷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诚可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四库全书》的纂修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还有大量的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亟待开掘。

1.2.2　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之纂修

(1)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

清高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一位诗人，传下来的有1万多首。这些诗的文学价值不高，以文为诗，多用虚词，曾遭到章太炎、钱钟书等大家的讥评。但我们不能否定其史料价值，特别是那些御制《四库全书》诗保存了大量的四库馆中的今典，虽无益文章，却有利于破译四库掌故，对于了解《四库全书》的编纂背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²⁹⁾。据章采烈统计，清高宗有关《四库全书》御制诗共107首，题文津阁40首，文源阁36首，文渊阁7首，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各3首，文溯阁1首，其他14首。乾隆皇帝的这107首御制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诗行间有大量的夹注，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过程。章采烈根据这些材料得出结论:“《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是最高决策人。”⁽³⁰⁾李致忠先生也认为:“其诗记事者为多，虽不十分确切，却也不失梗概。”⁽³¹⁾其诗多记史事，故可以诗证史。

(2)《四库全书》乾隆谕旨的史料价值

《四库全书》乃清高宗钦定之作，他下达有关《四库全书》的谕旨达13万言之多⁽³²⁾。《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25道谕旨正是编纂《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总纲。管锡华初步探讨了乾隆四库谕旨的文献学思想⁽³³⁾，戚福康从编纂目的论、编纂体例论、编纂校勘论、编书取舍论、古籍改编论、文化传播论等6个方面对25道谕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他认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基本目的是始终不脱离其宣扬封建思想、文化，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宗旨，并因此而使许多典籍惨遭厄运。同时又在客观上使基本的中国文化典籍得到了保存和流传。⁽³⁴⁾

1.2.3　四库馆臣与《四库全书》之纂修

(1)朱筠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刘凤强认为，朱筠的奏折不但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还大体上规定了纂修的方法和步骤。在安徽学政任上，他大力搜书、献书，此后本人又直接参与了纂修《四库全书》。深受他学术影响的众多门生弟子，有许多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纂修。⁽³⁵⁾

(2)纪昀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与纪昀的关系以及纪昀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作用，向来也是一桩学术公案。有人认为，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著名学者纪昀参与其中，既总揽全局，“撮举大纲”，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又主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先后主持文渊阁、文源阁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复校事宜以及各阁《四库全书》的补遗工作，成为纂修工作中惟一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为《四库全书》的修成及其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³⁶⁾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似过于夸大了纪昀的贡献，真正总揽全局的人还是乾隆帝。笔者经过多年的探索，基本上弄清了《总目》的纂修过程:《总目》的提要先由分纂官起草，现可考者有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戴震、刘权之、邹炳泰、任大椿、周永年、张羲年等人撰写初稿；分纂官完成以后，由总纂官润色，总纂官主要有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位，另外还有王太岳；总纂官润色以后，由总裁官裁定，特别是于敏中，用书信方式反复与陆锡熊、纪昀讨论纂修事宜；最后由乾隆钦定。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可见《总目》是官撰而非私修，是集体创作而非一人所为。⁽³⁷⁾正如王承略教授所指出的:“把《总目》视为纪昀的个人著作，甚至以《总目》为根据，论述纪昀的学术思想，无疑都是错误的。”⁽³⁸⁾

1.2.4　地方人士与《四库全书》之纂修

(1)安徽人对纂修《四库全书》的贡献

徽籍藏书家马裕、鲍士恭、汪启淑、汪如藻、程晋芳、戴震等人积极献书，为《四库全书》的纂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³⁹⁾汤华泉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安徽对纂修《四库全书》所作出的贡献。⁽⁴⁰⁾

(2)浙江人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当时浙江籍名流、学者在编书、献书、藏书、护书和补书诸方面都对这部历史巨著作出了贡献，其功堪称至巨至伟。卢香霄⁽⁴¹⁾等人对此有所论述。

(3)《四库全书》献书人的贡献

郑伟章先生对《四库全书》献书人予以详细考证，写成《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共考得90人，其中可称为藏书家的有近30人，可补《藏书纪事诗》之不足；有47人是四库馆臣，又可当四库馆臣传；《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还为深入研究《四库全书》提供了新线索、新资料。⁽⁴²⁾他还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北京籍献书人一一作了小传⁽⁴³⁾。

