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幼儿教育专家托宾（Joseph J.Tobin）等人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选择这三个国家的三个典型托幼机构（第二次研究在中国上海增加了一所幼儿园），对它们的一日活动拍摄录像，将典型的活动剪辑成20分钟的录像片，并让来自三个国家的幼儿教育机构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家长及其他教育工作者观看录像、评议，并填写问卷，了解教育工作者对三种不同文化的早期教育的目的和实践活动的不同看法。[1][2]
两次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20多年前，在中国西南部某城市的一个幼儿园里，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规律、有序、整齐划一地学习、游戏以及生活。这种强调秩序与管理的集体生活方式也许会让今天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们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当然，这一所幼儿园也许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所有幼儿园，然而，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培养幼儿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的成员。[3]20年后，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幼儿教育借鉴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在幼儿园中推广建构主义、活动区角、自我表达、方案教学等，反映出我国幼儿教育趋向于西方文化中典型的价值取向——以儿童为中心、关注个体差异与自我表现，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集体主义、提倡含蓄内敛的价值观相对立。
托宾表示：“作为一个教育人类学学者，我担心这些教学法将如何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中，以及在贯彻这些方法时，如何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4]
应该说，始于80年代的幼儿教育改革“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那就是对过分强调系统的知识和技能传授，强调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儿童的发展和需要，忽视儿童的活动和直接经验等提出挑战；对幼儿教育管理的标准化和一统性提出质疑”。[5]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幼儿教育确实有所进步，比如，教师对儿童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儿童学习的自主性受到重视，课程的实施更多地考虑到儿童的生活经验与个体差异，儿童自由游戏的价值得到承认，等等。
然而，同样能看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内容正在幼儿园课程中悄悄隐退。有研究者对我国五省市幼儿园教材中的故事进行了内容分析，对200个故事按照情感、品德、审美、认知和其他等五个方面进行分类，发现在传统课程中占首位的认知类故事比重明显下降，品德类和情感类故事较多，并且在品德类故事中，对社会公德的重视远不如对个人修养和意志品质的重视；在情感类故事中，对亲情和师生情感的重视远不如对友情的重视。进而指出：“现行幼儿园课程西方文化明显，强调西方文化色彩明显的个人至上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至上的色彩变淡……现行幼儿园课程提倡幼儿要学会分享友情与表达情感。中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朋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理念已不是主流。这种情感教育方式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含蓄、内敛的国民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6]
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教育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幼儿教育所发生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点，表明我国传统文化正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外来文化。不过，开放不意味着全盘接收，更不意味着由东方文化走向西方文化，而是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教育也不是由中式教育走向西式教育，而是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这两种教育走向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颠覆抑或改造，决定了教育是在文化变迁中逐渐消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通过传承与创新发展出更具活力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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