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腐败怎么治理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2008年8月，中国代续表团以51枚金牌、100枚奖牌称霸北京奥运会奖牌榜；2008年8月，国际足联公布的最新排名，中国队位居103位，亚洲排名15位，创下了历史最低。从51枚奥运金牌归属情况看，7个运动项目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金牌（体操9枚、举重8枚、跳水7枚、射击5枚、乒乓球4枚、柔道和羽毛球各获得3枚金牌）^[1]，除乒乓球、羽毛球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之外，其他5个运动项目的群众推广性都较弱；而对于群众基础较好、参与人数众多、推广性较强的集体项目，比如足球，中国队始终无法获得质的突破。相比同是从1992年开始推行职业联赛的韩国足球和日本足球而言，2010年6月，中国足球队无缘南非足球世界杯，韩国足球队晋升南非世界杯16强，日本足球队闯进南非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如此鲜明的数据对比，进一步凸显了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困惑与不足。然而，尽管我国职业体育改革道路坎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以及当代国际体育日益呈现的高度国际化、商业化和职业化，完全依赖政府拨款的计划体制必将面临创新和变革，而体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也将得到坚持和延续。因此，在坚持职业体育发展政策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如何依托中国国情，提升国内联赛的竞争实力均衡和联赛品质，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必须跨越的沟壑，更是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紧迫课题。

我国职业体育的改革实质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职业体育治理结构的渐变过程。时至今日，以中国足球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组织和管理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SL）和中国篮球联赛（CBA）已初具规模，各拥有16支优秀职业体育俱乐部，并组成了国内最高水平的联赛。CSL主要借鉴世界最优秀足球联赛英国职业足球超级联赛（PL）的治理结构，采纳升降级制度实现不同层级俱乐部的稳定和均衡；CBA则借鉴世界最优秀篮球联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治理结构，采纳俱乐部固定的封闭式治理结构以实现俱乐部的稳定和均衡。显然，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而言，这种借鉴和模仿能够有效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缩短职业体育的演进过程。然而，任何一种发育成熟的治理结构，必然与其外部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法律等）相匹配，且其内部组织各要素之间的配置也必然满足一致性和互补性原则（比如升降级制度的治理结构较少采纳收入分享制；俱乐部固定的治理结构普遍实施收入分享制）；其次，最优的治理结构可能是多样化的，每个模式内部自成一体，但如果只从一个最优组织中抽取某些要素嫁接到另一个优化组织，则可能会损害组织的一致性，从而降低组织的绩效。由此可见，对职业体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其内部组织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关注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吻合。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职业体育的研究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运用系统科学理论予以解释与论证。

由于我国体育的职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很多项目虽然冠名为职业联赛，但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大多仍延续着计划体制的轨迹，最为典型的是运动员市场并未完全形成市场化和职业化。为了揭示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结构的一般性问题，本研究以职业化发展历史相对较长、发展相对稳定、规模较大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SL）为例，通过这种选点的方式，以考察制约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结构的一般特性。2009年中国职业足球界掀起扫赌打假风暴，一方面显示了政府治理足球的决心，另一方面则从一次次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中展现了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坎坷的本源。官员、俱乐部管理人员、运动员、裁判员、经纪人等，均在不同程度人为地干预比赛结果，黑哨、假球、关联俱乐部等，使得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实力均衡处于一种“计划”配置状态，这与消费者偏好比赛过程公平、公正、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生产本质相背而驰。究其根源，导致个人和组织激励偏离的原因在于我国职业体育有效治理结构的缺失。因此，如何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激励职业体育生产中的个人或组织的努力程度，避免腐败、寻租和机会主义，是摆在振兴我国职业体育面前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