1.3　著录、版本与校勘

1.3.1　著录

张兰英、李海对《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目进行了统计⁽⁴⁴⁾，王晓天对《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⁴⁵⁾、李鹏对皖人著作⁽⁴⁶⁾、杨文新对宋代闽人著作⁽⁴⁷⁾、徐亮对甘肃人著作⁽⁴⁸⁾做了著录，陈东辉对《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略事考辨⁽⁴⁹⁾。

1.3.2　版本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系列目录是《四库全书》的版本目录，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王世伟先生总结了邵懿辰、莫友芝、朱学勤、傅熹年、翁同龢、王颂蔚、顾廷龙等人对《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历史贡献⁽⁵⁰⁾。顾廷龙先生早就想标注四库存目之书，最近已有人对四库存目书予以标注(详后)。

陈新先生是编纂《全宋诗》的功臣之一，他接触过《四库全书》中几乎全部宋人别集中的诗歌部分及有关资料，曾陆续发表《又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是稽古右文还是寓征于禁——析四库全书纂辑动因》、《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等系列论文，以切实的材料，论证《四库全书》纂辑之初四库馆臣对原书是相当忠实的。大量的篡改(包括挖改、换页)基本上发生在成书以后。⁽⁵¹⁾我们认为，《四库全书》文字之误，实出多因:一为恣意篡改，二为无意抄错，三为避清人之讳，四为底本选择不妥。陈新先生以今存《四部丛刊》初编中的影宋本《鹤山集》与四库所采用的底本明刻本比勘⁽⁵²⁾，又以影元刊本《佩韦斋文集》与四库本(底本为民间抄本)比勘⁽⁵³⁾，证明《四库全书》在遴选底本时明显存在失误。虽然不少的书采用了宋元旧刊、旧抄以及明代精刊本，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书并没有采用最佳版本。

1.3.3　校勘

《四库全书》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疏误，每为后世所诟病。清末张之洞即有“乾隆四库求遗书，微闻写官多鲁鱼”之诗句，微词相讥。七阁《四库全书》全是手抄本，这本身就存在一个校勘问题。《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收录历代诗文4 000余篇，全部辑自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集部书，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未见。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较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1986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本全部出齐，为核对不同的阁本创造了条件。从1991年起，国家图书馆有关工作人员核对了文渊、文津两个阁本的集部书，录下两个阁本在篇、卷上的差异，陆续发表于《国家图书馆学刊》。在1 273种集部书中，两个阁本有篇、卷之差的竟有788种，这一结果证明了文津阁本的实用价值和哪一个阁本都不能替代另外一个阁本。有些书用不同阁本对勘，有助于恢复该书的本来面目。⁽⁵⁴⁾

1.4　七阁四库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专贮故宫文华殿后文渊阁(1948年被移往台北)；1783年第二部缮竣，送往奉天文溯阁(现由甘肃图书馆收藏)；第三、四部完成后分贮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1784年复缮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现由浙江图书馆收藏)。七部《四库全书》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文源阁本被英法联军烧毁⁽⁵⁵⁾，文汇阁本、文宗阁本也焚毁于太平天国之战火，文澜阁本也烧、散过半。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多次搬迁，惟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国家图书馆，保存最为稳妥。

1.4.1　文渊阁

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影印32开本。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公司制作了电子版《四库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影响。

1.4.2　文津阁

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这确是新世纪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

(1)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傅璇琮先生认为，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当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后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⁵⁶⁾

(2)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

孙钦善先生从学术上论证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第一，版本价值，不可忽视。《四库全书》中的违改是有范围的，即多涉嫌与满族统治者有关或相牵连的对边境民族的蔑称问题，凡所改者不难发现。《四库全书》对整理底本的选择是尽量寻求善本的，在校勘整理上一般说来也是认真的。第二，留存《永乐大典》文献，独一无二。《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更表现在众多的据《永乐大典》辑本书上。第三，补苴文渊阁本，资料不可或缺。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得益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是文津阁本因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编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⁵⁷⁾

1.4.3　文溯阁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藏于辽宁，1966年中央有关部门考虑到当时的战备形势，拨交甘肃管理。围绕文溯阁本的归属问题，辽、甘两省展开了长达20年的论战。甘肃省为了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投资5 000多万元，在九州台修建了5 7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藏书楼。2005年7月8日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并召开了“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

1.4.4　文源阁

文源阁在当时既是全国的七大皇家图书馆之一，也是圆明三园中的第一座皇家图书馆。文源阁坐落在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的北面，与“舍卫城”隔湖相望。圆明园内文源阁额碑，现置于北京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内。⁽⁵⁸⁾

