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闻评论的写作要求

财经新闻评论的写作要求_财经新闻概论

财经新闻评论作为新闻评论中的一个分支，它既有新闻评论的一般特点，又有财经报道的专业特色。随着财经报道的兴起，学界和业界关于财经报道的研究与教材编撰已经为数不少，但关于财经新闻评论的系统研究还是为数甚少，教材编撰也不多。已有的新闻评论教材对于财经新闻评论要么不提，要么简而又简，语焉不详；而经济新闻评论的相关教材数量少又过时落伍，因此，尽管财经新闻评论的实践历程已经和财经报道走过了同样的岁月，但关于它的理论研究却是大大落后，这对于财经新闻评论的写作实践来说确实是一大缺憾。

财经新闻评论和常规新闻评论中代表媒体编辑部意见的评论形式居多的特点不一样，在财经新闻评论中代表个人观点、个人署名的新闻评论在财经新闻评论中占据绝大多数，其作者群体呈现多元化特点：财经媒体人，学界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官员，业界有着丰富实战经验和资历的经营管理者，民间投资人士等。而这其中，专家学者在财经评论界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媒体在很多时候成为他们的发声平台，这主要是由于财经领域的高度专业性所决定的。同时，近年来民间投资人士也借助新媒体发出了自己越来越引人关注的声音。财经媒体也出现了众多知名的财经评论员，如叶檀现任《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评论版主编；时寒冰担任《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并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邀嘉宾发表时事评论，现负责中国证券网的评论；水皮（吕平波）现任华夏时报总编辑；侯宁是《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记者、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顾问、中央电视台财经观察员；牛刀是《深圳晚报》副总经理、《深圳特区报》地产主编、分众传媒副总经理等。这种高度个人化的评论方式使他们通过媒体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拥有着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那么，媒体该如何选择、诠释和传播这些声音，是事关亿万民众口袋里的金钱财富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由此，研究财经新闻评论写作，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而迫切的事情。

那么，财经新闻评论写作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写作要求呢？

新闻评论是一种意见性传播，而新闻评论写作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传播作者或媒体的观点意见，观点是新闻评论的传播宗旨，由此，新闻评论写作就是要调动一切表达手段，即贴切充分的论据、严密清晰的论证和简洁明晰的语言来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从而达到影响受众的目的。

就常规新闻评论写作来说，国内研究者就立论提出了几点共同的写作要求：“科学性、有新意、鲜明、全面、深刻”。但财经新闻强烈的专业性使财经新闻评论与一般新闻评论写作要求的侧重点明显不同，笔者认为，科学性、深刻性、公正性和指导性是财经新闻评论写作所应遵循的几个基本要求。

一、科学性

众所周知，专业性是财经新闻最为突出的特点，但此处不用专业性而用科学性来概括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此处侧重强调的是财经新闻评论分析判断的严谨性和正确性。在这里，科学性是指评论作者对于评述对象分析过程的严谨性和结论判断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是可以被经济实践所检验的。经济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判断也就是寻求这种规律的过程。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判断经济只看对和错”，“不仅要看结果的对错，还要看原因的对错。”“判断经济走向，关键在于发现其中的非理性因素。”“经济本身有规律，但不管是股市还是其他经济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的、人为的因素，这些都是影响经济运行的东西，倘若你能看清楚，结合经济规律，自然能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5]正确的判断可以对经济现实起到正面的指导作用，而错误的判断却可能误导经济实践和经济决策。由此，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对于财经评论者来说，就成为一个需要慎之又慎的问题。

经济学中有一个关于1＋1＜2的著名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如果某一农场主获得丰收，他的收入会增加；但如果当地所有的农场主的收成都打破纪录的话，他们的农场收入却会下降。这就是那个有名的合成谬误，这个例子其实是说明了市场上供给、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它体现了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如果我们按照1＋1＝2的常识来给这个现象下一个判断，那显然就是错误的，也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就是笔者这里所说的财经新闻评论的科学性的真正含义。下文举例说明。

王小鲁：直面收入分配恶化不能躺在虚假数据上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状况。但这些问题并没有从统计上如实反映出来，特别是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统计严重脱离实际，不仅低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也造成不同统计数据间的严重冲突。下面是几个例子。

其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不足13万亿元，而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却显示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万亿元。后者是根据经济普查得出的，应该比较全面。但这就证明居民住户收入统计至少遗漏了5.3万亿元，漏掉了居民收入的近30%。类似情况已存在多年。如此严重的遗漏，还能认为是基本可靠吗？这一问题，《第一财经日报》在8月30日发表的《居民收入统计局两套数据打架5.3万亿元差距待解》一文中已有论述。

