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导读

“为文凭而求学，固然只能学些皮毛，有了文凭而自满，更是自阻进步”，文凭之弊舒新城一语道破，舒新城希望学生能够求学为生活，就职靠能力。

中学生诸君：

我现在要和诸君讨论的是一个现成的题目。这题目见于《生活周报》第五卷第三十二期及四十七期到五十一期。诸君之中想有许多已经是看见过的。可是今日我还要再提出与诸君讨论：第一是因为我的见解和他们有些不同；第二是这问题与诸君的关系特别重要。

《生活周报》讨论这问题的原因，是教育部在去年有一个命令，不许在未立案私立高中及无高中毕业文凭的人投考大学，遂致发生许多假文凭。持有这些假文凭或未立案私立中学文凭的人，虽经考取入学多时，但是查出之后，也得取消学籍。社会人士很有抱不平的，乃不约而同有许多人在《生活周报》发表意见。当这问题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我便注意到，且有一些意见，但因为职务的繁忙，始终未曾用文字发表。可是去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讲演时，曾略为提及，并以此为原因之一而专力于写成《我和教育》的一本书。最近夏丐尊先生向我索文债，且指定这个题目要我说话。我只得从忙碌之中抽点时间来写这篇。

未入正文以前，还得向诸君申明两事：第一，我素来不重视学校文凭，我的学校文凭也从来未有人重视过。这就是说，我从前办学校和现在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在引用同事方面，从来不曾以文凭有无、高低为去留的标准，而我自己服务社会十四年，也从来不曾以文凭为进身之阶，所以我对于现在的学校文凭，常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今日与诸君所谈的当然不会出乎我平常的见解之外的。第二，我对于现在的教育制度，尤其是中国的现行学校制度，非常怀疑；我从前以至现在都主张厉行考试制去改革中国的教育、普及中国教育，现在和诸君所讨论的不过是我对于教育的根本见解之一部分，并非专对此问题的偶然感想，更非专对某项意见的一种辩难。

以下言归正传。

《生活周报》上所说的只是诸君升学时与文凭有关系的一部分，这是由于他们立言的动机，是为着教育部的一个命令。我则以为文凭问题与诸君之关系很大：除了升学而外，还有求学与就业的两问题。而且这两问题，在我看来，比第一问题还重要许多。

照现在教育部的规定，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不能投考大学，就是假造一张文凭考取了，查出之后，也得将已得的学籍取消。这里显示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考试与文凭不能两立。这就是说，文凭若果可以代表学行，则大学入学便只要验文凭就够了；若嫌投考的人过多，尽可立定标准，专收高中毕业前几名的学生，然而现在一定要举行考试，则明明对于文凭所代表的东西——不论是知识、是品性、是德行——发生疑问，而要藉考试以甄别之。这样，对于考试似认为可靠了，可是事实上经过考试而且已经入学若干时日，只因为无文凭之故，又得把由考试所得的结果取消。这种论理学的新奇，当然不是我们局外人所能懂；而事实上真正受其赐的，就是你们中学生。

仅就大学入学讲，文凭对于你们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你们之中的最大部分有钱能毕业中学，当然可以得到文凭。所不能得到文凭的，大概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现在在初中毕业，或在高中读过一二年，而无力继续读毕高中三年的；第二类是从前在旧制四年中学毕业，而无力继续入大学的。你们这两类人所处的境地自然不同，但是大概都可列入贫苦青年的种类里面。你们过细想想，现在的大学是不是需要比中学更多的费用，第一类的人在中学尚不能继续读毕，第二类的在从前尚不能继续进大学，难道你们的家庭或自己的经济会忽然充裕起来，能供给你们进大学的费用吗？你们经济的命运，终于不能让你们在大学毕业，也许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不能考进大学反是幸事，因为现在的大学除了所谓养成士大夫的风度，教给半生不熟的若干名词，和提高生活程度而外，所能给予你们实用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实在有限得很。与其在大学读书几学期之后，失业而为高等游民，多累社会，不如作中等游民，少累社会之为愈。所以我以为在升学方面，文凭之对于你们，并不是一个顶重大的问题。

诸君要知道，无论有无高中毕业文凭，在现在经济制度之下，能升大学的总是少数之少数，但职业则为人人生存上所不可少，职业预备更是在有机会求学的时代所不可不注意。现在教育部规定大学非有高中毕业文凭者不能应考，政治化的某种职业，也非持有高中毕业文凭者不准就——现在有些职业机关的薪金及职务之支配，就有这样规定的。如此，则诸君力能在中学毕业的，对于求学的方针，当然以得文凭为目的，为文凭而读书的动机好不好且不管，只怕一心专注于文凭之取得，对于文凭上所不要的真实技能、社会知识，都将弃而不顾。毕业之后跑到社会上会如无舵的船，不知要飘泊到什么地方。同时如果你无力在中学毕业，则这张文凭便会先天地将你一生的发展斫丧。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固无甚于此者，而社会上所受的损失，也无所底止。所以大家很起劲讨论这问题，绝不是一个偶谈，实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个大问题；而最有关系的你们更当注意。

