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全面攻击教育领域

时间：2022-03-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7]日本民主党在攻击教育和教科书方面表现突出。1955年6至7月，众议院行政监察特别委员会举行一次颇为特别的“证人质询”，在调查“教科书不公正交易”的名义下，“证人”石井一朝提出了“偏向教科书”问题。教科书编撰者及教育界人士向《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发起反击，他们在《日本民主党〈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错在哪里》一书中，谴责民主党“采取与战前及战时的极右势力、宪兵、特高警察同样的手法，诽谤教科书著者”。

日本自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以来，认为教科书记述“正史”的意识根深蒂固，人们坚信，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代表政府或学术界的“定论”。学校的社会科教育包括历史、地理、公民（政治和道德教育）等科目，其中，历史教科书对其他课目教科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和平、平等、民主思想主导下编写的社会科教科书，历来是右翼保守势力攻击的首要对象。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对日政策从遏制到扶持的转变，促使日本政府否定侵略历史，执政党出于与革新势力争夺政权的政治需要，竭力转变战后教育的方向。

1951年9月，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个月后，“政令修改咨询委员会”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咨询报告》，建议文部省制定“标准教科书”，修改《学习指导要领》，把“日本侵略中国”改成“日本进出大陆”。1952年日本政府通过《义务教育国库负担法》，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控制教育和教科书创造条件。财界积极配合政府行动，7月，关西经营者协议会向东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府发出声明，拒绝给予参加学生运动的“赤色学生”就职保证，日教组发表《文教政策基本大纲》进行抵制。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4项措施：（1）设立专门机构制定贯彻政府意图的文教政策。1953年1月，启动文部相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重新研究教育政策。（2）文部省控制教科书审定权。战后文部省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时曾经规定，教科书审定权原则上归教委掌握，鉴于当时印刷教科书纸张短缺，暂时由文部相审定。然而，纸张供应好转后，文部省却修改《学校教育法》和《教育委员会法》推翻承诺，继续控制审定权。（3）通过立法手段压迫教育界人士，遏制进步思想传播。1954年，日本政府强行制定两项重要法律：一是通过《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部分修改法》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二是制定《确保义务教育各学校教育政治中立临时措施法》，打击“教唆和煽动支持特定政党或进行反抗的教育者”。（4）全面清算战后各项民主改革，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在上述政府措施中，教育政策、教科书审定、限制教师参加政治活动的立法，与修改宪法的政治目标相提并论，表明日本政府转变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否定战后实施的民主改革，修改束缚日本发展和动用军事力量的和平宪法。

自由党宪法调查会早在1954年11月5日拟订了《日本国宪法修改案纲要》：第一，日本既然恢复民族独立就应尊重日本的历史与传统，基于国民的意愿自主制定宪法。第二，天皇作为日本国元首，根据国民意愿代表国家，拥有宣战、媾和、发布非常事态宣言及紧急命令、批准条约等权利。第三，在宪法前文部分，宣布放弃战争，专设国家安全与防卫一章，写明“设置与国力相应的最小限度的军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由总理大臣掌握，关于国防会议、军队编制及其维持、战争与宣布非常事态、军事特别法庭、军人不干预政治、军人的权利义务等制定最低限度的规定；并规定国民有“国防义务、守法义务、对国家忠诚的义务”等。[7]

日本民主党在攻击教育和教科书方面表现突出。1955年6至7月，众议院行政监察特别委员会举行一次颇为特别的“证人质询”，在调查“教科书不公正交易”的名义下，“证人”石井一朝提出了“偏向教科书”问题。8月10日至11月间，民主党开始散发出自党内“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小册子《值得忧虑的教科书》1至3集。石井在国会“作证”方式之巧妙，民主党收集“证据”之及时，令人匪夷所思。