其二，与其他宏观统计数据比较，会发现遗漏远不止5.3万亿元。以2008年数据算，全国居民储蓄总额（收入减去消费）在2008年为3.5万亿元，而当年仅城乡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就增加了4.5万亿元，加上居民当年购买商品住宅支出（扣除银行贷款），在股市、债市和实体经济的投资，手持现金等，实际的居民储蓄应该在11万亿元～11.5万亿元之间（未计算居民在国外的存款和投资），是按居民收入统计数据计算的3.5万亿元储蓄的3倍以上。上述计算依据的都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类数据冲突近些年来一直存在。

其三，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算，根据统计，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只有1.57万元；其中10%的最高收入家庭，人均也只有4.36万元。这样的人均收入是如何支撑当年2万多亿元商品住宅销售的？是怎样把房价炒上天的？就算只有10%的最高收入家庭能够买得起房，这部分人的当年收入合计只有2.3万亿元，在买了2.1万亿元的商品住宅之后，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钱买汽车？拿什么钱出国旅游？新存入银行的4.5万亿元私人存款又是哪来的？

（作者：王小鲁，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9月6日）

这是从该篇评论中节选出的一段文字。其论点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收入差距被低估。论据主要是一系列统计数据。在论述中，作者分别引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从三个层面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其一，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局的两套数据证明居民收入统计遗漏了5.3万亿；

其二，2008年全国居民储蓄总额：统计局关于全国居民储蓄总额的增加甚至远远低于当年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增加额；

其三，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出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完全无法支撑当年的巨额住宅消费和其他如汽车之类的消费需求，也完全无法解释居民储蓄额的增加来源。

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灰色收入大量存在，收入差距被低估。

这段评论文字集中体现了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科学性。这不仅体现在其引用论据（数字）的确凿上，也体现在其论证过程的严谨性（利用数据之间的自相矛盾分析问题），还体现在他在确凿的数据引用、严谨的分析论证之上所得出结论的无可辩驳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建立在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规律的理解与尊重，建立在对于经济现象的准确深入分析，通过严谨的写作态度才能达到的，对于财经新闻评论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二、深刻性

深刻性是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其写作的基本要求之一。专业性强是财经领域众所周知的特点，而评论写作又属于高级新闻写作，要求比消息报道写作拥有更丰富的财经专业知识、更强的写作能力和洞察能力，两相相加就使财经新闻评论的写作具有着比其他常规新闻评论写作更突出的深刻性要求。它不仅需要解读大量普通受众不懂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更要在种种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去发现问题，寻求本质，把握规律。

资本市场是财经新闻报道的核心领域，“为什么财经报道要在‘出观点’上大做文章？因为每一项投资活动都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宏观的、微观的，国际的、国内的，政策面的、基本面的、技术面的等等，投资人面对大量信息，由于知识结构和自身条件所限，通常很难把握众多信息背后的实质。”^[6]财经新闻评论写作就是通过对这些方方面面因素的分析，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把握其背后的实质，进而为受众的投资行为进行点拨。下面以2008年金融危机报道中媒体关于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我国媒体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但正是由于最初认识的肤浅，致使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抛出了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指责是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破坏了全球的经济平衡，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我国媒体后来及时给予了反驳，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争夺中显然陷入了被动。由此可见，能否深刻认识金融危机并通过媒体有效地传递自己的声音，在今天已经关乎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中国责任论”站不住脚

——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2008年，源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动荡迅速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均遭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2008年年底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所发布的《华盛顿宣言》已有明确结论，世界各国就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就在世界各国联起手来共克时艰之时，我们却听到了一种非建设性的声音。西方某些学者和政客在媒体上抛出言论，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并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必须予以澄清，否则将不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危机。

关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

1.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这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房价的持续上涨使美国居民相信，购买房屋是无风险的投资，对住房的需求大幅膨胀，进而促进了债务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率提高，导致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迅速膨胀。过高的资产价格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

除了货币政策，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留下了隐患。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发动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政府开支不断扩张。经济增长结构进一步失衡，直至危机爆发。

2.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发达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当局没能充分评估并消除金融市场不断积聚的风险，未能及时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而采取有效的监管行动。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而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不得不承认当初“假设那些自利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其投资者、银行的资产以及银行的生存”而反对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