我是非常怀疑现教育制度的——对于中国的现行学校制度，尤其怀疑。别人以为文凭不能代表真实的学行，我则以为就使它真能代表，它所代表的东西是否合于社会，合于人生的需要还是一大问题。而在事实上，则同等的学校，甲校的程度和乙校相差很远，而同校的甲班与乙班也是如此；就是同年级同科目的程度也因教师能力与学生天禀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个性差异所生之差别，我们还可以归得起类来，而在中国漫无标准的教育行政之下，对于学校教师及学生各方面无详密考察所生的差异实无法比量。这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偏见，凡属从事社会事业而有相当“用人之权”的，都能举出实例来作证明。所以我对于现在学校的文凭绝不把它当作一种量度人之学行的标尺，总是以实际的工作为试验的资料。同时我还觉得现在中国的学校制度，是间接直接从西洋工业革命而后的教育制度中模仿而来的，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不相应。所以照着西洋整批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方法，办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结果还只能替都市制造多数游民，于中国的社会经济之改进，并无何种益处。你们在中学校所习的种种科目，在工业社会中也可以说是一些人生的、国民的基本知识，但在中国则未见得如斯。譬如中国以农立国是人人所常说的，可是中学校除了农业分科而外，有什么关于农业改进的科目！就是商科，中国内地完全是硬币时代，而学校所教的东西都是汇兑、银行、票券资料，无怪乎商店不要商科学生，而情愿用学徒。讲到这里，我们更可提出重视文凭者的理由来加以分析了！

重视文凭的人大概就是现在学校制度的讴歌者，也大概可以说是经济的优势者，因为他们感不着经济的压迫，看不见“学校重地穷人免入”的事实，便以为入校读书是青年应尽的义务，文凭就是他们尽了义务后所得的权利，其当重视自然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事实上，现在的学校绝不是无恒产的人所能进的，然而绝不能说无恒产的人不该有知识；国家纵不能广备大厦千万，尽收天下寒士，给以学校教育，他们在社会上家庭中自己从辛苦中所求得的知识，也不承认，不使他们与学校毕业生受同等待遇，未免太无道理！

此外还有重视学校文凭的学者，以为现在的社会复杂，文化更复杂，种种学业不能如闭关时代之可以寒窗自修——尤其是自然科学与合群习惯——非以学校为教授之地不可。这对于文凭的重视自然是一个理由，然而不是唯一的理由。这就是说，学校有许多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自然较寒窗苦学者之机会为多；然而从实际社会服务所得的人间经验和人事关系是否也可以算作团体生活的训练！又如从实际生活与自然接触之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是否也放在“全无是处”或“全无用处”之列！我也知科学系统的研究要学者指导，然而科学知识之获得，却以环境的刺激为主，而不尽在纸上的空论。姑不论现在都市化的中学校，其设备不是以供科学常识的试验之用，就从标本上知道几个如“十字花科”“单子叶植物”的名词，或从实验室中知道几种如“绝缘体”或“光波”的现象，可是在农村中看见云薹不知它的籽可以榨油，看见棕榈不知道它的叶可以做绳；或遇着家庭的电灯有毛病，非请电灯工人来无法医治，看见肥皂泡散在水面而呈异彩的油而视为神奇；诸如此类的事实，可以说是现在中学毕业生中最普遍的现象。这样地在学校中学习自然科学，除了为装饰门面而外，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于世界又有什么用处。至于说学校中人数多，可得较好的团体训练，这话也还得重行检查，因为团体的训练重在生活的有规律，若无规律，便不能名为团体，更无所谓训练。在现在商业化的学校制度之下，与阶级化的学风之下，集合若干青年于一堂，不相关乃至于互相敌视地过生活，果真也能算作团体，叫作团体的训练吗？若果学校的团体训练而有效，改行新学校制度三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其无秩序无规律的现象当不至于如斯之甚罢！大家都知道游泳要到水里去学，我不知大家何以对于从实际生活得来的真实学问如此轻视，而反重视那与中国现社会需要不相应的学校教育，以及学校文凭！

