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民工的流动特征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再根据《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可以发现，农民工仍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举家外出的趋势逐渐加强。绿皮书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结果，201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66亿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3525万人。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外出农民工规模虽然仍保持扩张态势，但增速明显减缓。2010年，外出农民工增速达到5.52%，随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仅为1.68%；与此同时，举家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从2010年的3.54%上升至2013年的4.44%，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20.03%上升至2013年的21.22%，农民工举家外出的趋势逐渐加强。

从外出农民工的流向来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主要的流入地。2013年，7739万人跨省流动，8871万人省内流动，分别占外出农民工的46.6%和53.4%。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省内流动为主，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跨省流动为主。东部地区跨省流出农民工882万人，72.6%仍在东部地区省际流动；中部地区跨省流出农民工4017万人，89.9%流向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流出农民工2840万人，82.7%流向东部地区。在跨省流动农民工中，流向东部地区6602万人，占85.3%；流向中西部地区1068万人，占13.8%。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3.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课题组自2004年起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数据库，据十年数据显示：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了日趋明显的职业分化现象，相当部分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已表现出“去体力化”甚至完全“去农民工化”特征，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4%上升至2014年的17%左右。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来看，这种职业发展趋势正是该群体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必要过程和能力支撑，而且推动这部分农民工优先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变也正契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的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率先落户城镇这一政策要求。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呈倒“U”形分布。在曾经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中，约23.1%的农民工经历过一次工作转换，有超过30%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甚至更多次的职业流动经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的推移，该群体的职业流动经历并不是一种单调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形态，更换工作比例从最初的23.6%，逐年上升至34.1%、37.3%、39.3%、61.9%，直到第六年达到最高的67.7%后又总体呈现逐年降低态势。

在815个有效样本中466个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更换工作），平均流动次数为1.86次；其中的140个农民工在职业流动后实现了向上的职业发展，这一样本数占发生职业流动农民工的31.0%，占全部有效样本的17.2%。

发生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离开初次职业的时间间隔约为4.1年，而后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多，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使农民工陷入不断更换工作的恶性循环，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次数越多其就业的职业稳定性就越弱。从历次流动的距离变化来看，随着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多，其流动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户口所在地缺乏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工倾向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条件脱离他们的户口所在地，前往更大的城市寻找合适的职业发展机会。

年龄越小的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从跟踪调研的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概率在57.9%，平均职业流动次数1.99次，均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的56.5%和1.74次；但“90后”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20.0%）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14.3%）。农民工年龄越小，通过职业流动获得职业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50后”和“60后”的这一指标只有11.8%和12.6%，“70后”为15.9%，而“80后”则达到23.6%，“90后”为15.1%。“90后”由于工作年限不长，工作经验的积累无法与“80后”相提并论。“80后”的优势可能来自于工作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的平衡，以及更容易接受新事物、适应环境的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