另外，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存在漏洞，导致监管的错位和滞后。1999年11月4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以来，美国金融业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但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业的一些领域存在重复监管，但另一些领域却存在监管真空，监管机构很难实现有效协调。举例来说，有多个部门负责银行业的监管，但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却处于监管真空区。

从监管技能和监管手段上来看，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金融创新导致风险分布日益不透明，对风险集中程度的识别、分类、评估日趋复杂，风险测量越来越难。大量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导致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不断增加，金融机构会计报表的透明度和各项数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场真实价值和因此产生的损益情况。金融监管当局没能及时对金融体系的风险进行正确的判断。

在次贷危机爆发逾半年之后，美国政府承认了监管上的漏洞，并努力弥补。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拿出了一份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其核心是加强美联储在审慎性监管中的主导地位。

3.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主要发达金融市场的著名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一些董事会成员由CEO没有任何行业经验和专长的好朋友组成，不能对这些机构的战略定位和业务发展模式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对管理层缺乏足够的约束能力，对有效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的建设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的适当评估和有效管理，甚至欺诈性的资产承销和经营行为在追求市场份额、业务增长和短期奖金的驱使下得到纵容甚至鼓励。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诚信责任更是无从谈起。

这样“绅士俱乐部”般的公司治理，无法阻止高管层在短期利益刺激下过度扩张有风险的业务。实际上，在前几年金融机构普遍获利丰厚的压力下，不敢冒险的经理人就要面临被撤换的风险。风险的积累和爆发实际上来自于管理层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经营行为。

4.风险与收益不均衡的创新产品催生了金融危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

发起—配售模式下的证券化产品以风险承担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为特征，它催化了次贷业务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助推了宽松和欺诈性的贷款发放标准。基础资产发起人通过证券化赚取了高收益，却把基础资产中所有的信用和市场风险通过证券化转移给了遍布全球的债券投资者。次贷资产的迅猛发展、次贷类产品价格的大幅膨胀和破灭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

以信用违约掉期（CDS）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产品，发展迅猛、规模庞大。CDS市场投机氛围严重，成为市场做空的重要手段。这个市场透明度低、交易对手风险大、风险不可预测且难以控制，因其属于场外交易、不受监管，监管机构对其束手无策。在本轮金融危机过程中，CDS市场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气氛，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评级机构问题重重，是引发和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经营模式使评级过程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评级机构还为结构性产品发行人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如结构化设计服务）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冲突。结构性产品的评级模型存在根本缺陷，模型和假设参数（其基础数据往往由发行机构提供）未经过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对产品的评级过于乐观。在本轮由次贷引发的危机中，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给予很多产品较高的评级，并在短期内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记资产，直接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快速破灭。可以说是次贷危机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从评级的使用者方面看，道德风险问题长期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很多规定都要求投资管理决定和风险管理做法要确保金融产品达到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一定水平的评级。这样做使得从业人员可以搭外部评级的顺风车，只要金融产品满足了门槛评级标准就无需担心其内在风险了。长期以来，发达金融市场习惯了这种做法，非常依赖于外部评级并为此感到自满。与感到自满一同滋生的还有投资经理产生惰性和马虎态度，不去质疑投资组合中投资产品的内在风险。使用评级结果的机构（基金经理、金融机构高管等）应该最终对其客户和股东负责，应对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光把风险评估职能转包给评级机构。使用者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加重了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动荡程度。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微观层面多方面错误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这些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节选）

（作者：张健华，来源：《人民日报》，2009年1月14日）

该长篇评论借用专家的观点，从5个方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在金融危机根源分析中是比较突出的一篇：1.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2.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3.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4.风险与收益不均衡的创新产品催生了金融危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5.评级机构问题重重，是引发和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最终得出结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微观层面多方面错误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对西方媒体的“中国责任论”给予了有力回击。

《中国证券报》更在此前的2008年10月22日发表了题为《次贷危机的本质是过度虚拟化》的评论，认为过度自由化的虚拟经济导致资本的过度投机。没有实体经济基础和过度杠杆化的衍生市场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市场，坚持虚拟经济应伴随实体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方向，是美国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其他如《中国青年报》发表《张宇：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2008年12月1日），《证券日报》的《两次金融危机教训》（2008年10月6日），《上海证券报》的《混业经营并非导致金融危机根本原因》（2009年5月1日），《证券时报》发表《国内银行家反思华尔街金融危机》（2008年10月7日）。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媒体对危机根源的分析是多侧面、多层次的，深层原因的探求伴随着整个危机过程，认识过程也是逐渐深入，这一方面表现了资本市场的极端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财经评论写作的深刻性，但由于该问题的高度专业性和极端复杂性，财经评论的写作形式更多是借助于用媒体传递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