1.4.5　文澜阁

清代七阁《四库全书》，历时二百余载，中经种种劫乱，今存世者有文渊、文溯、文津、文澜四阁之版本。所存者又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之经历最为艰辛，护书之事迹最为动人。毛春翔先生以当事人身份，历述文澜阁《四库全书》自迁富阳、建德、龙泉、贵阳、四川最后回到浙江的传奇历程⁽⁵⁹⁾。徐永明亦掇拾旧闻，略述其事，发潜德之幽光⁽⁶⁰⁾。浙江社会科学研究院顾志兴研究员的《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一书最近已由杭州出版社出版。

1.4.6　文宗阁

向传文宗阁《四库全书》已焚尽⁽⁶¹⁾，其实国家图书馆至今还藏有一部清抄本《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⁶²⁾，所记装函之书不分类，但排列顺序与《四库全书总目》大致相同，稍有出入。此装函清册成了劫余之物，可以考证当时的一些历史信息。

2　《四库全书总目》

2.1　研究概况

笔者曾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⁶³⁾，李杰对20世纪90年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作了极为粗略的描述⁽⁶⁴⁾，陈晓华博士也对20世纪“四库总目学”的研究略有所述⁽⁶⁵⁾，并提出了“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⁶⁶⁾。其实，陈晓华所提出的“构想”并非超前之思，多为滞后之论⁽⁶⁷⁾，在此之前，笔者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已经将它基本上变为了现实。

2.2　纂修研究

全面介绍分纂官提要稿的有罗琳的《四库全书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关于翁方纲的有潘继安《翁方纲四库提要稿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记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未刊)稿》(《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沈津《翁方纲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图书文史论集》，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年)、吴格《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发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8期)、吴格及乐怡《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的流传与研究》(《两岸三地古籍与地方文献》第75～84页，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编，2001年)、邓爱贞《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序》(《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卷首)、陈先行《影印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弁言》(《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卷首)、滝野邦雄《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から檢について》(和歌山大学经济学会《经济理论》1996年7月第272号)等；关于邵晋涵的有刘汉屏《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7期)；关于姚鼐的有季秋华《从〈惜抱轩书录〉看纂前提要与纂后提要之差异》(《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9年第5期)、杜泽逊《读新见姚鼐一篇四库提要拟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关于余集的有李祚唐《余集四库全书提要稿研究价值浅论》(《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余集《四库全书提要稿疏证》(《天府新论》2001年第2期)；关于程晋芳的有杜泽逊《读新见程晋芳一篇四库提要分撰稿》(《图书馆建设》1999年第5期)；关于戴震的有方利山《戴震全集和“四库”有关提要》(《徽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3～4期)；关于郑际唐的有杜泽逊《读新见郑际唐一篇四库提要分撰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3期)。以上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总目》编纂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对于深入研究该问题应该说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但是，由于该问题涉及面很宽，材料也非常分散，无疑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还远远不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⁶⁸⁾。

2.3　学术思想

2.3.1　经学观

黄爱平教授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表现为:坚持儒学正统观念，倡导经世主张，尊崇汉学，批评宋学。《四库全书总目》对汉学的推崇，起到了转移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总目》融合汉宋，各取所长的宽容主张，无疑为清中叶以后出现的汉宋合流趋势开启了先河。⁽⁶⁹⁾何海燕从《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认为《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了影响⁽⁷⁰⁾，郭丹对《总目》中的《诗经》批评进行了专题探讨⁽⁷¹⁾。

2.3.2　史学观

王记录对《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进行了归纳⁽⁷²⁾。吴海兰初步探讨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思想⁽⁷³⁾。有人根据《总目》论述纪晓岚的史学思想⁽⁷⁴⁾，显然没有弄清《总目》的性质。

2.3.3　子学观

雷坤从《总目》子部杂家类提要探讨明清学术的新发展⁽⁷⁵⁾，赵振祥从《四库全书》小说著录情况看乾嘉史学对清代小说目录学的影响⁽⁷⁶⁾，季野⁽⁷⁷⁾、夏翠军⁽⁷⁸⁾、凌硕为⁽⁷⁹⁾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总目》的小说观，然而多是在现代小说观念下进行的。翁筱曼《目录学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以目录学上的“小说”为导引，对这一视野下《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的著录思想和由此呈现出的“小说”在目录学上的演进脉络作一番探讨，认为“小说”从诞生之日起便笼罩在经史话语的巨翼之下，历史变迁不曾从本质上将“小说”推向中心位置，《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没有比前人走得更远。⁽⁸⁰⁾

