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界反对文部省强制删改教科书

在第二次教科书攻势中，自民党、右倾文人及财界猛烈攻击文部省已经审定合格并且通过选用程序的教科书，自民党通过文部省进行违规操作，迫使出版社再次修改教科书。更令人诧异的是，财界要求修改核电站的表述，竟然也在教科书付印后得以实现。日本科学技术厅扮演了财界代言人的角色———科技厅向文部省提出“参考意见”：“现在选用的教科书样书内，与核能有关的内容难免引起学生核过敏”，“如有可能希望研究一下。”文部省立即向五家出版社转达了这一要求，同时表示“如果可能，希望你们申请勘误程序。”于是，教科书出版社以“自主判断”方式，向文部省申请“勘误”。结果，教科书中有关“放射能泄漏事故”、“安全性问题”、“反对运动”的表述大幅倒退。1981年文部省违规从严审查教科书，强令删除“马克思主义偏向”内容的行径，遭到教科书编撰者的强烈抵制。围绕高中教科书《政治与经济》中，“垄断资本主义”的注释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根据科学理论与史实，曾经与文部省调查官进行了13个小时的辩论，[16]至今仍被反对篡改教科书的人们传为佳话，文部省的调查官一想起此事就“头大”。高中《现代社会》、高中国语教科书等都被要求强制修改或更换教材。根据日教组对教科书协会和教科书出版社调查的结果，文部省按照财界要求迫使出版社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8个问题：（1）爱国心与国防，（2）北方领土，（3）国民的权利与义务，（4）家庭与老人问题，（5）公害与企业的作用，（6）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7）议会制民主主义与多数表决，（8）宪法的制定过程。这些问题不仅与经团联在《经济教育》上提出并加以批判的问题完全一致，而且与自民党的《令人忧虑的教科书》、《新社会科公民教科书分析》，森本小组的《教科书的偏向与问题点》的攻击目标相同。在自民党、财界及右倾文人的联合攻势中，1981年4月27日，教科书协会终于屈服“掌权政党的特别批判”，违反以往教科书使用3年后进行四分之一修改的惯例，决定3年以后全面修改公民教科书。[17]

1981年11月，文部相向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咨询“初中级教育内容适应时代变化的基本方向”。按照文部省的要求，中央教育审议会于12月14日设立教科书小委员会。1982年4月27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全体会议公布教科书小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并达成一致意见：（1）教科书选用地区广域化，（2）加强教科书的编辑和发行体制，（3）应在一定范围内限制教科书表述的思想自由。文部省忠实贯彻自民党的政治意图，配合自民党转变“左翼偏向教育”，在教科书审定中重点删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否定日本民众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推翻史学界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关于天皇的科学结论。

日本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前所未有的教科书攻势。1981年7月10日，各主流媒体一齐报道了文部省审定高中教科书《现代社会》的结果。文部省曾在6月27日结束审定时，向记者散发了提交教科书展示会的样书，各报记者还收集到出版社提交文部省审定的“白皮本”（无正式封面的教科书送审原稿），记者纷纷对比教科书原稿，研究文部省的审定意见，一时间，教科书成为全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8月3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公布于众：教科书协会属下的17家教科书出版社，向自民党的“后援团体”国民协会提供政治捐款。8月4日，学界团体与出版工会联合会等纷纷向教科书协会提出抗议，[18]谴责围绕教科书的钱权交易。媒体揭露的事实表明，教科书出版社打算在教科书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中扩大市场占有率，通过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来疏通关系。在80年代的教科书攻势中，既有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与坚持走和平民主道路的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抗争，也有金钱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此外，还有协助自民党“清除家永诉讼的影响”的右翼分子的诉讼反攻。1984年被东京战犯法庭处死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原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私人秘书、“近现代史评论家”田中正明提起诉讼，声称教科书记载南京大屠杀，使他“蒙受精神痛苦”，要求国家赔偿。教科书面临“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教育工作者大声疾呼：“教科书危险！”

日教组是各都道府县教职员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947年6月成立以来，主要开展维护和平宪法与教育基本法运动，反对文部省加强中央集权，确保学校教育的自主性，是教育界非常有号召力的工会团体。面对经团联经济宣传中心、筑波大学森本小组和自民党联手合围教科书的险恶形势，日教组提出，修改教科书的最终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1981年1月28日，日教组针对教科书问题向教科书协会及7家教科书出版社提出“质问书”。6月11日，日教组又发布了《关于今日教科书问题的要求———对“偏向教科书”的见解》一文，展开全面反击。这篇文章在总结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攻击教科书与修宪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号召广大国民保卫教科书，捍卫和平宪法。文章指出：自民党修改教科书的目标是复活天皇制、军备和征兵制，增加国民对国家忠诚的义务，复活封建家族制，增加限制权利的制约，修改国民主权，研究在“有事”之际政府能够进行立法、命令、预算外支出等，实际上是按照自民党党纲的规定要求全面修改教科书。“如果照此实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将被彻底践踏，变成法西斯主义。”日教组向教科书协会和出版社发出强烈呼吁：第一，不能屈服掌权政党不正当的压力，或迎合政府和执政党各个时期的政策主张。第二，教科书出版社应承认根据科技厅和文部省的“参考意见”，改写核能发电的表述是错误的，并采取订正措施。第三，今后不再用“勘误”程序等不正当的手续修改教科书。第四，教科书协会撤回3年后全面修订中学公民教科书的决定。第五，反对自民党企图策划以都道府县为单位选用教科书，以及加强教科书审定的《教科书国家统制法案》。[19]《关于今日教科书问题的要求———对“偏向教科书”的见解》，揭露了自民党和财界等攻击“偏向教科书”的真实企图，对阻止教科书出版界向文部省屈服产生了较大影响。

