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的意义而斗争的近代哲学史。

如果我们考虑到哲学理念的发展对全人类（本身不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不说以下的话。

对从笛卡儿起直到今天的近代哲学统一发展（尽管其中有种种矛盾）的内在的理解，首先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这个现代本身。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或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欧洲人性的真正的思想斗争是作为诸哲学的斗争而进行的，即在怀疑论的哲学——或宁肯说是非哲学，它只保持了哲学的词句，但并不实行哲学的任务——和尚有生命力的，名副其实的哲学之间的斗争。但是后一种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们为自己的真实的意义而奋斗，并以此为真正的人性的意义而奋斗。使潜在的理性达到对它自己的可能性的自身理解，由此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作为真正的可能性成为可以理解的，这是将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引向实现的勤奋的道路的唯一方法，只有通过实行以上任务才能决定，这个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从潜在理性向明显理性的无穷运动，并且通过以它的这种人类的真理和纯真性而自我规范的无穷努力而造就成这样的人——的这种目标，是否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历史上—事实上的妄想，是否只不过是在许多其他文明和历史性中的一种偶然文明的偶然获得物；或者相反，是否人类本身本质上包含着的隐得来希（Entelechie）最初没有在希腊人那里显露出来。人性一般本质上就是在生殖方面和社会方面联系着的文明中的人的存在。人是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只当它的整个人性是理性的人性时它才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只当它是潜在地指向理性，或明显地指向那种达到自己本身的，对自己本身成为明显的，并且现在以本质的必然性有意识地指导人的生成的隐得来希时，它才是这样的东西。因此哲学和科学应该是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

只要迄今尚未完结的这场运动表明是以真正的正确的方式发挥纯粹作用的隐得来希，或者，只要理性本身事实上按它本身固有的形式对自己充满自觉地清楚地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以一种普遍哲学的形式显示出来（这种哲学在前后一贯的必真的洞察中发展，以一种必真的方式自己规范自己），只要情况是这样，哲学和科学就真的是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欧洲人自身中有一种绝对的理念，而不是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是一种纯粹经验的人类学上的类型；另外，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将所有其他的文明欧洲化的壮举本身表明一种绝对的意义的统治，这种绝对的意义属于世界的意义，而不属于历史上无意义的胡闹。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以及它想要获得欧洲人所要求的根基的方式，是一种朴素性。但是由于这种朴素的，如果前后一贯地仔细思考，甚至是荒谬的理性主义，就应该抛弃理性主义的真正意义吗？对那种朴素性，那种荒谬性进行严肃阐明的情况又如何呢？受到称赞的对我们提出不合理要求的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又如何呢？如果我们被要求倾听它，难道它不是肯定要我们相信它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论证吗？难道它的非合理性最终不又是一种心胸狭窄的坏的合理性，比旧的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更糟糕的合理性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合理性吗？——这种懒惰的理性逃避为澄清最终的材料，澄清由这些东西最后真正合理地预先规定的目标和道路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为了使人们感到阐明这种危机的最深刻原因所具有的无比重要性，我们前进得太快了。近代哲学和科学很早就已陷入这种危机了，这种危机的强大气势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