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这个内容，我们其实在前面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中讲到了，但是我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强调，儒家的一个基本的哲学精神是什么。我前面讲了儒家有“格物致知”这样一种传统，大家知道，格物致知，尤其到了宋代，这些宋儒强调《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也正心诚意，他们有正心诚意这样一种传统，但是他们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对所谓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对非经验部分、不知道的部分，非常谨慎，保持着一种敬畏。我们若没有把握，就去敬畏它。那么这种态度导致了自然秩序哲学，我们说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精神，其实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精神。这两种精神是一致的，它们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中曾经互相沟通过、互相启发过，形成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基本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理解儒家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取向时，首先要知道这一点。

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种文献中读到。应该说，儒家中比较经典的表达是《论语》中的一段：“子曰：予欲无言。（孔子说，他不想说什么了。）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老师要是不说的话，学生怎么记述它？）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老天也没有说话呀，天没有说话，但是四季照样变换，万物照样生长，天没有说话。）”这段对话非常精彩。实际上孔子在讲，其实我们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知识都是片段的，自然秩序照样在运转，他不想说什么。子贡作为学生说，老师必须告诉他。孔子回答说，其实老天没有说话，自然秩序照样在运转。这种态度很接近道家的态度，叫作“至言无言”。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一旦说出来，它就有局限性，它变成了一个有限知识。其实我不知道它，它也照样运转，我敬畏它就够了。

据说，老子当时也是这种情况。大家知道老子出关时，把关的那个官说，他不能走，他得写个东西再走。老子不想写，但当官的说，不写就不能叫他出关。然后，他就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但实际上他是不想写的。这些看透了的智者，认为这个没有意义。孔子说，他不想说什么了，没什么好说的，自然秩序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所以，这是儒家的一个自然秩序哲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应该说，导致了儒家对治理社会的一个基本思想。当然，我们这里侧重讲的是经济制度，也就导致了我们用现代的语言去评价，叫作经济自由主义的倾向。孔子这样的话，我在很多年以前，都觉得很惊讶。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我当时确实看了一本书的名字，我也给大家列在参考书目中了，是侯家驹的《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比较冷静的学者会看到这一点。

我们再回头读一下儒家的经典。由于它有这样的自由主义的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应该说，必然导致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具体我们还可以讲几个方面。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到了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这个社会自己运转，政府不要干预。这种取向，孔子也讲过一句话。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惠”就是“优惠”的“惠”，就是有利，“费”就是“费用”的“费”。说白了，就是收益大，成本低。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张，“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我们怎么能做到惠而不费呢？什么叫惠而不费呢？怎么做才是收益大成本低呢？）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老百姓就去交易，他们之间进行平等的谈判，自愿达成一些契约，他们自己去做，政府不要去管。这是对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一种取向，这也是儒家治理取向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以来，这一直都是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