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可以召回，干部也能召回？没错，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在开展一个名为“干部召回”的“运动”——
干部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召回；在干部队伍里闹不团结，召回；上班期间打麻将玩游戏上网聊天，召回；在急难险重任务前畏缩不前、临阵退缩，召回；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态度生硬，还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5类共计30种问题的，一旦触犯，干部就会被组织部门召回。
干部召回之后去哪儿？除参加集中教育外，还有转岗、降级降职、免职、辞退等几种较为严厉的处理方式。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干部召回制度，正是从“商品召回”中找到的灵感。实施大半年来，截至目前，整个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被召回干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仍待岗，占到全州公职人数的2.3%。
干部召回制度正成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块招牌，在州府兴义市的主干道上，宣传“干部召回”的标语，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块。
有人形容这一制度是在现有的体制内，放入一条专吃末位者的鲇鱼，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召回制度的出台，要追溯到2013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之后，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提出口号“向惰政宣战、向惰政问责”，号召各个区县、单位积极创新自选动作。
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副主任梁喜明回忆，全州都在想办法搞“新意思”，如“晒比述评”干部工作、开设“勤政先锋榜”和“惰政曝光台”等。次年8月活动进入总结阶段，兴仁县提出干部召回制度。
时任兴仁县委书记郭云海是这一制度的主设计者之一，他曾对《人民日报》表示，因为常听到下属抱怨自己单位职工如何不服从安排，不遵守纪律，但让他们报名单，大家又都不愿得罪人，结果成了“都还干得不错”。在他推动下，县里仿效“汽车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干部“召回”制度。
时任兴仁县委组织部部长谭云临解释说：“商品出现问题了，要把它召回来。干部是组织部派出去的，当干部出现问题了，组织也要把他召回。其实就是干部能上能下制度。”
2014年8月，兴仁下发《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将对完不成任务、闹不团结等12种不胜任现职情形的干部实行召回，根据情节轻重处以“集中教育、跟踪考察、组织处理”三种方式进行管理。
文件下发后，公务员议论纷纷。“是否执行得下来？召回后达不到处分标准，按照公务员法或者事业单位管理条例规定，达不到辞退、改聘的要求，怎么办？”某乡镇纪委书记宫伟说。
直到强制分配指标的命令下达，大伙才知道县里“动真格的了”。
当时兴仁县下派指标，每个单位都必须出人，“35人以下单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单位至少召回3人，中间规模的单位召回2人”。文件仅规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这类情形的标准以及选出召回干部的方式，都由各单位自行决定。
当时在兴仁县的各级单位中，有些单位甚至没有规章制度，大多数单位即使有规章制度，不少也处于“挂在墙上”的状态，如何选出一个被召回对象，大家都没有准备好方案。
在硬指标的巨大压力下，最终，民主测评成了大多数单位选出被召回对象的方式。全单位同事一起对单位成员的业务表现、工作态度等情况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单位由于人数太少，召回干部会影响工作，最后领导选择将自己召回。
摊派指标的做法，让一些被召回干部感觉委屈。一位曾为召回干部进行培训的党校老师对记者说，他曾听到多位被召回干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并不差，但单位必须选出一位，不得已为集体“牺牲”。
作为制度设计者之一，谭云临向记者解释：“末位淘汰和民主测评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办法，但是在工作开始之初，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口。”
“当时末位淘汰和摊派指标争议最大。”谭云临说，为了突破第一个瓶颈，他向各单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这种方式，是因为你们不作为，就要倒逼你们建章立制”。
2014年9月，干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绩单。兴仁县第一轮共召回不胜任现职干部148人（科级干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职1人，辞退或解聘5人，跟踪考察2人，转岗15人。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活动办主任梁喜明看来，兴仁县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干部的数据，“震慑了全自治州”。在自治州主要领导的重视下，9月24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会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兴仁试点一个月的制度要在全自治州推广，操作上的难题逐渐浮出水面。首先要解决召回标准的问题，兴仁县提出的12种召回情形，并不适用于全州。
当时有两种意见争论得厉害。一种主张出台细、周、全的统一标准，全州一盘棋。另一种则主张州里出原则性政策，各个县市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
最终州里选择了后者，原因在于“所有惰政情形根本无法穷尽，拿到基层也没有操作性”。按照这一思路，州里出原则性政策，各县区、单位据此制定实施细则。
各单位的规定五花八门，比较普遍的内容包括：干部出现失误，任务不能完成，班子不团结，有连续旷工情况，不请假外出，乡镇驻村干部走读，上班开会打瞌睡，被纪委暗访通报批评，等等。出现这些情形的干部将被召回。
公务员李毅所在的单位，当时也公布了本单位的召回干部管理细则。按照规定，单位需要开会学习管理细则，但当领导念到其中的一条时，“我们单位要求不按规定过斑马线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诉记者，当时全场哄堂大笑，最后领导自己也笑了。
干部召回在全自治州推开后，干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被重新遵守，例如过去沦为形式的考勤，被摆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龙县委会议室门外，每到开会时间也会临时多放一张桌子。据工作人员介绍，开会无论是谁都需要签到，如果不签到，到时候各个单位办公室核对不到，就算缺勤处理。
“签到”令一些人颇不适应。安龙县一名副县长，有一次就遭遇纪委暗访，被质问“怎么不签到”。这个副县长负责农业口业务，常常要外出下乡。
在安龙县卫计委，一名业务骨干被评上“惰政之星”，个人照片被登在单位的大门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迟到”。
一旦被上级通报，就属于“一票否决”、必须被召回的对象。乡镇干部王飞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最害怕纪委，他们单位有一位同事仅是在桌子上眯了一会，就被召回。他告诉记者，当时他同事因为重感冒倒了杯水准备吃药，结果遇到纪委暗访，“被纪委拍下照片时，桌子上的水还是滚烫的”。