以上是说现在的学校与现在的社会需要不相应，学校的文凭不足以代表真实的学问。我们再退一步承认学校的标准一样，学生的程度也相同，可是职业的要求，绝不只是某种学校中的一点教科知识，必得于学校教科之外，更有人生的、国民的以及职业的知识。这些知识最正确的来源是建筑在随处留意、随时留意的习惯上的。俗话所谓“做到老、学到老”就是此意。所以为文凭而求学，固然只能学些皮毛，有了文凭而自满，更是自阻进步。诸君能进中学，在现在的中国，可称幸运；社会上一般人都把你们看作中坚分子，你们的责任，也就匪轻。倘若你们求学是为文凭，升学及就业靠着文凭，那真是危险万状。所以我以为文凭问题关系于你们中学生者为至要。

文凭之不能重视与不足重视既如此，所以我劝诸君不要为文凭而求学，靠文凭去就职。讲到这里，诸君一定要问：求学为什么，就职靠什么？我的很简单的答复是求学为生活，就职靠能力。

诸君也许听过、见过“为学问而学问”的话。这话自然可以存在，但绝不是我们忙于生活的人所能办。与其为说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而贻误自己，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是为生活。不过我所谓生活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不是非人的生活。这句话恐怕又得略加解释了。

我以为人是介于神与物之间的一种机体，他有物质上的需要，同时也有精神上的要求。一般极端的唯心论者把人当作神，以为只要精神生活能满足，物质上需要可以不问；而极端的唯物论者则以为人间的一切都是物质的关系，根本上无所谓精神。我则以为人是物体而具神性的个体，其生活的高下，视他对于物质欲望与精神要求的比例以为断。若他专重物欲，他的生活等级自然很低，可是绝不能过全无精神的生活，而跻于物的地位；反之，若他纯是精神的发展，他的生活等级当然较高，然而他也不能全无物质的需要，而完全过神的生活。同时我更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与神者在于有无限的自觉创造性，就是时时不满足于现实，时时在理想的追逐中过生活。——禽兽只知现实生活，没有理想的追逐，神则已达完满境地，无须理想的追逐。

人的生活的特质明白了，诸君求学的方针便可由此而定。因为人有物质的需要，所以对于现实生活的各种知识、各种技能，都应当留意。假如你的志愿在习商，而所进的分科又是商科，在不明白生活意义的人看来，以为学校教科中有许多关于商业的科目，如商业概论、商业道德、商业地理等等，只要把课本读熟就够了。可是你得知道这些课本，其取材大部分来自外国，未见得真能与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内地商业社会——需要相合。譬如说，中国商业对于文书与珠算最为重视，而银行汇兑的种种学问在内地商店竟完全用不着。所以你对于学校中所有的科目固然当学习以扩充你的职业常识或等社会经济制度改变的时候应用；而目前敲门砖的文书与珠算应特别注意。其他为学校课程中所无的商业习惯、商人生活等等更不可不留心去调查研究。所以为谋满足物质的需要计，不可不注意于学校科目以外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需要。但是人的生活绝不只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时更有精神的要求——也可以说剩余势力的引申。这精神要求的出路大体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事业的改进与创造；第二条是学术的研究与发明。若果你知道人的特质是在于有无限的自觉创造性，则你于维持物质生活外，一面努力于创造你的职业的改进理想，一面本你个性之所近，于业余研究一种科学或艺术，以利用你的剩余时间。这种研究是超物欲超利害的：当进行的时候，固不曾预存何种实用的目的，可是到了相当的时候，它在你的事业或学问上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用。爱迪生之成为发明家，就是一例。所以在求学的时候，于物质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获得而外，同时要注意你的个性的要求与发展，以寄托你的精神生活。简单说，在实际生活中继续不断所获得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把所得的学问应用到生活上而能使生活日新月异地改进，才算学问的真价值。也可以说，从生活中得来且能应用到生活上去的才是真学问。这是求学为生活的简要说明。

我说就业靠能力，诸君或者要问：中学生到底有多少能力？倘若仅仅就现在学校所给予你们的教育讲，你们的能力比大学生和留学生的自然要单薄一点；但实也不尽然：第一，社会的事业很复杂，需要处理它们的能力的方面很多。从表面上看来，贩夫走卒所作的事情似乎远不如文人学士的高，但是贩夫能尽其贸迁有无的责任，走卒能无亏于洒扫清洁的职守，其对于社会上的贡献，比之吟风弄月的文人学士们还要大。所以能力不怕小，只要善用它，使它对于社会有益。第二，能力之大小并不以学校教育的等级而有限制。孙中山先生讲考试制度引用美国博士不如车夫的例，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就是本志第十一号《出了中学校以后》，几位先生所自述的能力与所作的事业，又岂是一般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所能尽有，所能尽作！我以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姑不论其是否合于现在社会需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假定它的一切都是与现在社会情形相应，也只能使诸君在学问研究上略识蹊径，在治事方法上薄有基础。走什么路，造什么房子，还得靠出了学校以后永久不断的继续努力。中国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学校当作学问的源泉，同时也把它当作止境：以为求学问非在学校不可，出学校便无学可求，因而演成一种学校即学问的谬误观念，遂致社会上轻视学校以外的真知识、真学问；同时更使有机会进学校的人，将在学校中所得的门径与基础于出校门时一律斫丧。这阻碍个人及社会进步的恶习，诸君应当于自己不濡染而外，同时要负改造之责，努力于实际生活中求真实的学问，以为那些抱残守阙的大学生和留学生倡。