2.3.4　文学观

(1)关于《总目》的文学批评观

《总目》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巨著，其批评观一直是学术界饶有兴趣的话题⁽⁸¹⁾，郑明璋⁽⁸²⁾、杨有山⁽⁸³⁾均有专文论述，吴承学教授总结了《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⁸⁴⁾，成林归纳了《总目》的文学批评方法⁽⁸⁵⁾，孙纪文探讨《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⁸⁶⁾与本朝诗歌的批评⁽⁸⁷⁾，李剑亮总结了《总目》的词学批评成就⁽⁸⁸⁾。

(2)关于《总目》的文学史观

全面论述的有杨有山⁽⁸⁹⁾，专述楚辞学史的有李金善⁽⁹⁰⁾，孙微⁽⁹¹⁾、赵晓兰⁽⁹²⁾则从《总目》看杜诗学，薛泉从提要讨论词的起源问题⁽⁹³⁾。

2.3.5　学术文化观

周积明教授著有《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修订)、《纪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二书。《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乾隆时代的一部官书，但经过周氏“小心求证”，居然摇身一变，成为纪昀的私家著述。他以此为基础，又将其《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绝大部分内容复制到《纪昀评传·思想篇》中来。近年来，他继续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探讨了18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向⁽⁹⁴⁾，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⁹⁵⁾，也讨论了有关汉宋之争的学术公案⁽⁹⁶⁾。薛新力探讨了清代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⁹⁷⁾，王永华发掘西学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⁹⁸⁾，霍有光从《四库全书总目》考察乾隆时期官方对西学的态度⁽⁹⁹⁾。

2.4　分类研究

杨文珊对《总目》分类体系作了初步研究⁽¹⁰⁰⁾，周汝英对《总目》分类法予以述评⁽¹⁰¹⁾，赵达雄评述了《四库全书》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¹⁰²⁾，雷坤探讨了《总目》子部区分著录与存目对分类产生的影响⁽¹⁰³⁾。

2.5　提要补正

四库提要的订误补正工作，历来是学界关注的传统课题，成果也最为丰硕，近年以专书形式出现的有两种:一是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¹⁰⁴⁾，二是杨武泉的《四库全书总目辨误》。其他单篇补正文章层出不穷，我们今后将在《〈四库全书总目〉汇考》一书中对前人所取得的考证成果详加甄别，汇为一编，此不赘述。

3　有关四库学的学位论文

有关四库学的学位论文，以前海内外就出现过一批⁽¹⁰⁵⁾，近年来又有不少攻读学位的青年学者选择四库学的题目，这表明四库学的领域在不断拓展。

3.1　硕士论文

3.1.1　翟爱玲的《〈四库全书〉设计系统之研究》

历来关于《四库全书》设计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数包括在纂修研究之中，同时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成为“四库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环节。该文通过文献检索、资料测绘以及实物分析与比较等方法，试图将《四库全书》的书籍设计、藏书楼设计及其组织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全方位考察与研究。书籍设计对《四库全书》的封面、内文、包装设计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设计进行了研究；藏书楼的设计及管理则对七阁的命名、七阁与天一阁以及七阁之间的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四库全书》的书籍设计在符合功能、礼制的同时彰显了皇家修书的富丽堂皇，成为书籍设计史上的典范，同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设计则成为官修书籍设计的模板，《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颁行具有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总之，以《四库全书》为中心的书籍设计、藏书楼设计及管理之间密不可分，同时又有机结合、互为依存。

我们认为，这是一项较富创意的选题，既有利于拓宽四库学的研究范围，也对中国古代书籍设计及藏书楼设计的研究颇有裨益。

3.1.2　涂谢权的《崇实黜虚:经世氤氲笼罩下〈四库总目〉的学术批评》

作者从学术批评角度出发，立足于文本自身系统地阐释了致用思想指导下《总目》的学术批评。全文主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体上论述了经世思想影响下《总目》的学术批评。首先从指导思想、批评方法和态度上对《总目》学术批评的经世色彩作出一定的阐述，然后从《总目》中屡次出现的汉宋学之争对此进行具体的学术论证。下篇主要从表现在《总目》文学批评中文学功用价值、文学创作主客体关系和艺术风格论角度论述经世思想对《总目》文学批评的影响。

