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政策的形成背景

一、素质教育政策的形成背景

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国际形势亦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以国民素质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各国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纷纷实行教育改革，由此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改革浪潮。我国在“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优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为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我国选择实行精英教育，恢复高考，同时采取将少数精英人才集中到少数重点学校，通过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以期将其培养成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精英教育在较短时间内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但是精英教育过于强调对应试技能的训练，而重知识轻能力，重智育轻德育、体育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亦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人才质量却不高的奇特现象；而更严重的问题，则是造成了教育与社会需求以及与学生发展需要之间的尖锐矛盾。无疑，这样一种发展方向，明显背离了我国建国之初就确立的“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因此，这样一种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亦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有些学者还自发性地开展了克服应试教育弊端，提高学生素质的研究和讨论，而这些活动均为素质教育的提倡提供了基本思想和理论基础。

“素质教育”一词在国内最早出现于1982年第10期《教育研究》中的《德育过程的阶段说》一文。尽管文中的“素质教育”指的仅是对学生的道德素质的教育，但是它首次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名词。1987年，“素质教育”在《贵州学院学报》第2期刊载的《人才素质与素质教育》一文中，又一次以标题性的形式出现。而在1988年第11期《上海教育（中学版）》刊载的题为《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的文章中，则更为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指出素质教育应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劳动技术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等。虽然该文章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它把“素质”与“教育”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思想的提法却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重视，此后还引发了人们对于素质教育问题的讨论。当时人们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学业过重，以及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概念的厘清和素质教育能否颠覆应试教育的问题。上述这些讨论亦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热切关注。但是由于当时素质教育理论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因而各界的争论与分歧也很大。比如就在争论的同时，一些基层学校已悄然开展了诸如“愉快教育”、“情境教育”、“成功教育”等一些改革实验，并积累了一些经验。而这些研究动向也引起了政府机构及一些官员的重视。

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把教育工作认真地抓起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在此报告中邓小平强调地指出了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性。1987年，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斌在九年义务教育各科教学大纲统稿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关于制订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指出：“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教育。”^[3]此后，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再次指出，“现在社会上对教学改革呼声很强烈。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4]李岚清的讲话可以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1996年，李岚清又在《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奠基工程》一文中指出，“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各级教育部门要将实现素质教育的转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订规划和措施”^[5]，由此他把实施素质教育提到了全社会共同负起责任的高度，并号召社会所有成员都来支持和关心素质教育及给予贯彻与实施。在这以后，江泽民、朱镕基、柳斌等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特别是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上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推动下，素质教育的理念已在全党和全社会达成了空前未有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