根据梁喜明统计，被召回的干部中，两个群体比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干部，这部分人往往是由于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刚进来的年轻干部，因为业务、工作失误被召回。最常见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作风问题，也就是常说的“冷硬横推拖”；二是惰政，既不犯错，也不干活。
目前，李毅的单位还没有人因为不走斑马线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万一被逮到，被召回还是有点丢脸”。
全州推广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说，“一是一些干部认识不到位，胆子不够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单报不上来。二是被召回干部也有些情绪”。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张政坦言，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惰政”甚至还“躲政”，认为提拔当了领导就等于上了保险，干与不干没关系、没人管，坏了干部风气。“干部‘召回’引起大反应，说明造成了压力，带来了杀伤力。”
2015年年初，张政曾连续十一天上门约谈，当即就召回了4名县委常委。谭云临介绍，在兴仁县，为了保证这项制度落实到位，“如果你们单位召不出干部，但是工作又没有干好，那么就要召回一把手”。
大半年来，整个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被召回干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设计，干部召回后有集中教育、转岗、降级降职等几种处理方式，最为主要的还是集中学习。
干部的“回炉”教育主要依托党校进行。学习内容主要是各类法律法规、党建理论教育、观看教育警示片、撰写学习心得四部分。
差别主要体现在学习时长和学习强度上。一些县较为严格，不但规定学习时间长达一周，而且实行封闭式管理，甚至会安排军训。如安龙县和晴隆县就是一周的全封闭式管理，早上6点钟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会加入一些特色内容，如兴仁县的召回干部就需要到县里面最为艰苦的中心项目去参观，“看看那些单位的同志‘5+2，白+黑’的工作，让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刘松律师，曾两次为望谟县的召回干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训。在与这些干部交流过程中，他发现大家的心结还是在于面子问题；另外一些干部觉得在外学习耽误工作，还要花钱，有经济损失。但由于召回并不记录档案，对他们的仕途影响并不大。
晴隆县花贡镇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为一次工作迟到而被召回。当他走进晴隆县委党校报到时，他感觉“五味杂陈，强烈的自尊心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将会怎样看我，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洞永远地钻下去”。
梁喜明介绍，在参加集中教育培训的人当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后可以回到原来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将面临“跟踪考察3个月、转岗、待岗、免职、降级降职、辞退解聘”。
兴仁县史志办原副主任熊忠卫就面临转岗。在接受过集中教育之后，他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转岗到回龙镇担任该镇副镇长。
召回制度实施大半年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纪委提供的暗访情况显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发现各级干部违反作风建设规定问题十余起，最多的一个月达20起。不过，在“召回”制度实施后，2014年12月仅发现并查处3起。
记者采访发现，对召回制度感触最为深刻的，当属各个单位领导。“人好管了。”一位官员说。
干部召回的撒手锏，无疑是“摊派指标”和“末位淘汰”，这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就觉得用“抓坏蛋”的方式召回干部不妥。“评估一个人要长期、稳定的评估，不能因为一两件事来决定。”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摊派指标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据梁喜明介绍，从第二轮召回开始，要求不准摊派指标。一个单位允许干部零召回，但没有干部被召回的单位，需要提交报告，且该单位将被列为重点工作对象。一旦发现存在问题，单位的领导班子将面临问责。
“末位淘汰现在也不建议使用，还是要根据召回情形，事实依据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这就存在有些人人际关系不好被召回，实际上他没有什么错误，这个做法不太科学。”梁喜明说。
实际上，干部被召回后，重新回到工作单位，压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干部学习归来或调岗后，感觉单位气氛“微妙起来”。例如李毅所在的单位，有一名女同事因为民主测评排在末位被召回学习，如今回到单位，同事们都小心翼翼的，“从来不在她面前提到那个敏感词”。
[1] 习近平：《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 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人民日报》2016年2月24日。
[2] 李文斌、郑方辉：《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3]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4] 习近平：《聚集改革资源激发创新活动 更加富有成效抓好改革工作》，《人民日报》2016年6月28日。
[5]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6] 习近平：《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 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7] 贺海峰：《100名县委书记的20年》，载《决策》2015年第2—3期合刊。
[8] 陈融雪：《百名县委书记为什么受表彰》，载《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26期。
[9]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20页。
[10] 凌志军：《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31页。
[11] 辛宇：《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载《南风窗》2009年第23期。
[12] 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3] 任春：《李克强斥繁冗流程：国务院通过了难道还要由处长们“把关”？》，中国政府网2015年4月15日。
[14] 习近平：《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督察关 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15] 习近平：《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16]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7] 罗欢欢、徐菲、席郁兰：《“干部召回”的贵州试验》，《南方周末》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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