我们认为，“崇实黜虚”确实是《总目》的思想倾向之一，台湾曾纪刚曾以经史二部为主考察过《四库全书》之纂修与清初崇实潮之关系，笔者也在博士论文中有所论述。该文抓住这一思想主脉，从学术批评角度加以论述，大的思路应该还是可取的。

3.1.3　陈旭东的《清修〈四库全书〉福建采进本与禁毁书研究》

清修《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到乾隆五十八年禁书运动基本结束，福建一直与这场运动相始终。在图书征集阶段，福建前后七次共采进213种书籍；《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闽人著作744种；在禁书运动过程中，共有90个福建人的130多种著作被禁毁。清修《四库全书》，在客观上对保存福建的地方文献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又是对福建文化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

我们认为，关于乾隆朝禁毁书的研究，应该说成果比较丰富，该文爬梳福建采进本，视角比较新颖，有利于深化思想文化的研究。

3.1.4　乐怡的《翁方纲纂〈四库全书提要稿〉研究》

该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稿》(以下简称《翁稿》)稿本流传之原委；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翁稿》的内容及特点，进而探讨《总目》的成书过程；第三部分为《翁稿》与《总目》的比较研究，涉及两书的著录数量、处理结果、编排体例及相关提要的异同等内容；第四部分探讨了《翁稿》所反映的《四库全书》及《总目》编纂中的一些问题。

《翁稿》是四库馆臣所留下的最大一笔提要稿，是了解《总目》编纂的第一手材料，价值很高。作者比较《翁稿》诸传本之异同，介绍《翁稿》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又将《翁稿》与《总目》提要比较异同，最后讨论《总目》编纂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该项选题很有意义，但总体上发掘不够，只是泛泛举例，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相对而言，前三部分处理得要好一些，对第四部分的处理尤为简单。加之作者对《总目》内容不够熟悉，因此，该文对于其编纂过程中的诸问题深入不够。

3.1.5　姜洁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学批评初探》

该文共分四大部分: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学批评的内容。从历史事实的批评、史料的批评、史书体制的批评、史书文采的批评、史家史德的批评等5个方面对该书的史评内容进行总结与论述。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学批评的方法。从区分类聚法、历史考察法、比较批评法、归纳证明法、辩证评析法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从知人论世、经世致用、“名教”等方面进行总结与论述。四、《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学批评的影响和缺憾。探讨该书在史评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总目》史学批评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传统课题，其批评意识与批评标准等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如何借鉴西方历史哲学甚或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总目》进行深度发掘，也是极有学术意义的新领域。

3.2　博士论文

3.2.1　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

该文以3编11章的篇幅进行全面发掘。上编为背景研究(第1～2章)。第1章考察《总目》的编纂过程，对《总目》的著作权提出了新的看法。第2章比较《总目》与《简目》、殿本与浙本、殿本与库本提要的关系，论证《总目》殿本优于浙本。中编为学术研究(第3～10章)。分别从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编撰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七大学科全面总结《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第3章重点探讨分类方法，第4章探讨著录方法，第5章探讨解题方法和存目标注，第6章探讨版本鉴定方法及善本观，第7章以编例为中心，第8章探讨辨伪方法，第9章考证永乐大典本的分纂官、数量及存目原因，第10章探讨《总目》的考据方法。下编(第11章)为思想研究。从尊孔、过郑、刺朱、砭俗、排外、崇实、黜虚等7个方面概括《总目》的思想倾向。

总地看来，该文主要以文献学视野审视《总目》，从总体上发掘其学术内涵，学术方法的探讨尤为重中之重。该文经过修改后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只是一个纲领性的开场白，笔者准备在此基础上撰写系列论著。

3.2.2　张传峰的《〈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问题，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乾隆的思想，与纪昀个人的学术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且与18世纪学术思潮紧密相关，是18世纪主流学术思想的体现。

应该说上述观点大致不差，但该文在发掘材料方面略显不够，尤其是第3章还只是一个简短的论纲，既缺少令人信服的论据，也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

3.2.3　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

为了弥补《四库全书总目》不著录版本的缺憾，邵懿辰、莫友芝、傅增湘等人穷毕生精力标注版本，形成了《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版本目录。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存目”部分6 793种图书的版本，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如郑振铎、顾廷龙等加以注意，但还没有全面地进行整理。杜泽逊特地为此而作，故称《四库存目标注》。全文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论《四库存目》之由来，中篇论《四库存目》之书的进呈本的发还、存贮、散佚、残余等问题，下篇论《四库存目标注》的缘起、经过及学术价值，最后附录《四库存目标注》的经部部分。

