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效率

一、高等教育效率的内涵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看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它有两重最基本的含义。第一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其衡量指标是投资的费用与收益的比较（cost-benefit）；第二是配置既定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其衡量指标是投资的费用与有效性的比较（cost-effectiveness）。^[5]我们一般理解的高等教育效率多指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高等教育效率时，往往侧重第二个方面即使用效率，而忽视配置效率。实际上，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即使不比使用效率更为重要，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效率内容。本研究所说的高等教育效率主要是指第一个方面，即高等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配置效率，但有时也会涉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在有关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研究中，往往把配置效率置于首位，因为重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首先是出于资源的有限性。不管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如何高度发展，自然和社会资源如何丰富，但与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要相比，其资源存量总是有限的，为此，追求效率首先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对于高等教育这个容易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被忽视的社会部门更是如此。有句俗话叫作“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这个道理。同时，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比较易于为大家所理解。如上所述，我们一般理解的高等教育效率往往多指资源的使用效率，这说明了使用效率在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率这一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对此，我们同样可以拿上面这句谚语来说明。虽然大家都知道，对于一把“好刀”来说“刀刃”的重要性，也会在做刀时，把“好钢”分配来做“刀刃”，但这样未必就能如愿以偿锻造出“好刀”，因为这个过程中温度的掌握和淬火等方面也非常重要。

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是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两个指标，两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是指社会和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分配，即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层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同一类型高校不同专业、同一专业不同个人属性的学生之间的分配。由于本研究侧重高等教育的教育功能，所以是指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学生之间的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是指分配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是否达到效果的最大化。前者是高等教育投资的资源效率化的基础，属于国家政治和政策层次方面的问题，它首先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高等教育财政总量有关，其次与国家对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的主观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先重点、政策选择有关。配置效率虽然有客观必然性蕴含在内，但其中政策决策者主观选择的成分也比较多。因此，既有选择正确即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也有与历史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时候。后者则是高等教育投资资源效率化的关键，属于政策实施技术方面的问题，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水平以及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水平密切相连。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的客观内容可能会多一些，因而这方面的评价相对会容易一些。但是不管是配置效率还是使用效率，要评判政策选择的对错非常困难。人们常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之后未必能够“定论”，对于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评价更是如此，因为投资效果的出现可能在投资进行的10年、20年甚至100年之后，如此滞后的投资效果在一个短暂的政策周期结束之后是根本无法评价的。即使投资效果从理论上能够在短期内进行评价，但还存在着一个投资效果的指标能否实际测量的问题，现实中高等教育投资效果的很多侧面无法设定用于明确测量的指标。

二、高等教育效率实现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

1．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十几年来，由于我国各方面改革的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实现了根本转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效率原则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不例外。^[6]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在完全市场（perfect market）经济条件下，社会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个人追求收入贴现价值的最大化来实现，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是如此。比如，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层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同一类型高校不同专业、同一专业不同个人属性的学生之间的分配基本上无需政府政策的宏观调配，学生和家长能够自觉根据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上各个专业毕业生的工资状况来选择专业。对于社会需要程度大和劳动力相对缺乏的行业和职业，其从业人员的工资一般比较高，在高等院校的各个专业里，其毕业生比较容易到高工资职位就业的专业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热门专业。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情况会及时和准确地传送到高等教育机会市场上，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所准确认知并成为他们升学选择和决策的依据。其结果是这些热门专业就会成为高等教育机会市场上学生升学选择的主要对象，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社会对高等教育功能的需要的满足最终就会通过个人选择来实现。^[7]

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上述市场的调节规律表现在现实的高等教育投资中。比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普遍运用，信息技术人才一时间极为匮乏，从而引起了劳动力市场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员的工资普遍增高。工资的高涨进而促使各高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同时，考生选择进入相关专业学习。但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高速度，因此劳动力市场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要也不是无限的，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技术人才的供给却是越来越多。这样，信息技术人才的供求逐渐趋向平衡，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技术人才的匮乏状况得到缓解，信息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在信息技术人才的有效供给超过有效需求以后，信息技术人员的工资不仅普遍下降，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业也开始发生困难。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技术相关专业人员的就业状况开始迅速传递到高等教育机会市场上，学生和家长选择信息技术类专业的热情也开始下降。在日本和我国，虽然高等教育的升学和就业环境不同，但在信息技术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上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现象。

2．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

但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存在着两个无法克服的限制。第一，资源调配的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缺陷；第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为不完全市场，这使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不能够得到完全发挥。

所谓资源调配的市场机制，其本身存在固有缺陷，这是指即使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社会产生的对人才需求的反应也是即时的和滞后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市场很难对社会的长期人才需求的配置做出反应，另一方面也很难对社会的人才反应作出超前和积极反应。比如，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事业需要很多高级人才，如基础科学研究、中小学教育事业、矿产资源的野外勘探作业等。但是相比较而言，这些行业的社会市场回报率不高，主要体现在工资低和工作条件差两个方面。因此，这些行业人才的培养和配置需要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进行积极引导。再比如，社会和经济不可能仅仅是规模和数量的发展，而质量上的发展意味着将来会出现一批新的行业和工作，同时淘汰一批旧的行业和工作。为满足将来社会对劳动力的需要，这就要求一个社会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见之明，对今后一段时间的人才需要有相当精确的预期，但是市场机制不可能具有这种对未来进行规划的功能，这就要求政府发挥应有的功能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8]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为不完全市场，也就是说符合劳动力市场机制顺利运营的理想状态的完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完全市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信息的对称和完全性，二是劳动力市场上行为主体的决策不存在外在条件的限制，即行为主体为自由人。所谓信息的对称和完整性，即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传递的通道畅通无阻，供给双方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关信息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但现实中却是市场信息的传递缓慢且时有错误，劳动力供给方对有关就业的信息所知甚少，高等教育升学者对大学和所学专业的有关信息几乎不了解。而成熟的市场在这方面的缺陷要少一些，但是仍然有很大缺陷。所谓行为主体是自由人是指供给双方在采取市场认可的理性行为时不存在任何外在限制条件。比如，学生和家长虽然认为自己有能力进入某专业学习而且该专业将来的市场前景良好，但是上大学毕竟要有很大的花费，这对贫穷家庭来说有点勉为其难。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就成为阻碍市场个体进行理性选择行为的负面因素，也成为市场进行有效社会资源配置的阻碍因素。

和本书要探讨的大学生资助密切相关的是上述第二个方面的不完全性。消除上述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方面要靠市场自身的成熟，比如个人融资市场的成熟可以在一定程度消除学费的负面影响，因为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个人可以筹集到投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资金，这样也就不存在高等教育学费的问题。但过度企求市场的自我成熟是不现实的，因为个人的高等教育投资同样存在着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现在看好的专业，学生毕业后未必能够顺利就业或得到高报酬的工作，这样就存在着贷款无法回收的风险，私人金融机构不愿意向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贷款也是市场理性行为，可以理解。因此，消除上述市场的不完全性还要依靠政府政策的推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政府行为，一是利用政府力量催生市场的尽快发育，二是政府直接介入采取措施以弥补市场的不成熟，如本研究重点分析的国家大学生资助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