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家看来,伦理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主张“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在行为导向上,传统伦理思想强调道德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形象地指引着人们从自我的“恻隐之心”升华为一种社会的道德追求,从内在的人格修养转化为一种外在的道德行为。这至少说明“人性之中本来就存在着道德要素,或者说其中亦包含着提倡心灵的博大而显示的悲天悯人的因素”[24]。
行政执法理念的要求是依法行政、以人为本。对于行政执法理念的具体要求和构成要素,学术界见仁见智,但尚无权威定论。有学者提出行政执法理念应当树立行政执法服务经济建设的理念、爱民富民的理念、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的理念;有学者提出人性化执法理念、公众参与执法理念、寓执法于服务理念、协商型执法理念;也有学者提出法律至上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结合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应当将行政执法理念概括为依法行政和以人为本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当前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尽管在总体上坚持了依法行政,并逐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但是,由于受传统管理体制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其执法理念还普遍存在着偏差。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偏差是,认为行政执法就是管制,而管制就是收费和处罚。行政执法过程中重审批轻服务、重权力轻权利,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没有真正理解权力的来源和执法的目的,对社会公众的权利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对社会公众的需求及利益在感知和感情上存在真空地带。
在现代城市,设摊者尤其是无证经营的流动设摊者的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违反了有关的行政管理法规,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实为社会公众带来了某些生活上的便利。社会公众对设摊者的态度往往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判断标准。当认为设摊者的经营于己有利时,则倾向于赞同或支持设摊者;当认为设摊者的经营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时,则又是投诉又是举报;当认为与自己的利益无关时,则基本上是事不关己少管闲事。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的一位居民这样说道:
“我们小区附近菜市场周围以及所住的小区周围没有发现违规设摊的情况,但是这种小摊在以前是存在的,之所以现在会有整洁的市容是因为城管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使用暴力,将小摊主的商品或者砸坏或者没收,使得摊主损失严重以至于不敢再设摊。我曾经亲眼见到城管人员砸坏违规设摊老太太的水果小摊,扬长而去。我认为,尽管违规小摊不合法,但却是摊主维持生计的唯一方式,这样做很残忍,是一种‘土匪式’的执法方式。我们喜欢到这些小摊买东西,他们的价格很便宜;有时候甚至会与正规摊位的价格相差很大,事实上摊主的摊位费是由我们消费者来支付的,我做出的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是随便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希望这个违规小摊逐渐合法,只是希望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能够多一点人性化,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小摊主着想。”
在现代社会,传统伦理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新闻媒体中,城管人员与设摊者之间的博弈被形象地比作“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反映出了社会公众对城管与设摊者之间力量悬殊的认知。在面对这种强者—弱者的“对抗性”关系时,基于传统伦理观念,社会公众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同情弱者。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过法治文化的长期熏染,法治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行政执法者面临着双重困难,即在法治建设中还应当兼顾传统伦理。而事实上,目前行政执法理念还没有达到社会伦理思想的要求,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失衡,进而导致城市管理的现实困境。
【注释】
[1]“2008成历史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将首超农村人口”,载《广州日报》2007年6月28日。
[2]赵荣:《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3]彭人哲:“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潜在风险分析”,载《开发研究》2010年第5期。
[4]本章关于全国城市化发展情况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之三):城市化进程稳中趋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5]马学新、陈江岚:《当代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6]马学新、陈江岚:《当代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7]数据来自熊月之:《上海通史·当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8]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中国经济网2015年1月20日。
[9]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10]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11]李志刚、吴缚龙等:“‘全球城市’极化与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载《地理科学》2007第6期。
[12]本部分主要参考上海统计局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分析。
[13]“顶替”政策是指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工作的父母退休后可招收其一名子女进入该单位工作。为解决此时知青的就业问题,允许父母提前退休。
[14]马学新、陈江岚:《当代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15]马学新、陈江岚:《当代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16]马学新、陈江岚:《当代上海城市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17]张良:《公共管理学(第二版)》,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 68页。
[18]徐邦友:“社会变迁与政府行政模式转型”,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
[19]张良:《我国社会组织转型发展的地方经验——上海的实证研究》,中国人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 16页。
[20]刘志仁、徐炯:“城管执法难的法律根源及其路径创新”,载《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5期。
[21]上海市民政局:“上海民政工作发展报告书(2013)”,上海民政网站,http://www.shmzj.gov.cn/gb/ shmzj/node8/node15/node57/u1ai38102.html。
[22]戴星翼:《城市环境管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
[23]孙关宏:《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24]周慧:“弱者人权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相容性——一种法伦理的视角”,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