平心而论，该文所论述的部分比较简单，尤其是对《四库存目》原因的分析比较肤浅，所论9条不能够涵盖全部存目之书，没有进行统计分析，因而缺少说服力。《四库存目标注》作为一部工具书，应该还是有其存在价值，但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论述部分似乎缺少理论分量。另外，对于四库采进本的处理，目前学术界也还存在一些异议。

3.2.4　郭向东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成书与流传研究》

该文由四个专题组成:第1章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编纂”，第2章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修订”，第3章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流传”，第4章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保存现状与利用”。

由于文溯阁《四库全书》至今尚未影印、翻印，研究者甚少。因此，该文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成书及流传之经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梳理，总结其在流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当前对其充分开发利用之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结语

近十年来，四库出版热持续升温，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200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续修四库全书》，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004年鹭江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线装影印本，同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杭州出版社也正在积极准备实施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全部影印，甘肃方面也将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上了议事日程⁽¹⁰⁶⁾。

出版热引发了研究热，人们对四库学的研究开始自觉地上升到了建立新学科的高度，“四库学”、“《四库全书》学”、“《四库全书总目》学”等概念逐渐被提出来，《四库提要订误》增订版、《四库全书总目辨误》、《〈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四库全书〉收录台湾文史资料之研究》、《四库禁毁书研究》、《文澜阁与四库全书》等专著纷纷出版。

在学术研究机构方面，1993年，海南大学举办“中国首届《四库全书》研讨会”，并成立了“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举办“首届四库学研讨会”；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成立。为了整合研究力量，我们开始筹备“中国四库学研究会”，准备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平台，在适当时候开通“四库网”，出版四库学研究系列著作，培养新一代四库学研究专家。

为了将方兴未艾的四库学研究推向深入，今后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文本研究。《四库全书》版本的可信度是学界瞩目的重要课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学术界对《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是存在着疑义的，即认为《四库全书》多有违改，而且是成于众手，校勘不精，文字多有讹误，不足以作为版本依据。上述问题虽然存在，但不能一概而论，还必须具体分析，分别对待。《四库全书》的不同阁本虽然来源相同，但由于人为的因素，也存在巨大的文本差异，将这种差异一一揭示出来，成了四库校勘、版本的重大课题。我们呼吁，应该重修《四库全书》，组织新的“四库馆”(由一批真正的古典文献学专家组成)，对于《四库全书》重新加以校勘整理，尽量避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第二，加强专题研究。我们已经从文献学学科理论的高度，即从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总目》作了初步研究，但在校勘学、编纂学等方面做得还比较欠缺，还有大量的专题尚需格外关注。

第三，加强学术思想史研究。《总目》本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要特色，所谓学术源流，不仅仅表现在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更在于对学术思想史的论述以及对众多的学派和学人的评价。我们应该尽快写出《〈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国学术思想史》与《〈四库全书总目〉思想研究》。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通人之学一变而为专家之学。五四以降，通人日少，专家日众，流弊亦日显。在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我们深感寂寞，也日益认识到通人之学的可贵。我们相信，四库学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学科，它将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四部之学的复兴，应该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只有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再造学术大师。四库学的研究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仍然是一个值得瞩目与期待的领域，在此领域内完全有可能出现像余嘉锡那样的大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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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赵晓兰.四库馆臣与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6(4)

83.薛泉.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烟台大学学报，2003(4)

84.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向.社会科学战线，2000(3)

85.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2002(1)

86.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清史研究，2004(4)

87.薛新力.清代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影响.图书馆论坛，2002(4)

88.王永华.“西学”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1)

89.霍有光.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5)

90.杨文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类体系之初步研究.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6(1)

91.周汝英.《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述评.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2)

92.赵达雄.《四库全书》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评说.情报资料工作，2000(4)

93.雷坤.试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区分著录与存目对分类的影响.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5)

【作者简介】司马朝军，男，汉族，1967年4月8日出生，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学士(1990)，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2001)，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2001～2003)。

主要研究方向:

(1)四库学研究；(2)古典文献学研究；(3)学术文化史研究。

主要科研项目:

(1)《四库全书总目》与文献整理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3)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教育部人文基地重大项目(主要成员之一)；

(4)《经解入门》辨证，教育部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

(5)《四库全书总目》汇考，武汉大学重大研究课题。

代表著作:

(1)《〈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另外，在《中国语文》、《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与友人共同主编学术年刊《学鉴》。

成果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一书经全国社科规划办鉴定为优秀项目，并于2003年入选《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周文骏教授认为该书“对我国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和四库学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承略教授在2006年2月24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书评文章，称为“四库学根基的夯实之作”。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称之为“高难度”、“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王俊义教授评之为“一部厚重扎实、开拓创新的四库学研究前沿之作”。《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网站开辟专栏同时发表4篇相关书评，《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发表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吴根友教授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的书评文章。《黄侃年谱》一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热烈争论。

【注释】

(1)昌彼得.影响《四库全书》的意义.故宫季刊第17卷第2期，1982年12月

(2)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

(3)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为60年心血所聚，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最近又被列入《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在为重刊本撰写的“弁言”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笔者在《〈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引言部分对余氏的贡献与不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侯美珍.四库学研究论著目录.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侯美珍.四库学相关书目续编.书目季刊，第33卷第2期，1999

(5)陈仁华.五十年来台湾“四库学”之研究.四库全书研究文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52～57

(6)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清史研究，2000(3)

(7)崔富章.20世纪四库学研究之误区.书目季刊，2002(1)

(8)甘肃省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9)康尔琴.建国以来《四库全书》研究论文概述.图书馆学刊，2002(6)

(10)鲁迅.病后杂谈之余(二).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49，

(11)章培恒.《〈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序.《〈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2)崔石岗.鲁迅与《四库全书》.图书馆建设，1997(6)

(13)任继愈.四库全书研究文集序.四库全书研究文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14)任继愈.为《四库全书》正名.中华读书报，2003-08-13

(15)章培恒.《〈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序.《〈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6)曹雪萍.文怀沙编书叫板《四库全书》.http://www.art.people.com.cn/GB/14759/21864/3686176.html(访问时间:2006/02/ 25)

(17)张杰.《四库全书》与文字狱.清史研究，1997(1)

(18)郭向东.《四库全书》编纂与中国古文献之劫难.图书与情报，2004(2)

(19)武玉梅.清修《四库全书》对《明文海》之抽删探考.历史档案，2004(3)

(20)陈雪云.清廷毁书的罪证——论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四库全书《日知录》《明文海》抽毁本的价值.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5)

(21)查昌国.《四库全书》与区域文化研究.http://www.guoxue.com/article/list.asp?id=405(访问时间:2006/02/25)

(22)陈国强.谈关于台湾高山族古代史的若干问题——从《四库全书·史部》记述说起.民族研究，1995(2)

(23)李默.瑶史拾零——读《四库全书》宋·元集部札记.民族研究，1995(2)

(24)吴丽珠.《四库全书》收录台湾文史资料之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

(25)何绍庚.《四库全书》中的科技文献.http://www.ihns.ac.cn/members/heshaogen1.htm(访问时间:2006/02/25)

(26)李福敏.《四库全书》与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图书馆工作与研究，003(6) 2

(27)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8)旅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历史档案，2001(1)

(29)笔者在撰写《〈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二书时曾充分关注此类材料

(30)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1)

(31)李致忠.《四库全书》首架乾隆御题解.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4)

(32)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1)

(33)管锡华.乾隆四库谕文献学思想初探.中国文化研究，1998(4)

(34)戚福康.《四库全书》乾隆谕旨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6)

(35)刘凤强.朱筠对《四库全书》的贡献.邢台学院学报，2005(3)

(36)黄爱平.纪昀与《四库全书》.安徽史学，2005(4)

(37)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38)王承略.四库学根基的夯实之作——读《〈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文汇读书周报，2006-02-24(9)

(39)张翔.《四库全书》与徽籍藏书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4)

(40)汤华泉.清代安徽对纂修《四库全书》的贡献.安徽大学学报，1997(6)

(41)卢香霄.《四库全书》与浙江关系考述.浙江师大学报，1995(1)

(42)郑伟章.《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前言.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4)

(43)郑伟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北京籍献书人传略.北京社会科学，1998(1)

(44)张兰英，李海.《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目统计.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2)

(45)王晓天.《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船山学刊，2002(4)，2003(1)

(46)李鹏.《四库全书》及其皖人著作.学术界，1997(4)

