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郭明俊

适逢庆祝恩师赵馥洁先生从教50年之际，学院决定编辑出版《赵馥洁先生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拟对先生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师德学风、教学方法等进行研究，或撰写自己的从学心得、受教体会、学习回忆。本人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有幸师从先生学习价值哲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在日常生活、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颇受先生的关心、扶携，故而对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敬仰之心。只因愚迟钝冥顽，难以全面透彻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故不敢贸然对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言说评价，唯恐有半点的错解、误解、曲解之处。但有一点是自信不疑的，那就是，在我看来，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中国传统价值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愚之浅见，先生的贡献大约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体系的系统建构

“80年代以来，中华儿女的理论意趣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文化问题”(萧萐父语)，由此掀起一股新的“文化热”。在此过程中，对人的价值和价值论的研究也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主要表现在，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价值论研究的专著，如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哲学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价值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价值是什么——价值哲学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志正等合著的《哲学价值论纲要》(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恩师赵馥洁先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版)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一部价值哲学研究的力作，但该著和当时大多数集中于价值论本身研究的著作不同，它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开创性专著。在此之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或价值论的研究甚少。通过“读秀中文学术搜索”和“中国知网”搜索发现，在恩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出版之前，整个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研究的专著没有，研究论文也仅有几篇，如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郑晓江、钟向东的《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思考》(《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郑永年、胡淳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问题》(《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研究中国传统价值论的专著，而且还在于它是第一部对中国传统价值论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建构的著作。以先生之睿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结构特征是“重视规范”、“多元取向”、“道德主导”、“内在冲突”、“相成互补”;其总的理论体系是“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为无’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的价值观体系。”“所谓以人为本为位，是指中国哲学价值论把肯定人的价值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基础，全部理论都是为确立人在宇宙间的崇高地位而展开的。所谓以道德为主导，是指在中国哲学中，道德价值处于比其他价值更高的层次，并指导和制约着对其他价值的选择。道德渗透和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等各个价值领域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所谓功利和权力为两翼，是指在以道德价值为主导的前提下，物质利益价值和政治权力价值仍有一定的地位，二者虽然不能处于最高层次，但却可以说属于二级层次。……所谓以‘自然为无’为补充，是指在尊重人的社会能动作用的前提下，同时也强调顺应自然，不任意妄为，不过多干预，以缓冲由于过分推崇人的能动性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防止人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所谓以群己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是指通过上述各价值要素在自己映出的价值层次上发挥作用，以及各价值要素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达到理想的价值境界。”^[1]“这个价值论体系，通过学派表现出来，就是以儒家(道德取向)为主导，以墨家(功利取向)和法家(权力取向)为两翼，以道家(自然无为)为补充;以范畴表现出来，就是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六对表示具体价值取向的范畴，和群己、天人两对表示崇高理想的范畴，以及真善美三个表示群己和谐、天人和谐的美好境界的范畴体系。”^[2]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体系的上述认识，先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从“原理篇”、“学派篇”、“范畴篇”三个部分对中国传统价值论展开深入细致的阐述。

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体系的建构不仅表现在宏观上勾画了中国传统价值论体系总框架，而且还表现在微观上勾勒了各个学派的价值观念体系。他以“价值根据论”、“价值取向论”、“价值选择论”、“价值理想论”、“价值实现(或创造)论”等方面为分析框架，分别对儒、墨、法、道各派价值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挖掘、梳理和阐释，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儒、墨、法、道各派的价值观念的理论系统，这对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几种曾经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念之全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他提出的这种对各派价值论体系进行研究的“分析框架”具有典范的意义，对于我们研究古今中外各派、各家的价值论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在先生几十年来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中，有很多学生都是依照先生所开创的“分析框架”来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或开展自己的价值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总之，先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开中国传统价值论系统研究之先河。正如学人李锦全、严书翔对此书所评价的那样:“该书的重要性在于首次以专著的形式，集中讨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问题，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3]李德永和李大华两位学者也认为，“要在繁富杂陈的历史思想材料中梳理出一个结构完整的价值哲学来，实非易事”，而《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填补了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这一空白”^[4]。

二、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的深入探索

先生在价值论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从共时态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论体系的系统建构，还表现在从历时态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的深入探索。如果说恩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的话，那么，他的《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则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进行全面深入探究的专著。从我们掌握到的资料来看，在《价值的历程》一书发表之前，也有关于传统价值观演变方面的著作，如李明华的《时代演进与价值选择——中国价值观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国荣的《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施正康和陈达凯合著的《衍续与嬗代——中国传统价值观漫论》(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但这三部论著没有一部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李明华的《时代演进与价值选择》一书论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本质、特征、类型及表现形态，展现了近代以来新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化的必然性，构想了未来社会的新型价值观，但它在论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时，只是阐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和因素，并没有具体探讨和揭示传统价值观演变的历程和规律;杨国荣的《善的历程》包含“儒家的价值体系的奠基”、“从孔子到孟子”、“演进中的折变”、“援道入儒的价值观意蕴”、“儒家价值体系在近代的历史命运”等十章内容，可谓是一部真正研究传统价值观历史演变的著作，但正如该书副标题所言的那样，它只是对儒家价值观之历史演变及其现代转换的探讨和研究，而不是对整个中国传统价值观演变历程及规律的研究;施正康、陈达凯合著的《衍续与嬗代》分为“虚与实”、“公与私”、“治与乱”、“生与死”、“迂腐与超脱”五大部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散论，虽名为“衍续与嬗代”，但其实并未涉及中国传统价值观演变历程及规律的问题。与上述三部著作不同，先生的《价值的历程》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整个中国传统价值观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的专著。

