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时代大学组织的社会定位

（一）共生理念下的大学发展

“共生”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的，指的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关系。毫无疑问，在自然界，无论是物种之间还是物种内部生物个体之间都存在着生存竞争。但是，物种的生存和进化又必然受到生态系统内其他物种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并通过自身的进化改变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引起其他生物发生适应性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成为一个互相作用的整体。

在一个大约6万只蜜蜂的蜂房里，一直有“侦察员”在田野里寻找着新的花蜜，然后通过它们精巧的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在炎热的天气里，为了给整个蜂房带来新鲜空气，扇风的蜜蜂站在陆板上振动着它们的翅膀，一次能扇上几个小时。运水蜜蜂找到一个水塘或小溪，然后把这种珍贵的物质搬回去给蜂房降温，加工蜂蜜。搬运花蜜的蜜蜂为制造蜂蜜搬回了原材料。封口的蜜蜂把蜂巢用蜡堵上，而雄蜂则与蜂后交配，保持这个蜂房在数量上的强大。^[28]

这些小蜜蜂向我们传达出积极的信息：在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合作的行为可以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大学组织与环境中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完全竞争观念将逐渐被共生进化观念所取代，各方成员在利益目标上达成共识，并在相互合作中构建竞争优势，获得新生。在共生进化观念的影响下，大学面向政府办学的观念必须改变，大学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网络息息相关，与政府、企业等共生伙伴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共同生存、协同进化。

共生发展是一种新的理念和范式，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竞争。竞争强调对有限资源的攫取，共生则强调价值创造的过程。传统的大学竞争战略往往把目标放在有限资源的争夺上，而不关注对大学成长具有实质意义的创新，因而，当大学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获得的只是局部的改善。而通过共生发展战略可以避免竞争成本，在获得发展资源的同时大学又可享受由于创新所带来的更多价值，在提升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同时其自身价值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在培育以共生发展为导向的战略联盟共同体，致力于建立一种充满生机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这是高校积极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比如，山东大学通过校际合作，积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施全方位开放式发展战略。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山东大学率先提出国内大学的校际合作计划，先后与武汉大学等15所高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陆续启动了和更多国内知名高校的校际科研合作、本科生互相培养和交流访学、高层次学术访问、互相保送研究生、研究生导师互聘、教师进修、管理干部到校际合作单位挂职锻炼等合作项目；推进学生的第二校园经历，提高学生的竞争力，培养开放式、复合型人才，为学校注入生机和活力，活跃校园的学术气氛，带来师生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推动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专业和课程体系等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开展青年教师以“在职博士后研究”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形式赴签约高校进修或学术访问的项目，以推进教师“三种经历”；与合作高校联合申报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合作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从而形成开放式办学的基本格局。校际合作是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寻求共生的现象，这种方式有利于发挥高校群体优势，使学校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提高办学效益，有利于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再比如，中山大学通过异地办学，实现了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共赢，形成的“中大—珠海模式”，被誉为中国高校异地合作办学的典范。20世纪末，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广东省“科教兴粤”战略的实施，中山大学校领导敏感地意识到，应该及时抓住学校发展的难得机遇，努力拓展办学空间，适度扩大办学规模，尽量提高办学层次，为中山大学在新世纪的腾飞奠定新的坚实基础。从1999年起，中山大学开始在广州周边地区寻找新的办学空间，并与珠海市就合作建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达成共识。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建设和投入使用，是高等教育低成本扩张的一个成功范例，使学校极大地拓展了办学空间，也实现了珠海人民发展高等教育的多年夙愿，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学校实行各院（系）延伸办学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努力实现学术传统的延伸，办学理念、管理模式和人文精神的延伸；尽力把各院系的学术、文化传统延伸到珠海校区和东校区，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名师，传承弘扬有深厚底蕴的大学精神。从异地办学初始，学校领导就提出新校区管理是中山大学管理体系延伸的理念，应让一代代学人长期积淀下来的具有深厚底蕴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在多校区办学的背景下传承弘扬，在新校区办出原汁原味的中山大学。近几年来，中山大学更加注重与服务地方经济相结合，已先后与肇庆、湛江、汕头等城市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时任校长黄达人曾对媒体这样阐述中山大学与地方经济合作的理念：^[29]

