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执行力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执行力得到有效提升。但毋庸讳言，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治理不力、效率不高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诸如“应付式执行”“机械式执行”“机会主义执行”“虎头蛇尾的执行”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侵蚀和损害了党的执政形象与政府的公信力。从深层影响因素看，执行是治理变革众多环节和要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执行不力的根源包括观念、体制、利益、政策、素质等多方面。因此，提升执行力必须多方联动、多措并举。

保罗·托马斯、大卫·伯恩研究发现，但凡执行力强的组织内部，都建立起一种执行力文化，他们认为“只有那些建立了执行力文化的组织，才可能长久发展、基业长青”。从概念和本质来看，所谓的执行力文化，就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法规、战略规划、公共政策等既定目标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理念、道德准则、规章制度、行为立场、行为习惯等。它涵盖了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是价值、理念；第二层次是制度、规范；第三层次是行为习惯及方法、技术、工具。

早在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就曾坦言：“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路子明确了，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反对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和人浮于事、松垮散漫的习气，提倡满负荷和紧张高效的工作节奏，今日事今日毕。”^[2]领导学观点也认为，终极意义上的执行力是“行动”。经过日久天长的磨砺，逐步转换为执行者的本能、习惯，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DNA”，执行力文化就真正构筑起来了。在落实改革举措过程中，核心价值就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坚守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要大力倡导执行力理念，使每个公务员都能理解执行力的真谛；要把执行力与党政部门的决策、监督、评估结合起来，把执行力纳入公务员的选拔、考核、晋升、奖惩中，使每个公务员都能自觉提升自身的执行力，进而确保改革不漏项、不冒进、不拖延、不走偏。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干部队伍是改革举措执行的主体，是改革执行力提升的实际承担者。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包括政治素养、诚信廉洁、沟通能力，以及参与制定、严格遵守制度的能力。对于改革实干家来说，必须有担当、有能力、有智慧、有底线、有情怀。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既要啃下“硬骨头”，又要勇于“涉险滩”；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既需要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也需要把握时机、节奏和力度。但从干部队伍现状看，还相对欠缺法治思维，民主协商也很不够，容易忽视科学化决策。这三个方面都亟待提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打造高绩效的执行力团队，比提升个体执行力更重要。团队执行力是一个整个组织的合力，是决策层、管理层与执行层的合力，体现为上下一致的凝聚力和行动力。高绩效团队通常有六大鲜明特征：清晰的目标、相互的信任、相互弥补的技能、一致的承诺、良好的沟通以及恰当的领导。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论武功比不上一营营长张大彪，论枪法又比政委赵刚稍逊一筹，论投弹不如普通战士王根生。但无论在新一团还是独立团，李云龙都硬是把被日军称为“农夫”的部队，打造成为一支钢铁团队。他超强的执行力和凝聚力由此可见一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天的改革攻坚，迫切需要李云龙式的干部。

提升执行力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优化改革的执行流程，全方位激发“沉睡”的制度活力。体制机制顽疾是影响执行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当前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优化权力结构，也就是从过去的高度集权走向合理分权。一是减少政府的职能和权力，让政府集中精力去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抓好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环境保护。二是积极推进政府内部的纵向和横向分权。特别是要按“权责一致、重心下移、减少层次”的原则，将大量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管理权直接下放到地方乃至基层。三是将能由企业和公民自主管理的事项，全部下放给企业和公民自主管理。

此外，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构建一套更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比如，适度提高公务员待遇。我国公务员基本工资与各种补贴的比例不仅严重失调，而且总收入长期偏低，很难调动公务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应当尽快从工资结构和总体水平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中央实施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又如，为改革者提供法律保障。缺少法律支撑的改革，很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干扰，往往陷入“人走政息”的怪圈。应当尽快清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重新立法，以从根本上解除改革实干家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