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政策概述

第一节　美国教育政策概述

美国诗人和哲学家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曾说过：“土壤是施惠于每一粒种子的。”^[2]丰富多彩的美国社会生活是其教育形成的肥沃土壤，也正是其独特而多元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价值观铸成了今日的美国文明、今日的教育“种子”的种植及其独特的成长过程；同理，它的教育政策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决策、传统与价值以及它对未来的看法。

作为一个多元的、分权的民主社会，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美国有着它独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意识形态，其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国家的权力是分散的，200多年来其公共教育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由此教育权力在国家机构中也相应地做了横纵切割。如从横向来看，教育权力分散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每个部门各司其职，虽互不干扰，却又相互制衡。以国会为例，拥有立法权的国会在教育立法方面权力很大，但也需受到制约，即每项立法必须得到参众两院的通过，总统的同意以及正式签署方能生效；反过来，又由于国会有“掌握钱袋的权力”（power of the purse），所以它也对总统的权力产生制约。分权所起到的作用是彼此间权力的制衡，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不至于出现权力的滥用。再从纵向来看，联邦与州之间也存在着教育权力的分配关系，这中间的消长变化也有着一个从二元联邦主义（即：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分割，各自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事，互不干涉）到合作联邦主义（即：联邦与州之间相互合作，分担责任）的演进，并逐步打破了专门由州来管理教育的传统格局。

美国人有着极强的法律意识和集团意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3]所言：基督教文化的长期浸润以及法律涉及公民自身的利益等原因使得“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4]，其宪法至上的思想和崇尚法律的传统心理使得《宪法》在美国有着极高的地位，其甚至被看作是维系社会平稳运行的基本法则。“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要变成司法问题”，^[5]而许多教育问题最终亦都成为司法问题。换言之，公众在教育方面如果遇到问题也往往会诉诸于法律手段来解决。美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即将“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奉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因此美国人有着极强的追求平等自由的心理，这也使得他们对各种事件和政策都能积极地参与。

除此之外，公民社会的存在也是美国政治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和重要特点。美国政治学家巴伯^[6]认为，“美国实际存在着两种民主：一种是国家民主，体现为两党冲突，总统大选，联邦机构的政策等；另一种则是地方民主，体现为一些社团组织、社区行动团体等组织的活动。（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人对第一种民主的怀疑感和冷漠感越来越深，而对第二种民主的热衷却始终不衰”。^[7]这意味着在美国存在着众多有高度参与感的公民，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活动，亦代表着不同的组织、各种基金会、职业协会、宗教团体的利益，它们亦在广泛的领域内指引、影响和协调着教育政策，同时促进了美国的教育改革并保证了美国政治的平稳运行。如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代表黑人或少数民族利益的组织或团体开展的一系列要求废除学校种族歧视，实现平等教育的活动，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卡内基评估计划（Carnegie Assessment Program）”就是1963年在凯佩尔（Francis Keppel）得到了卡内基公司董事长加德纳（J.W.Gardner）的认可而实现的。

因此在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社会学术团体和机构均起着极大的作用，几乎每一项教育政策和法律的出台都不是由政府机构来负责起草和书写报告，而是由各种学术团体和基金会来负责。具体而言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学术机构或者基金会通过自己的研究汇集了一些教育政策议题，他们可以直接提交给政府部门，然后再由政府部门交由国会审议和表决；二是政府部门对教育问题若有积极思考，就会交由这些团体来做调查研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学术团体也是一种利益集团，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所以在美国，教育政策（educationpolicy）的名称一般又被“教育政治”（educationpolitic）所代替，其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深刻的背景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