早在1991年出版《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时，先生就“准备写‘价值演变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价值观的研究历程，后来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只得舍去，另成一书。”^[5]自此之后的十余年里，先生“思古思今，浮想联翩;劳心劳力”，终成一书，此即《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该书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成为姊妹篇，它以每个时期具有时代特色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为标志，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基础，以主体需要的变化为关键，按照“社会变迁——主体变化——观念变更”的路径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演变历程，将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演变历程概括为九个阶段:西周的价值自觉、春秋战国时期的价值冲突、汉代的价值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价值转向、隋唐时期的价值综合、宋元明时期的价值重建、晚明至清中期的价值反思、近代的价值启蒙、五四运动时期的价值重估，分别以“敬德”的提出、“人道”的争鸣、“纲常”的树立、“自然”的崇尚、“万善”的同归、“天理”的营造、“利欲”的萌动、“人权”的伸张、“个性”的解放作为九阶段价值观念演变的标志。在对每一时期价值观演变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索和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演变的规律和特征。就传统价值观演变的规律而言，先生认为:“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以人们的需要(首先是利益需要)为依据的，而人们的需要和利益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同时，上层建筑内部其他因素的变化对价值观念也有影响。”^[6]据此，他把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演变的规律概括为以下几点:1．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价值观演变的最终根源;2．国家政治权力对价值观的演变起着重大控制作用;3．哲学对价值观的演变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4．封建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形式是围绕着一个轴心左右震荡;5．价值观念演变的内在动力是各种观念联系不断地矛盾冲突和融合。^[7]就传统价值观演变的特征而言，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价值观演变的实质是民族主体性的演变，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变化过程;价值观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既反对“神本”也反对“物本”，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基本的特征;价值观演变的主题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为主题，它忽视物质财富价值、自然知识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价值观演变的方式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进行革新，在维护主体的前提下进行吸取，从而使儒家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核心如仁义、中和、自强等意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绝如缕地持续下来，至今仍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8]

先生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演变历程、规律、特征之见解，可谓见别人之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极富创见性和启迪性。正如学界同仁评价先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填补了价值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的一处空白”^[9]一样，先生的《价值的历程》一书同样也是一部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的著作。

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的充分挖掘和大力弘扬

先生在价值论研究上的贡献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和世界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和大力弘扬。他几十年如一日，以探求真理的精神、关注现实的情怀，秉承“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的学术理念，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对现实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现代的阐释，撰写和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现代意义的文章。如《发掘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载于《光明日报》1997年10月25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内在冲突及其现代意义》(载于《理论导刊》1991年第1期)、《传统价值观与当代社会》(载于《理论导刊》1999年第12期)、《市场经济与传统义利观》(载于《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老子自然价值观的现代意义》(载于赵馥洁著:《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传统“节欲”修养观的价值论意义》(载于《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邓小平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载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优秀传统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载于《理论导刊》1995年第1期)等等。先生认为:“传统与现代不是隔绝的，传统不是一座凝固的冰山，而是一道流动的河水，它渊远而流长，奔流而不止。每一代人，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扬弃(批判和继承)传统，而不能完全超越传统，更不能随意抛弃传统。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面对多元的、包含着内在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价值观，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进行筛选和评判，扬弃和创新。”^[10]为此，他提出:“传统价值观中某些比较全面的、包含着辩证法的观念，我们可以择善而从”;“传统价值观中的某些主张虽然从总体上看有片面性，但哲学家们在论述其价值取向时，也包含着不少真理颗粒，我们可以批判而取”;“传统价值观体系中的各派观点，大都是有其‘蔽’亦有其‘见’，有其‘短’亦也其‘长’，我们可以在批判其局限或错误的同时，将各家各派的合理因素予以综合，形成备众长的价值观。”^[11]遵循这几条原则，先生对传统价值观进行细致的分析、辨识、筛选和评判，得出如下重要的看法:1．“人为至贵”的本位价值观是振兴人文精神的宝贵资源;2．“见义思利”的道德价值观是进行道德建设的有益借鉴;3．“群己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是培育集体精神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营养;4．“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价值观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智慧源泉。^[12]除此之外，先生还认为墨家的“兼爱交利”、“利国利民”观念具有以互利、公利价值调节利益冲突的作用，这对于解决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因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人私利和社会公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借鉴意义;法家的“明于公私之分”和“去私曲就公法”的观念强调以法律调节利益关系，这对于当今社会如何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提供有益启示;中国传统的“节欲”修养观包含有将人的需要从低级层次调适到高级层次、将个体的私利的评价标准矫正为群体的公利的评价标准、将人的价值选择方向引导到超越性的追求上、以节欲养成高尚人格、以节欲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争夺，形成和谐有序的美好社会等价值意蕴，它对人们修炼道德品质、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人格、协调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享乐至上、信仰失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仅如此，先生以深邃的目光，宏阔的视野，洞察时势，把握人类文明走向，感受时代发展脉搏，直面社会危机和困境，反省历史经验教训，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不仅对中国具有现代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他就开始探讨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世界意义，发表了若干篇相关文章。在《21世纪的文化走向》(载于《西安日报》1999年12月29日)一文中，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的复兴”的论断，并把它看成是“21世纪文化走向”的特征之一。以先生之见，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智慧，对于补救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生态失衡等等)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随着文化重心的东移和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再发现，中华文化必将……重新振奋，再度辉煌，为人类文化作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伟大的贡献。”^[13]在《中华智慧的世界意义》(载于《人文杂志》1994年增刊第2期)、《中华智慧的世纪使命》(载于《西安日报》2000年12月27日)等文章中，他对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华智慧对世界未来健康发展可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阐述，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载于《西安日报》1999年4月14日)一文中，他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南北贫富悬殊、东西矛盾冲突等问题，以“解决或缓解这些关系人类存亡的问题”为旨归，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世界意义作了具体的阐发。他指出:“当代全球问题尽管复杂纷纭，但究其本质原因，无非是人与自然冲突加剧、人与人矛盾尖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衡、科技价值与人文价值倾斜，增长追求与发展追求对立。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正是在处理这些关系方面具有重要功能，显示着独特优势”^[14]，比如，“天人合一”观念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具有深远意义;“以和为贵”观念对于形成共处竞争意识具有积极功能;“见利思义”观念对于矫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具有重要作用;“正德、利用、厚生”观念对于统合科技力量与人文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生生之道”对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当然，先生也强调，“中国传统价值观所蕴涵的精华虽丰，但却属于传统意识。因此，要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吸取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智慧资源，必须对其进行新的阐释或适当改造，必须抛弃其特定的历史性内容而弘扬其对当代仍有意义的普遍性涵义。”^[15]