《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第1集，除“前言”外共有3部分：（1）商品化的教科书实况，（2）出现在教科书内的偏向教育及其事例，（3）日本共产党与日本教职员工会在教科书问题上大显身手，教科书共有4种“偏向类型”。其一，吹捧教职员工会型：以宫原诚一编撰的高中教科书《普通社会》为例，宫原在日教组讲师团中地位最高，他写的这册教科书无异于“工人运动讲义”，把教职员工会说成是与教委相同的“教育民主化机构”。教员工会是教职员为了自身利益组织的‘私人’团体。根据法律，教职员的工资与工作条件，取决于当事者之间的协商。教职员工会之所以渲染其私人运动，向儿童灌输错误观点，无非是企图利用讲坛促进工会运动。其二，煽动激进工人运动型：以日教组讲师团成员之一宗像诚也编撰的《社会结构》为例，这册教科书的上卷表述“经济结构”，其中充满转弯抹角否定资本主义，故意煽动激进的工人运动的内容。例如，“工资是作为对劳动的报酬支付给工人的，是为了工人明天也能健康地进行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费，也是工人不能劳动后，接替自己劳动的子女的生活费，更是孩子长大成人所必需的教育费，工资必须这样计算和支付……。”“宗像企图通过教科书支持当前激进、革命的工会斗争，进而把斗争理论化。”其三，歌颂苏联和中共型：小学六年级教材《光明社会》即其典型。著者代表周乡博是日教组讲师团的成员，与高桥磌一、日高六郎共同编写这套教科书的上卷，存在很多重大偏向，最严重的偏向是“丧失祖国”。编者似乎用日本共产党的做法，一味歌颂苏联和中共，如同把日本置于苏联和中共的膝下一般。其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教科书型：影片《广岛》的原创作者、“保卫日本儿童之会”的会长长田新，为初三学生编写的教科书《模范中学社会》下卷具有代表性。这是一册“最阴险的偏向教育的教科书”，长田与日教组关系最深，通过教科书宣传“战争破坏和平”，教导学生“从我们必须知道的战争的原因讲起，调查战争的历史。”[8]《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列举的这些“偏向”问题，集中反映了保守势力批判攻击教科书的政治立场———惧怕工人运动，敌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憎恶和平、反战的思想意识。

教科书编撰者及教育界人士向《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发起反击，他们在《日本民主党〈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错在哪里》一书中，谴责民主党“采取与战前及战时的极右势力、宪兵、特高警察同样的手法，诽谤教科书著者”。1955年9月22日，包括教科书作者在内的24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表抗议书，要求民主党收回小册子。抗议书指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用错误的学术观点、曲解事实的低级中伤意图误导国民。我们对执政党用党的名义公布这种不严肃的文件，把教育作为一党之工具感到非常愤慨。“我们遵照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编写教科书。如果小册子鼓吹的主张得逞，不仅学术成果被置若罔闻，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也将被当作偏向遭到否定。这套小册子不但损害我们的名誉，而且威胁学问与思想自由、民主主义教育。这套小册子令人想起用政治力量颠倒黑白、压制真实和自由的战时思想统制”，我们决心坚决反对“这个恐怖的偏向”。[9]与此同时，日本学术会议、各学术团体、日教组等学界和教育界团体也纷纷进行抗议。日教组还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将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政调会长清濑一郎等告上法庭，要求禁止发行和散布这套小册子。[10]

1955年两大保守政党合并，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了299个席位，在参议院有118个席位，拥有左右国会的政治力量，右翼政治势力空前壮大并得到财界的经济支持，对扭转战后教育方向的政治势力更加有利。从此，自民党和文部省对教育领域的攻击进入一个新时期。自民党的文教政策是：修改教科书制度，控制全国教育委员会，文部省加强教科书审定，通过“勤务评定”干涉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自由。

第一，制定教科书法案，修改教科书制度。1955年12月，文部相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在《改善教科书制度咨询报告》中拟定了审定与选定教科书的详细方案。新方案全面否定1950年8月文部省准备向地方移交教科书审定权的决定，主张应按现行办法由国家审定教科书，通过扩充和强化“教科书审定审议会”，保证文部相“妥当行使审定权”。具体方案是，从制度上保障文部省直接掌握教科书的审定权，文部省通过各级教委，控制教科书的选定权。[11]1956年3月12日，文部省发表《教科书法案纲要》，规定了选定教科书的操作程序：（1）市町村小学和中学，根据“教科书选定协议会”的决定，按“教科书选定区”统一使用教科书，都道府县由教委选定教科书；（2）公立高中、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及养护学校，根据校长申请由主管教委选定教科书；（3）国立或私立学校，经过一定手续由校长选定。都道府县教委，可按照自然、文化、经济条件相似的特点，把所辖区域内市町村小学和中学的同一学年，划分为使用同一种教科书的区域———“教科书选定区”。人口和面积等规模较小的都道府县，其全部管辖区域作为一个教科书选定区。都道府县在每个选定区设立“教科书选定协议会”，协议会委员由都道府县教委任命有学识、有经验者担任，人选范围包括市町村教委的委员和教育长、其他职员、小学或中学校长及教员。在选定文部省不予认可的教科书的情况下，文部省仍然能够“通过政令发布特别规定”，强行改变选定结果。[12]“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与文部省的《教科书法案纲要》，充分表明了执政党控制教科书的政治意图。1956年3月13日，文部省将《教科书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启动教科书立法程序。该法案企图达到以下目的：一是用法律保障文部大臣依照“教科书审定审议会”的决议，审定教科书。二是文部相咨询“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决定教科书的审定标准。三是确定通过审定的教科书有效期间为6年。四是在文部省内设立“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及其分科会”，由文部相任命80名有学识、有经验者担任委员。