财界、自民党、右倾文人的攻击污蔑与文部省的强制行为，不仅激怒了日教组旗下的教育界人士，同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警惕。1981年3月10日，支援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推进民主教育国民联合、日本民间教育研究团体联络会、保卫日本儿童之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全国新闻文化工会共同斗争会议、日教组、日本高等学校教职员工会在日本教育会馆举行“3·10反对教育与教科书反动化国民集会”，与会民众团体大声疾呼：“曾几何时，教科书被‘爱国心’摇撼的时候，战争就在眼前。教科书被‘国防’与‘天皇’煎熬的时候，我们把其他国家变成了战场”……集会抗议自民党“有计划地企图走军国主义化道路”，谴责国家权力干预教科书，指出“文部省的干预活动，与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法务相主张修宪，文部省赞助复活‘纪元节’改称‘建国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以及反动文化人的活动，都是有步骤、有计划的企图走军国主义化道路的活动。”教科书编撰者、高等学府的教授、评论家、律师、作家等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发出呼吁。5月间，编撰教科书的7位教授（筑波大学阿部齐、三瀦信邦，安田女子大学菊池勇，学习院大学齐藤孝，一桥大学永原庆二，东京大学堀尾辉久、渡边洋三）联合发表“社会科教科书作者有志声明”，对教科书协会无视多年惯例，决定“全面修改”公民教科书表示忧虑，谴责部分政党与财界违反教育基本法的原则，“存在重新为战前国家统制教育开辟道路的危险。”6月10日，都留文科大学校长大田尧、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山住正己、早稻田大学教授鸟越信、东京大学教授小林直树、著名作家井上日照等10位大学教授、作家和律师，发出“学者和文化人的呼吁”：这次教科书攻势集中在社会科和国语科教科书，“不能不令人担心其中包含把教育变成修宪尖兵的危险。”针对自民党叫嚣“从选用教科书工作中排除日教组”、“消除家永诉讼的影响”，6月11日各界民众团体举行了“6·11彻底反击教科书攻击国民集会”，向全体国民紧急呼吁：自民党企图实现《君之代》国歌化、“元号”法制化、靖国神社国营化、有事立法、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军事大国化”，“教科书危险！宪法也危险！！”[20]1981年5至8月间，下列历史、文学、美术、出版、工会、妇女等各界民众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相继发表反对国家干预教科书审定的声明：历史学研究会（5月23日）、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6月10日）、日教组（6月11日）、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辑与作者（6月27日）、日本妇女有权者同盟（7月13日）、日本笔会（7月15日）、“环境周刊‘全国公害受害者总行动日’实行委员会”（7月23日）、日本书籍出版协会（7月28日）、支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7月29日）、儿童出版美术家联盟（7月30日）、丸木位里、丸木俊夫妇（8月5日）、思考教科书问题市民之会（8月15日）等。事实证明，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经历及其历史教训，战后三十余年的和平民主教育，已经在广大日本民众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和平、反战、维护民主权利的思想意识。1981年上半年日本社会各界反对国家控制教科书的斗争，使日本统治集团感到震惊，痛感通过修改教科书和教育基本法实现修宪的目的十分困难。

[1]［日］教科书研究中心：《海外教科书制度调查报告书》（1979年6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210页。

[2]［日］《各国别教科书制度概要（5国）》（1979年6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209页。

[3]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1011~1012、1077~1078、1076页。

[4]［日］大岳秀夫：《日本的防卫与国内政治》，第253~254页。

[5]［日］经团联经济宣传中心：《经济教育》（1980年11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1~195页。

[6]［日］《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215页。

[7]［日］《教育学术新闻》1981年2月4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89页。

[8]［日］自由民主党调查局资料：《令人忧虑的教科书》（1980年11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87~188页。

[9]［日］日教组：《关于今日教科书问题的要求书———对“偏向教科书”的见解》（1981年6月11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9页。

[10]［日］日教组：《关于今日教科书问题的要求书———对“偏向教科书”的见解》（1981年6月11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201页。

[11]［日］《“三·一〇反对教育、教科书反动化国民集会”呼吁书》（1981年3月10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5页。

[12]［日］森本真章、泷原俊彦：《满是疑问的教科书》，RAIFU社1981年，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0~191页。

[13]［日］自由民主党调查局政治资料研究会议：《教科书的偏向与问题点》（1981年3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88~189页。

[14]［日］山住正己：《儿童的要求与塚本总书记发言》，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22~123页。

[15]［日］自民党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制定〈教科书法〉》（1981年6月），《内外教育》1981年6月12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89~190页。

[16]［日］《“审定”在政治中动摇》，《朝日新闻》2001年3月13日。

[17]［日］日教组：《关于今日教科书问题的要求书———对“偏向教科书”的见解》（1981年6月11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84、199~200页。

[18]［日］山住正己：《何谓教科书问题》，第42~44、35~38页。

[19]［日］日教组：《关于今日教科书问题的要求书———对“偏向教科书”的见解》（1981年6月11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8~201页。

[20]［日］《“三·一〇反对教育、教科书反动化国民集会”呼吁书》，《社会科教科书作者有志声明》，《学者、文化人的号召》，《“6·11彻底反击教科书攻击国民集会”呼吁书》，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5~197、201~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