先生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之现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的深入发掘、系统阐发和大力弘扬，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即或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最起码也是极为少有的。人们可以借助“中国知网”和“读秀中文学术搜索”检索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成果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先生对这一主题探讨和研究的成果，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而言，都是别人无可比拟的。这足以表明，先生这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四、对中国哲学价值论思维特征的独到见解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先生在价值论研究方面的核心观点或独到见解的话，可以用“融通论”一语括之。即先生认为:“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通性、综合性。无论是对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人生、价值与认识的关系，还是对价值各类型间的关系，中国哲人都将其视为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16]早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中，先生就已经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与价值论是相融通的，他说:“从哲学的理论体系来看，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总之，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说，价值论渗透于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其他哲学问题环绕的核心。”^[17]1998年发表的《论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载《人文杂志》1998年第2期)一文明确提出“融通性”是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特征，并从”价值至境与宇宙本体的融通”、“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的融通”、“价值意识与认识活动的融通”、“价值实现与生命历程的融通”四个方面对此展开具体而深入的论述，该文在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7期全文转载。此后，先生相继发表了《论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论中国哲学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融通及其意义》(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4期)对“融通论”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细致而微的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先生又升华、凝练出一个更高的观点或曰看法，即“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他说:“中国传统哲学中价值论思想不但十分丰富，而且处于核心的地位。就哲学形态而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儒、墨、道、法虽然旨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都把致思的最终趋向确定在世界对人的意义上，归结到价值理想的追求上。”^[18]在《论中国哲学的特质》(载《光明日报》2014年6月17日第16版，《新华文摘》2014年第16期全文转载)一文中，再一次申述了这一观点，指出“‘必然’原理‘应然’原则相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之重要特质。”“‘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会贯通，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也是其理论建构的范式。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合性、贯通性。无论是建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论，还是建构其他哲学理论，都会将‘应然’的原则贯注其中，从而使哲学理论呈现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的独特风貌。”^[19]

总之，先生在长期的价值论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即中国哲学的价值融通性，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堪称是一个独特的睿智的见解，可谓是先生在价值论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贡献。

无疑，先生在价值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远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还有很多!但以愚之浅见，荦荦大者，主要体现在上述几点。本文写作的意旨在于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并铭记于心;对吾辈来说，要不断学习和汲取先生的学术思想，发扬先生的学术精神，把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3]李锦全、严书翔:《简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哲学动态》1992年第5期。

[4]李德永、李大华:《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论新著——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

[5]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6]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7]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8]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9]刘学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读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0]赵馥洁:《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11]赵馥洁:《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13页。

[12]赵馥洁:《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0月25日。

[13]赵馥洁:《21世纪的文化走向》，《西安日报》1999年12月29日。

[14]赵馥洁:《中国传统价值观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西安日报》1999年4月14日。

[15]赵馥洁:《中国传统价值观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西安日报》1999年4月14日。

[16]赵馥洁:《论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人文杂志》1998年第2期。

[17]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8]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人文杂志》2010年第1期。

[19]赵馥洁:《光明日报》2014年6月17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