(47)杨文新.《四库全书》中的宋代闽人著作考述.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7)

(48)徐亮.《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甘肃人著作.河西学院学报，2005(4)

(49)陈东辉.《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1998(3)

(50)王世伟.论四库标注之业.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3)

(51)陈新.《四库全书》遴选底本失误例.文教资料，1997(2)。按:有些篡改发生在成书之前，《翁纲纂四训提要稿》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信息。

(52)陈新.今存魏了翁《鹤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文教资料，1995(4/5)

(53)陈新.《四库全书》遴选底本失误例.文教资料，1997(2)

(54)杨讷，李晓明.《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前言.国家图书馆学刊，1997(3)

(55)文源阁虽毁于战火，但文源阁本《四库全书》还有零种幸存

(56)傅璇琮.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http://www.guoxue.com/xstj/siku06.htm(访问时间:2006/02/25)

(57)孙钦善.从学术上看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http://www.guoxue.com/xstj/siku06.htm(访问时间:2006/02/25)

(58)常润华.文源阁与《四库全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2-28(6)

(59)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浙江省图书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60)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4)

(61)或传南京图书馆藏有南三阁本另种，但不能确知是哪一阁中之物。

(62)王菡.《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说略.文献，2002(3)

(63)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6

(64)李杰.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概况.学术月刊，2001(6)

(65)陈晓华.20世纪“四库总目学”研究述略.图书情报工作，2002(11)

(66)陈晓华.“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图书情报工作，2003(11)

(67)听说陈博士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史》即将出版，不知是否参考了最新研究成果。

(68)章培恒、王俊义两位先生为该书作序。吴根友教授发表了书评《刳心论治世，删裁费神思》(《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第15版)，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对拙著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林存阳、杨朝亮在《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一文中称:“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深入细致地考辨了分纂官、总纂官、总裁官、清高宗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成书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以扎实的文献爬梳，澄清了其间不少疑难问题，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6期第8～9页)

(69)黄爱平.《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中国文化研究，1999(1)

(70)何海燕.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湖北大学学报，2005(3)

(71)郭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经》批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4)

(72)王记录.《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4)

(73)吴海兰.《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思想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5)

(74)张金龙.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纪晓岚的史学思想.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4)

(75)雷坤.《四库提要》子部杂家与明清学术的新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2)

(76)赵振祥.从《四库全书》小说著录情况看乾嘉史学对清代小说目录学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1999(1)

(77)季野.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小说评论，1997(4)

(78)夏翠军.《四库全书总目》小说类探析，山东图书馆季刊，2004(1)

(79)凌硕为.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江淮论坛，2004(4)

(80)http://202.116.65.193/jinpinkc/gudaiwenxue/sc/lunwen/02.doc(访问时间:2006/02/25)

(81)龚诗尧著有《〈四库全书总目〉之文学批评研究》一书，已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一辑，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

(82)郑明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唐都学刊，2005(3)

(83)杨有山.试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观念.江汉论坛，2003(4)

(84)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6)

(85)成林.试论《四库提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南京大学学报，1998(1)

(86)孙纪文.《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5)

(87)孙纪文.《四库全书总目》对本朝诗歌的批评.宁夏社会科学，2005(3)

(88)李剑亮.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文学遗产，2001(5)

(89)杨有山.试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4)

(90)李金善.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河北大学学报，1999(1)

(91)孙微.《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2003(1)

(92)赵晓兰.四库馆臣与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6(4)

(93)薛泉.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烟台大学学报，2003(4)

(94)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向.社会科学战线，2000(3)

(95)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2002(1)

(96)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清史研究，2004(4)

(97)薛新力.清代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影响.图书馆论坛，2002(4)

(98)王永华.“西学”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1)

(99)霍有光.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5)

(100)杨文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类体系之初步研究.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6(1)

(101)周汝英.《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述评.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2)

(102)赵达雄.《四库全书》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评说.情报资料工作，2000(4)

(103)雷坤.试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区分著录与存目对分类的影响.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5)

(10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中华书局2005年又出版了增订本。该书对《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的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及其生平以及内容评价等方面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并论及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疏误。

(105)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

(106)文溯阁《四库全书》将出影印版对研究大有裨益。刚刚出台的甘肃省“十一五”规划的文化建设工程中，文溯阁《四库全书》出版影印项目被列在第一项。(新华网甘肃频道2005年10月28日，资料来源于《兰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