讲到这里，诸君或者又要说：就业靠能力，求学为生活，话是不错，但是事实上有能力的人，在社会上未见得能生活，而无能力有资格的人，倒可以居高位，操大权，则这两句话不要成为不兑现的支票吗？这问题自然是现社会中的一部分事实。但是我以为这事实是暂时的，诸君万不可以此而自馁。我可以分两层来说明：

有能力的人不能生活，没能力的人反可舒服，可以归纳为两种原因：第一是知识界的失业问题。这问题从去年来已成为世界上不能解决的大事情，不是一国所能解决，更不是我们所能解决，我们姑且略而不谈。第二是国内的政治紊乱。中国二十年来，因为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剧烈的变化，所有社会思想、社会伦理、社会习惯均因之发生动摇，新的标准在短时间不能建立，而旧的又已崩坏，于是政治上的用人行政一切失所依据，遂以执政者之个人势力与其好恶为准则，而演成“论事惟好恶，用人论情面”的恶现象。然而这是暂时的，中国而欲立国于世界，此种现象绝不会长此下去的。所以我以为求学为生活，就职靠能力的两句话，实在是一张可以兑现的支票，其所以暂时不能兑现者，并不是它本身的价值有问题，乃是社会的偶然现象妨害它的价值的实现。

我们再考察现在的时代，是否可以容许这张支票能充分表现其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支票兑现的机关，只有一个，就是考试。考试的含义有广狭两种：广义的考试是由实际事业上所给予各种事业者的甄别；社会上无论什么事业，只要它不是干薪机关而真正可以算作职业的，都得有一种能力去应付。也许在某种时期你的职务和你的能力不相称，若果这职业机关的目的是在发展它的事业，主持的人员便不能不有“为事择人”的决心，只要你的能力能在事业上表现，终会有职务和能力平衡的时期。倘若你自己独立去创办一种事业，事业的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试验资料。你的成功与失败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和你的能力有最密切的关系。你不必因偶然的不幸而灰心，狭义的考试是由政府举行的各种试验，这是能力兑现的普通机关，由此可以使无钱守购文凭——我以为现在学校的办法于纳费之外，且须一定的年限毕业，实在是有钱守购文凭——的人能自己表现，同时也把所谓学问的范围扩大，实在是很好而很重要的办法。这办法之能通行与否，在从前虽不敢说，现在则可以加以肯定。因为在民国二十年的年头，四分五裂的国家总算统一了，政治也渐入轨道了；同时国民政府是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所产生的，在民生方面要人尽其才非以考试为工具不可，而五权中之考试权，尤为近代政治学说之特创而为中国历史及国民党所最重视者，在事实上且设考试院专理其事。各种考试之实施，当然是可以“拭目以待”的。所以我以为只要你持有能力的支票，不怕不能兑现的。则现在那不能兑现的所谓学校文凭，除了在现在教育部的某种命令之下，于经济占优势的青年入大学时稍有效用而外，在求学与就职的两方面都是废纸。

至于考试要怎样才无流弊，这自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些事情在国家方面其权操之政府，在社会方面其权操之职业机关，我们当然不能为之代谋。不过我相信若用新的方式，根据职务上需要，将试验的时间加长，从各方面分别予以文字及实际的考试；在必要时，更可采实际试办的方法，其结果比之验看一张无标准的文凭要可靠得许多。此外，现在的学校制度完全资本主义化，遂致演成“学校重地穷人免入”的现象，而使学校教育权为有产者所独占，更使“才”与“财”成正比例的进展，实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也得根本改造。这改造的方法，我主张各地设科学、图书、体育三馆，各请导师指导，听人民自由学习研究，而以考试方法验其成绩。其详细办法我在十七年的全国教育会议提有一个《学校制度改革案》曾经说及——现在收入我的《中国教育建设方针》单行本中——而且不在本题范围之内，所以略而不谈。好在这些事你们还可以暂时不问，不详说也没有什么要紧。

初意本只想和诸君略略谈点我对于“考试与文凭”现成题目的意见，不料一动笔又写得这么多，而且牵涉到求学与就业两方面去了，致有费诸君宝贵的光阴，抱歉之至。敬祝

诸君学业猛进，身体康健。

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