深刻性并不等于晦涩难懂，或堆砌专业术语，而是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种认识深度。财经新闻评论员大多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们必须具备对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的深刻体察和独到见解，必须能够与财经业界和学界的专家进行高层次对话，能够识别和判断那些富于真知灼见的观点言论，并能够用通俗易懂的媒体语言，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

三、公正性

公正性是指新闻评论应该依据真实事实，坚持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立场，运用适度理性的语言，针对新闻事实或现象真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新闻媒体担当的是公共话语平台和社会公器的角色，“公正性”对于新闻人来说应该是其时刻坚守的职业道德准则和一生不懈追求的职业理想，而这对于财经报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财经报道领域的特殊性决定的。

其一，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高度依赖传媒的信息披露和严格监督。财经报道的核心领域就是资本市场，而从狭义上来说，资本市场即证券市场。由于信息披露和市场分析在证券市场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财经评论员、记者和编辑等媒体人又深度参与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证券市场与传媒关系之密切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一些专业性证券传媒本身，已是证券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拥有成熟市场机制和资本市场的西方国家，其传媒机构普遍对于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资本市场报道记者的职业规范进行了严格规定，在个人金融利益的披露、持有或投资股票、买卖金融产品、内幕信息和短期交易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而严格的限制，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记者出于个人私利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影响市场的公平性。所谓“记者笔下万两金”，就形象地说明了财经媒体之于资本市场的巨大影响力。由此可见，财经报道和财经评论的公正性对于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是何等重要。

显然，我国的传媒机构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对完善的关于财经报道从业人员的约束机制，国内很多著名的财经评论员常常被质疑为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当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要求财经记者把保护处于弱势群体的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自己的天职。在投资市场上，投资者有大投资者和小投资者，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作为财力雄厚的大投资者，很多都是上市企业的大股东，参与或者控制公司董事会，了解公司的核心机密，他们和中小投资者所能获取和掌握的信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为了保护市场的公平，就必须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群体立言是财经记者的天职”^[7]。

其三，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市场机制和资本市场都有待成熟，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种种利益集团很可能利用制度缺陷把自己的权力触角渗透到传媒机构，以达到影响乃至操纵舆论，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成长，这种危险正变得日益突出。如果不及时进行监督和批判，大则可能危及我们的经济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小则可能对普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带来难以预料的经济损失。因此，针对所有干扰、破坏市场健康运行的力量进行深入分析和严正批判就是媒体和媒体人，尤其是财经媒体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这其中，财经评论由于鲜明的观点和深刻的分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要为油荒找借口

我国的油荒是周期性的，每年必然进入阵痛期，今年愈演愈烈，成为延续数年的柴油荒之最，川陕交界绵延数十里的加油车，是对中国油荒损害经济效率的有力控诉。

目前油荒略有缓解，只要机制不改，一旦油价开始博弈，我们可以屈指盼望下一轮油荒的到来。

为油荒辩解的几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今年油价短期上涨不可能解释周期性油荒，更何况，全球原油价格目前正处于震荡期，并没有明显的上涨或者下跌。

所谓供需紧张更是无中生有。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由2000年的2.76亿吨猛增至4.77亿吨，21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国炼油能力激增72.8%，中石化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公司，中石油位居第八。据国家能源局等相关部门预计，2010年由于全国将新增炼油能力2000万吨以上，成品油市场，包括柴油市场总体仍将供大于求。今年以来，中石油、中石化等炼化企业一度担心柴油产能过剩。作为炼油大国，中国产能绝不紧张。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1～9月份，全国柴油的产量同比增长了15%左右，前九个月产能达到8900万吨，不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

所谓民资炒作是寻找替罪羊，民营炼油企业处于无米下锅的饥饿状态，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副会长韩宝林表示，目前全国民企的炼化能力大约在1亿吨，但现实情况是仅能获得5000万吨左右的“原料”，普遍“饥饿”，民企只能通过炼化下游的精细化工实现盈利，能供应市场的成品油有限。原料被控制、批发被控制，还要诿过于人，实在是机关算尽。就算油贩子囤油，能掀起多大的浪花，石油巨头自己囤油，还能有市场什么事？