第二，自民党、文部省控制全国教委。为了夺回分散到全国各地教委的教育行政权，使其忠实贯彻自民党的文教政策，1956年自民党制定了新教委法案《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法案》，企图取代1948年制定的《教育委员会法》。对此，东京大学校长矢内原忠雄等10位著名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1956年6月2日拂晓，参议院议长要求500名警察进入参议院大厅，制止在野党议员的抵抗行动，强行通过《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法》。新法改变实施8年之久的公选教委制度，规定任命市町村教委的教育长，必须经过都道府县教委的认可；任命都道府县教委的教育长，必须得到文部相的同意；废除教委掌管的“教育经费自主权”；学校使用教科书以外的教材必须向教委呈报。从此，文部相通过“教委任命制”，掌控了领导地方教委的权力。由于在野党与教育界的强烈反对，《教科书法案》未能通过表决成为废案，但法案的内容都在后来文部省的“行政指导”中逐步实施。

第三，文部省通过“F肃清”加强教科书审定。1955年末，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发生新变化。文部省由5位匿名人士“A、B、C、D、E”担任教科书调查员，分别评定教科书，评分合计达到合格分数线的教科书为“合格”。1955年末至1956年春，有8种社会科教科书在超过合格分数线的情况下却被告知“不合格”。随后，传出一个内部消息：在上述5名调查员之外，还有第六个人物“F”负责教科书审定。“F”分别通过文部省官员、用笔记或口头等方式传达审定意见，本人并不出面。因此，前来听取审定意见的教科书出版方，不清楚“F”的意见是代表文部省？审定审议会？还是代表某个特定人物？尽管他的意见既不科学也不民主，但却异常坚决，不照意见修改注定“不合格”。

从下面几个实例可见“F”审定教科书意见的基本原则。

例1，教科书：“新宪法是根据全体国民的意见制定的”。

“F”：“这样表述片面”。

例2，教科书：“旧金山媾和条约和MSA（《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没有得到所有国民的支持”

“F”：“表述不妥当。不管什么事都要全体国民赞成，可能吗？”

例3，“F”：“关于历史的记述，整体上过分科学。”

例4，“F”：“关于太平洋战争，不要过于写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应该表述得浪漫些。”

经过多方调查，人们终于发现，“F”是审定审议会的成员高山岩男。[13]在“F肃清”期间，1955年有三分之一的教科书没有通过文部省的审定。“一己之见”之所以能决定教科书的命运，没有文部省上层的支持是根本做不到的。“F肃清”不过是文部省在教科书内容上“把关”的措施之一。另一方面，文部省采取行政措施，逐步实施未能通过国会审议的《教科书法案》的内容：1955年2月借修改《高中学习指导要领》之机，删去“试行方案”字样，严格要求按照《学习指导要领》编撰教科书，指导教学课程。当年10月，文部省初等和中等教育局教科书审定科内，安排了40名行政官员担任“教科书调查官”。文部省还修改了《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令》，将审议会委员从原来的16名增加到80名，进一步加强教科书审定力量。

第四，通过“勤务评定”干涉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自由。1957年2月，岸信介首相（安倍晋三首相的外祖父）组阁后煽动“共产主义威胁”，积极主张修改宪法第9条。岸信介在国会成立“宪法调查会”推进修宪，《内阁调查室月报》一再强调必须形成国民的“防卫意识”，对教育领域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

