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逐渐浮现出来的问题

（一）公共性危机：一个逐渐浮现出来的问题

公共性危机并不是改革之初就出现的，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逐渐浮现出来的问题。当人们指责公立学校系统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寻找答案的时候，逐渐关注到隐藏在背后的公共性。应当说，当前公立学校体制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无论是学校的法人地位问题，还是内部管理体制或经费筹措体制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公共性危机。

从理论上讲，公立学校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以机会均等观念为基础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虽然很多时候还存在实际的进入标准，但这种标准主要已不是血缘、种族、地缘、性别、贫富等方面的先天或宿命特质，而是某种或某些对个人来说都有公平获取机会的特质。这可以称之为共享性、平等性或开放性。其二，公共教育的目的不是对贫困者进行施舍而求得道德上的宁静，而是基于对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尊重，对彼此唇齿相依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生活的维护，对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的追求，对人类文化科学与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教育质量与效益的严正承诺。这可以称为公立学校的公益性。其三，它由国家或公众依靠公共经费设立，并按照某种民主体制（直接的、代议制的或民主集中制的）而为国家或公众所监管。这种共有性和共治性可以称为公立学校的民主性⁽⁹⁾。在中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教育公共性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公平性危机。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学习者的选择权，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高学校办学的责任意识和效率，培植一种竞争、进取的市场精神。它还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教育资源，吸引各种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大大缓解国家投资的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改革又会扩大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导致社会分层的强化，并有可能将那些因社会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被边缘化的群体排除在竞争和择校的新机制之外，产生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在这一点上，公立学校系统应当扮演的角色是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消减社会不公平问题，而事实上，公立学校参与了这场市场之战，并且出现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流失问题、校际间教育发展的梯度拉大问题、弱势群体的“国民待遇”问题等公平性危机。

2.公益性危机。市场介入教育就意味着教育这种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通过市场运作的规则向社会成员提供。这样，介入教育的营利性组织实现了自己的私益，同时又满足了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因而实现了公益，因此大多数国家对营利性组织举办的教育都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但是当教育这种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向社会成员提供时，就必然在某程度上具有可分性和排他性，从而使教育变成一个具有营利性质的领域。而另一方面，教育的价值基础又决定了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通过对个体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个体身心发展，使个体社会化，并最终使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学校的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从文化、精神、体质、社会诸方面开发人的潜能，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业。因此由公益性取代以往教育的私益性就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前提。对教育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教育公益性和资本寻利性的冲突⁽¹⁰⁾。

3.民主性危机。政府部门在寻求教育投入渠道多样化的同时，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对公立学校教育的责任最主要的是经费责任，政府的经费责任是不能推卸和转嫁的。另外，在教育民营化背景之下，一部分传统的公立学校实行转制，收取高额的费用，甚至谋取利润，与公立教育目标发生了偏离。

与此同时，教育公共性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一场重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确立和日趋完善，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和社会呈现二元分化，导致了教育公共性的一些新特征，并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主要表现在：（1）社会参与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包括了参与决策、参与办学和参与管理等方面。（2）社会要求政府部门教育信息公开的愿望日趋强烈。（3）公民的教育自主权开始受到尊重，教育的可选择性加强。

无论是公共性的危机还是教育公共性本身的重构，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改革开放30年来公立学校变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实质上都直接指向了教育的公共性，都在明确教育改革不能违反或背离公立学校教育的使命、职能，不能背离教育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