拉闸限电与公路物流不是柴油荒主因，我国的公路物流今年没有激增，拉闸限电影响的是部分地区，不可能爆发全面油荒。

主因在于石油巨头对于产量与价格的迟钝，对于市场判断失误在先，有恃无恐自认为油荒无可畏惧才是主因。

在产能过剩的预期下，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为了消化库存，开始加大出口，甚至不惜低价出口。来自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成品油出口2102万吨，同比增长23.4%，其中9月份成品油出口209万吨，柴油出口36.81万吨，同比增长25.3%。同时，海关统计显示，9月、10月，成品油出口均价明显降低。早在今年5月，《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两大巨头以低于国内成品油税前价10%的价格出口海外，同时在国内一再谋求上调成品油价。

油荒大面积爆发，石油巨头才开始手忙脚乱地进口，中石油向海外进口20万吨柴油以解燃眉之急。中石油方面宣称，11月19日，3.5万吨进口柴油正式到岸，即将投放柴油紧缺的沿海市场。

从历年情况看，我国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油荒模式：油价大幅上升而成品油价不升时，油企会有赌气性油荒，主要表现在炼油厂大检修、市场只有求饶；过度储存型油荒，在油价节节上升、成品油价格上升时，油企笑逐颜开库存大规模增加，不料市场风云突变，只好扩大出口，而忽视国内的需求；还有逼宫型油荒，炼油企业亏损，油企就会借口成本上升，上市公司需要市场定价，减少对民间油商的批发，造成民间商人无油可卖，只能关门大吉。

本应成为中国经济干城的石油巨头紊乱了市场周期，加剧了通胀恐慌，降低了经济效率，让市场更不安全。

近日，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上书商务部，建议培育多元化的石油市场主体，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民营石油石化企业进入石油上中下游各领域；建立可交易的石油交易平台，希望大小企业都可以进行交易，从而放开石油进口权。在管理下的民营企业有序进入，开放民营大油企的进口权，是解决油荒的治本之术。

周期性的油荒是价格扭曲、价格迟钝、垄断的共同产物，玻璃天花板不破，油荒就不可能缓解。

一年年的油荒，怎么对得起高价购油者，怎么对得起寒冬中排几十里的队加油吃方便面的司机？

（作者：叶檀，来源：《京华时报》，2010年12月1日）

针对时下不断爆出的大面积油荒现象进行评论，体现了评论的时效性和针砭时弊的针对性。文章首先指出“为油荒辩解的几条理由都站不住脚”：其一，“今年油价短期上涨不可能解释周期性油荒，更何况，全球原油价格目前正处于震荡期，并没有明显的上涨或者下跌”；其二，“供需紧张更是无中生有”，文中列举了一系列数据雄辩地证明了我国柴油不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其三，指出“所谓民资炒作是寻找替罪羊”；其四，指出“拉闸限电与公路物流不是柴油荒主因”，因为它们所影响的是部分地区，不可能爆发全面油荒。最后指出，“主因在于石油巨头对于产量与价格的迟钝，对于市场判断失误在先，有恃无恐自认为油荒无可畏惧才是主因”。接着用海关数据证明石化双雄在产能过剩预期的驱动下为了消化库存，开始不惜低价大规模出口成品油，随后在全面爆发油荒后又手忙脚乱地进口，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结论：“周期性的油荒是价格扭曲、价格迟钝、垄断的共同产物，玻璃天花板不破，油荒就不可能缓解。”

很显然，本篇评论是站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民众利益的立场上，针对社会上诟病已久的行业垄断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评论的公正性被鲜明地呈现出来。

坚定地捍卫公众的利益，这是任何报道都应坚守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媒体的使命。业内人士认为，财经新闻记者要面对两个必须坚定去打的“敌人”：一是要坚定地监督公共权力的滥用，滥用公共权力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最大的损害；第二是坚定地监督特权商业，就像国内的大型垄断企业，大批的房产开发商，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等。要时刻警惕媒体的声音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严重损害媒体公正性。

公正性是财经报道与财经评论写作的基本要求之一，这也为健康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提供了有力的舆论保护。

四、指导性

引导功能是新闻评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指的是新闻媒体利用言论影响舆论，进而对现实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果说实用性是财经新闻的重要属性的话，那么，指导性就是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突出特点，由于其分析判断对于市场投资行为和政府决策部门的强大影响力而显得尤其突出。

财经新闻评论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性首先体现在要对市场上投资行为进行理性引导，这种引导在资本市场动荡时表现得格外重要。