为地方服务一定是双赢的局面，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地方的社会发展服务，一定是同时促进大学学科的发展，促进大学的提升。在这样的前提下，为地方经济服务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实也是大学发展的需要。我们与一些地市签了一些协议，比较注重它的内涵，这些不是造势、作秀，形式是次要的，内容是主要的。我们的想法是，对一些有较集中需求的行业，会重新积聚力量，重点投入来增强服务能力。中大尽管是个综合性大学，但个别服务能力还有些缺陷，我们在加强与地方经济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学科，成团队地引进人才，优先发展、满足广东的需求。大学要承担社会责任，在锻造坚实的“象牙塔”的同时，中大人会以更加务实开放的姿态去关注社会、关注民生。

（二）大学组织重新进行社会定位

中国大学自其胚胎起就缺乏社会维度的基因，其原因不是存在于市场竞争体系之下，而是存在于“事业单位”体制之中。大学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社会需求，而是上级的行政指令，缺乏根据自身条件在科学分析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确定发展战略的机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对绝大多数高校而言，办学水平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政府行为，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权或优先权依然是中国大学在发展中抢得先机、抢占制高点和确立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

布鲁贝克指出，大学的存在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即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与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要求大学必须崇尚学术，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则要求大学应当适应社会。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不能简单对应于布鲁贝克所谈到的“两种哲学”中的一种，政府超强的控制与社会的过分干预异化了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大学在缺少自我的情况下遵循着政治论哲学的发展轨迹。大学的主体性缺失造成大学身份的危机，继而阻碍了大学的改革进步，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改良需要首先摆正大学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

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社会系统中正确地给大学定位。我们知道，大学既有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也有经济属性和经济功能，但其主导特性是文化属性，文化功能是大学组织的基本功能，大学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则是间接的功能，必须依托文化功能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大学组织的正确定位应该在行政科层体系和经济运行体系的旁边而不是在下边，大学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平行互动、相辅相成的。关于文化、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涂又光先生曾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中做过精辟的论述：

社会生活底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是一个整体，其间关系密切，虽然如此，还是三个部分，各有不同的矛盾特殊性，本文称之为“原子”。政治底原子是“力”（power），经济底原子是“利”（profit），文化底原子是“理”（truth）。力、利、理底汉语拼音都是li，此说可简称“三li说”。原子不宜单独存在，那种游离状态，极不稳定，三li皆然。三li原子合成分子，其存在就稳定了。政治单位底分子含有三li，但以“力”为中心，而“利”“理”为“力”服务。经济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利”为中心，而“力”“理”为“利”服务。文化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30]

“高等教育的运作与管理获得成功的前提之一是，与国家和整个社会有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建立在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的原则基础上。”^[31]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大学生命之树能否长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组织能否从单位制度的框架中解脱出来，能否真正确立大学组织的学术性，把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而不是福利单位来进行组织设计。劳凯声教授指出：“就教育属性而言，教育属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第三域，应定位于社会的第三部门。”^[32]作为第三部门的大学既不完全深陷于政治关系之中，也不完全纠缠于经济关系之中，既不受制于政府的控制，也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和市场原则来运行，“大学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33]，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体的发展。基于对中国大学现实处境的判断，董云川教授勾画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理想图景：

三者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之下，共生于宏观的社会范畴之中，每一个角度都有可能发生联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单一的角色行为，也有可能是角色之间联合以后的行为。从外部角度观照，三位一体构成一个“混沌”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进入内部，则各自呈现出“有序”的局部特征，且自成体系。在大学生存与发展系统中，三者既相对独立又共生共荣。我们既不能单纯立足于大学本位，企图建立一个完全以大学为中心的关系系统，也不应放弃大学的立场，在这里，需要权衡，还需要综合。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把大学当作大学，把政府和社会当作它们自身来看待，更需要把大学当作与政府和社会相关的大学，把政府和社会当作与大学相关的事物来看待。而在三位一体的复杂关系系统中，政府应该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大学应该是自主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