1957年至1958年，爱媛县率先开展“教师勤务评定”，在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根据1947年10月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法》，日本政府对各级行政官员及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考核，按照考核成绩决定是否加薪晋升，这种考核制度称为“勤务评定”，适用于所有公务员，其中包括公立和国立学校的教师。从前，由于日教组力量强大，能够通过民主选举争取多数教委委员，有效减轻文部省对教职员和学校的压力。1951年爱媛县选举知事，日教组积极进行活动促使保守党的候选人落选。在1956年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爱媛县日教组委员长汤山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于是，爱媛县被自民党视为“眼中钉”。1956年11月，自民党利用其在爱媛县议会、县执行部、县教委内的绝对优势地位，制定了“勤务评定”的具体方案。包括82项内容的《勤务评定书》，从“义务成绩”到“总结评定”，分成5个层次对教师进行烦琐的考核，考核范围甚至包括教师的“内心活动”。这种考核毫无科学标准，实际上任凭校长个人决定教师的提级加薪及其他福利待遇。显然，“勤务评定”是执政党和文部省企图通过校长控制广大教员的思想和经济利益，迫害反对力量的新手段。爱媛县政府借口上一年度县财政出现赤字，根据“勤务评定”方案，在教师提级加薪中大搞三级差别，削减30%的工资，引起许多教师的不满。在1957年11月实施的第20次的“勤务评定”中，仍有25%的教师没有按期提交《勤务评定书》。12月间，文部省在全国都道府县教育长协议会上公布：将“爱媛勤务评定原则”作为各地制定勤务评定方案的蓝本，从1958年起在工会力量活跃的地区普及，逐渐推广到全国。面对文部省的强大压力，日教组团结教育界人士展开斗争，公布《确立民主教育的方针》，成立“国民教育研究所”，发表反对“勤务评定”的《非常事态宣言》。1957年底，日教组召开临时大会，重申“不能听任权力摆布”，日本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会总评议会积极支持日教组，把反对勤务评定列入1958年春季斗争的目标。1958年4月23日，东京都教委通告“制定勤务评定规则”。当日，东京都日教组所属的35000名教师，为了“保卫民主教育”一齐“请假”。都教委7月间对参加请假活动的全体教师实施行政处罚，惩戒282人，训示30057人；8月又削减了所有参加者的工资。另一方面，教师“请假”3日后，警视厅开始搜查住宅，接连逮捕了28名都日教组本部及支部的干部，8月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地方公务员法”为由，对长谷川委员长等7名日教组干部进行起诉。除了东京都以外，在和歌山、福冈、京都、群马、高知、大阪，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同样遭到起诉。东京地检从11月17日开始公审，都教育长等26人作为检方的证人出庭，为被告辩护的学者、教育运动家、教师多达86人，他们从民主教育与勤务评定、教师的劳动基本权利等方面出庭作证，由于法庭“裁判教育法”，这场公审又被称为“教育审判”。经过96次公开审理，1962年4月18日，法庭驳回了检方的求刑主张，宣判全体被告无罪。《日本的教育———围绕“教育审判”的证词》一书，如实记录了广大教师维护和平民主教育的思想主张。[14]

岸信介政府不仅用“勤务评定”在经济上迫害教师，在政治上强制教师向校方汇报“内心活动”，而且于1958年修改小学和中学《学习指导要领》并用政府公报的方式发布，[15]以彰显文部省指令文件的法律约束力。新指导要领规定在中小学开设学生必修的“道德教育课”，按照新规定加强审定教科书。至此，《学习指导要领》变为贯彻政府教育方针的法律性文件，文部省调查官的言论成为判断教科书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为个人或官方意见取代科学和真理、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历史创造了条件。后来发生的教科书纠纷和诉讼，大多与教科书审查官的个人判断有关。

1958年是岸内阁巩固日本保守党政权的关键一年。岸信介政府为了镇压工人、教师等各界民众维护民主主义的斗争，图谋通过立法削弱和限制民众的民主权利，扩大警察职权。1958年10月7日，《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警职法修正案》）提交国会审议。社会党与“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一道，联合56个群众团体结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岸信介首相见11月6日第30届国会结束前难以通过法案，竟然在11月4日傍晚把众议院议长（社会党议员）拖出国会，指使副议长召集自民党议员，宣布国会延期至12月7日。岸信介政府蹂躏国会审议章程的暴行激怒了日本民众，11月5日参加“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斗争的团体猛增到369个，示威群众增加到600多万人，11月7日又有1000多万名民众举行抗议游行。包括自发参加的群众在内，社会各界民众涌上街头，所有传媒都发出了反对的呼声，12月25日，全国共有1500万人上街示威要求岸信介下台，[16]终于迫使《警职法修正案》作废。

