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视角的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结构解析

第5章　演进视角的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结构解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主要采纳集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统一规划、调配、布局，保证部分重点项目形成优势的管理体制，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得我国在世界体坛上争得一席之地。据资料显示，1959—1977年之间我国运动员获世界冠军26个，1956—1977年之间创世界纪录174次^[1]，使得几乎是白手起家的竞技体育，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不少运动项目方面形成我国的特色和优势，尤其是国球——乒乓球更是独步天下。在竞技水平快速提升的前提下，体育在促进国际交流、宣传民族文化和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竞技体育与国家政治、文化密不可分。然而，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完全依靠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体制暴露出许多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续表了闻名中外的“南方讲话”，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掀起了深化改革的浪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体育管理体制成为大势所趋。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这就是中国足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山口会议”。^[2]1992年11月中旬，国家体委在广东中山召开了以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探讨体育改革为主题的全国省体委主任座谈会，史称“中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在围绕体育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内容和方向等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后，与会人员的认识渐趋一致，认识到体育改革不是对原有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而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规律，对原有的体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次会议连同此前召开的足球“红山口会议”，标志着中国体育20世纪90年代新的发展战略形成，中国体育第三次改革浪潮开始涌动发端。^[3]

1993年，作为当时主管体育的国家体委下达了《关于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体育改革的总目标是“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①具体的操作路径主要包括两条：一条是以社会化为方向，以转变体育行政部门职能、实现适度官办分离为核心，推进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逐步建立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另一条是以产业化为方向，以部分项目开展职业化试点和积极争取国家扶持体育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如发行体育彩票）为手段，以激发大众体育消费，培育各类体育市场，发展体育产业为目标。^[4]

1994年4月，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揭幕，标志着我国职业体育正式开始运作；2001年，深圳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明确了21世纪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规划，推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计划；2004年，随着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提高和足球市场的不断成熟，中国足球协会在总结中国十年职业足球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职业足球竞赛水平和品牌，正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SL）；2006年4月，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足球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中国足球协会与所有中超联赛参赛俱乐部共同出资成立了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时至今日，中国男子足球已经初具规模，包括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16支球队）、中国足球甲级联赛（13支球队）和中国足球乙级联赛（10支球队）三个层级，联赛采纳欧洲职业体育联盟的开放式纵向一体化管理模式，通过升降级的方式实现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之间的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