如2007年的“5·30印花税调整”事件曾引起当时众多股民，尤其是中小股民的激烈反响。这起被众多股民称为“5·30惨案”的印花税调整事件，引发股市深挫并给大量股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了强烈的市场恐慌氛围。当时以三大证券报为代表的专业财经媒体在6月4日的同一天刊发社论：分别是《中国证券报》的《股市繁荣需要理性》，《上海证券报》的《策变势不变》与《证券时报》的《调整印花税是市场化调控手段》，从多个角度说明政府调整印花税的意图并不是打压股市，而是要引导市场树立长期理性投资的观念，是一个有利市场长远稳定发展的积极信号。这些评论在政府和投资者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恐慌不定的市场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而人民网刊出《中国股市既要防泡沫也要抗打压”》的评论（2007年6月5日）站在平衡立场，在全面分析国际金融市场的复杂形势下，既指明股市中存在投机过重的非理性行为，也指出政府在出台具体政策时要慎之又慎，不能给外资以机会而使中小股民永远成为政策市的牺牲品，意见中肯而客观。

同样，在2008年，当A股市场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由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的历史高位跌落至2700点以下时，适逢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严峻的形势下，新华社于2008年7月1日发表题为《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的重磅评论，表达了对于中国股市发展的坚定信心，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被视为救市的积极信号。

由此可见，敏锐观察市场变化，及时就市场出现的重要现象和问题进行舆论上的理性引导，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在关键时刻为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就是我们对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指导性要求。

其次，通过对政府出台的重要财经类政策进行细致、深入而准确的解读，尤其是对政策中所包含的趋势性和政策可能对市场行业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为市场上相关各方的经济活动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下面以媒体关于2011年中央货币政策的解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中央定调明年货币政策：稳健并非紧缩

“‘稳健’的内涵，是指货币政策介于宽松和从紧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

2011年我国“松财政、稳货币”的宏观经济调控基调正式确定，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外界释放出重要信息：明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转向条件成熟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已有两年半的时间。2011年，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是根据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需要，对货币政策基调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分析人士认为，货币政策基调的转变，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加持续健康的发展。

“当前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条件已经成熟。”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国民经济复苏的态势在不断巩固；另一方面，通胀压力不容乐观。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物价上涨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阻断通胀预期向现实通胀的传导渠道。

稳健意味中性

回顾近年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发现，1999年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一直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由于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央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基调，转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有观点认为，无论是从流动性的状况还是通胀压力的情况看，当前与2007年均颇为相似，为此，有观点称，当前的货币政策转向实际上体现出了“从紧”的倾向。

不过，农行战略管理部付兵涛指出，现在的情况跟当年并不是完全相像。一方面目前国内的增长率比较低，通胀压力也没有当时那么大，而且国际形势与2007年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认为，明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一个中性的政策，是真正的稳健。

微调大幕开启

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11月初也曾明确表示，货币政策是短期的政策工具，经常会因使命的不同，侧重目标的不同有所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候是扩张的，有时候是紧缩的，有时候是真正稳健的。要对应不同时期的经济背景，有不同的做法。而这正是对货币政策针对性、灵活性的解读。

“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是指货币政策介于宽松和从紧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盛松成说。

业内人士预计，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明年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下，新增信贷的规模或确定为6.5万亿元～7万亿元，M 2增速设定在15%～16%。这既符合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有利于防止银行信贷出现新的风险。多家券商的研究报告认为，明年年内将有2～3次的加息过程，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有可能上调至2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此，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在抑制通胀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因此在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后，财政政策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度的扩张，与货币政策“一松一稳”搭配发力，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作者：苗燕、李丹丹，来源：《上海证券报》，2010年12月4日）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中国自2008年第三季度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过去了，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具体的经济形势，2010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新的货币政策基调：2011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该篇评论围绕货币政策转向的核心概念“稳健”二字，分别从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首先，文章分析了促使当前货币政策转向的两大现实条件：一方面，国民经济复苏的态势在不断巩固；另一方面，当前的通胀压力已经不容乐观。其次，面对市场上一些认为货币政策所说的稳健有可能是“从紧”的言论，评论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并未表明货币政策需要从紧，明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一个中性的政策，是真正的稳健。第三，评论认为，这种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富于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有时候是扩张的，有时候是紧缩的，有时候是真正稳健的。肯定、否定、辨析，通过这样三个层次的严谨阐述，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就被准确地揭示了出来，而这种阐释对于市场上相关各方理解当今情势下新的货币政策的未来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财经新闻评论的最主要功能就是通过言论理性引导市场投资行为，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指导性不仅是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特点，更是财经新闻评论写作的基本要求之一。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需要财经媒体人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