日本执政党攻击教育领域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基于日本政府的政治判断，其二，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首先分析第一个原因。从内阁官房调查室编辑的《调查月报》（1957年2月号）分析，50年代中期执政党这样评估民众的思想情况：“只有那些亲身经历战争悲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的人顽强拒绝重建军备。和平运动的前提是不间断的战争神经官能症，在和平社会或者大众没有患上战争神经官能症的社会里没有和平运动。在不断述说战争的悲惨记忆的地方，和平运动变成了职业。但是，承受战争威胁并有实际感受的一代人，不能永远占统治地位。不要忘记，完全缺乏这些体验和感受的新一代，正在登上舞台。……今后，如何提高普通国民尤其青年一代对国家的关心，鼓舞其旺盛的志气，是形成日本人的防卫意识的核心问题，培养新民族主义的精神风土，是现代日本政治中极其紧急的课题。”[17]显然，日本保守势力认为，随着经历战争的一代人自然退出社会政治生活，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新一代走上社会舞台，和平主义运动会随之消失。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号召年轻人加强“防卫意识”，培养“新民族主义精神”。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将实现重建军备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通过体现政府政策的教科书及道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国防意识”。

执政党攻击教育领域的第二个原因是，执政党代表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即是保守政党的政治伙伴。50年代中期是日本执政党与财界紧密结合的重要时期。战后民主改革瓦解了财阀，削弱了企业巨头的政治发言权，一个新兴的经营者阶层取而代之。为确保私有经济自由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新兴的经营者阶层需要建立稳定、保守的政治体制，为此需要扶持强有力的政治代言人。对于政界来说，产业界、金融界是名副其实的“财界”，保守政党的分裂状态使他们感到不安。保守政党也急需扩大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和经费来源。于是，新兴经营者阶层通过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同友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四大财界组织，以企业捐款的名义向特定的政治集团提供经济支持，促使其实行有利于财界的政策。财界不仅希望在执行《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协定》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巨额经济援助，而且需要保障其长期的经济利益。所以，财界与保守政党联合起来，反对革新势力倡导的和平民主主义路线。特别是集中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日经联，坚决支持执政党否定《教育基本法》，因为这部法律规定的民主主义教育原则，如“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行政的独立性、中立性、地方分权性”以及教师自由选择教材等不符合大企业的利益。实现重整军备巩固政权的目标，需要忠实执行政府意图的教育。日经联还设立了研究教育问题的“教育部会”，发布《希望进一步研究新教育制度的报告》表达财界的意见：“战后的教育改革，几乎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快速进行的，无视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财界推翻战后教育民主化改革成果的政治企图昭然若揭。

广大日本民众特别是农民反对美军基地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也在客观上促进财界与执政党紧密结合。日美两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以后，美国拥有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驻日美军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殊权利。美国将日本纳入远东反共战略，日本在外交安全等方面以美国的马首是瞻，毫无自主性可言，加之，驻日美军飞扬跋扈，不断发生违法犯罪事件，民众中积聚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各地经常发生反对美军强夺土地修建军事基地的斗争。保卫土地和生存环境的反美民族主义斗争，与保卫和平民主教育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矛头直指日本政府，动摇自民党统治的根基。深受美国经济扶持的恩惠、将自民党作为政治代言人的财界，与饱尝驻日美军基地危害、受美日联合清算民主改革政策打压的日本民众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时，维护民主权益的工人运动和工会斗争也从另一个角度激化了劳资纠纷，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财界与保守政党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50年代，执政党对教育领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之所以节节取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述日本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影响。此外，当权者的个人因素也很重要。例如，鸠山一郎首相（鸠山由纪夫首相的祖父）战前曾经担任犬养毅内阁和斋藤实内阁的文部大臣，这段经历使鸠山一郎对教育统制国民思想的重要作用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和经验，所以，鸠山内阁的教育政策，在破坏战后教育体制方面十分内行。相比之下，岸信介首相凸显反共立场，鼓噪中共对日“渗透”更胜一筹。岸信介政府不但赤裸裸地追随美国在远东推行反共政策，而且将“勤务评定”推广到全国，教育领域成为遭受其高压政策打击的“重灾区。”

执政党发动的教科书攻势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1]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2]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473页；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862~863页。

[3]［日］秦郁彦、袖井林二郎：《日本占领秘史》下卷，朝日新闻社1977年版，第34~35页。

[4]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5]［日］《朝日新闻》1953年10月25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74~175页。

[6]［日］福井治弘：《日本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译本，第64页。

[7]［日］自由党宪法调查会：《日本国宪法修改案纲要》（1954年11月5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资料，第176~177页。

[8]［日］日本民主党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值得忧虑的教科书》1955年8月10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69~170页。

[9]［日］“《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抗议书”（1955年9月22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70页。

[10]［日］编撰教科书有志之士：《日本民主党“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错在何处》，引自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岩波新书1990年版，第9页。

[11]［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改善教科书制度的咨询报告》（1955年2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71~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