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疫灾及成因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疫灾及成因研究_中国西南地区灾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疫灾及成因研究

汪子龙⁽¹⁾

人类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瘟疫的踪影，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着极强的传染性与致命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湖南，天灾人祸，瘟疫连年流行，疫灾从未间断，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麻疹、伤寒、痢疾、疟疾、流脑、白喉等。本文根据《湖南国民日报》、《大公报》(长沙)、档案材料、部分县志及有关文献等资料，重点搜集整理了这一时期湖南瘟疫暴发流行概况，而湘省疫病的流行与泛滥，与其地理环境和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疫灾概况

(一)疫病种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各地疫病肆虐，疫灾频发，而引发疫灾的传染病种类甚多。很多地方的县志、报纸、文献均对境内传染病种类有明确记载。如1946年辰溪统计报告的疫病有伤寒、赤痢、斑疹、白喉、鼠疫、天花、霍乱、麻疹、猩红热、回归热、疟疾11种。⁽²⁾善化县政府将伤寒、类伤寒、斑疹、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列为法定传染病急性各症，对其防治方法作了规定。⁽³⁾这一时期湘省流行的主要疫病种类有12种，即鼠疫、霍乱、天花、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猩红热、白喉、回归热、疟疾、脑膜炎、黑热病。⁽⁴⁾尤其是天花、霍乱、回归热、白喉、麻疹、痢疾、流脑、疟疾等疫病最为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全家死绝、全村断烟的惨状。⁽⁵⁾1943年5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国防疫会议制定的《疫情旬报汇报表》，列有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鼠疫、回归热、疟疾11种传染病，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各卫生主管机关本身负应尽之防疫责任。⁽⁶⁾194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以“总统令”修正公布的《传染病防治条例》中的第一条规定霍乱、杆菌性及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副伤寒、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等10个病种为法定传染病。⁽⁷⁾湘省境内的主要疫病种类有12种，已经包含了国民政府所规定传染病的全部。

(二)疫灾概况

这一时期，因湘省境内特殊地理环境、灾害、战争频繁、医疗卫生设施不完善等原因，经常因一两种疫病流行暴发，而引发不同程度的疫灾，引起社会恐慌，造成社会破坏。为便于了解和掌握民国后期湖南疫灾流行的概况，故着重介绍境内常见的12种疫病及由此引发的主要疫情。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常流行于啮齿类动物，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疫源型疾病。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病原体通过跳蚤在啮齿类动物间传播，或通过空气飞沫及相互接触等其他途径传播，致使出现地方性流行。湘省境内1941年以前，日军尚未实施细菌战，鼠疫流行不多，有记载的只有几起，仅在局部地区出现。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向常德等地投放鼠疫病菌，鼠疫自此开始大范围流行。11月4日上午，日军飞机在常德城区及后河的镇德桥、石公桥等地空投大量带鼠疫病菌的大豆、高粱、谷物、破布之类物件，七天之后在空投地区即发现鼠疫病人。13日，常德关庙街女孩(13岁)蔡桃儿染病死亡，经广德医院、长沙红十字会化验证实，系感染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第二年又波及临近的桃源县，在1941—1942年，两县共发病106人，死亡100人，从此先后死亡600余人，大西门外设临时火葬场予以火化。⁽⁸⁾日军在湖南常德撒播带有鼠疫杆菌的物体，已为1949年伯力审判所证实。⁽⁹⁾日军制造的鼠疫流行在当地造成的潜在危害性长期未能消除，给当地民众的生活笼罩上了一种恐怖的阴影，甚至在1990年和1991年，据常德市卫生防疫站和桃源县卫生防疫站的监测，在当地所捕获的老鼠中检验出鼠疫F1抗体阳性血清3份，后被吉林省白城市全国鼠疫防治基地复验确认。⁽¹⁰⁾

霍乱与副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传染源是病人和带菌者，可以经过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触及苍蝇传播，以经水传播最为常见，在湖南省流行甚广。抗战期间难民云集，卫生差，水源污染严重，遂加重了疫情。1937—1942年，茶陵县霍乱流行，“不医而死者，难以数记”，特别是1942年，难民云集茶陵，霍乱广泛流行，仅县城一周内死亡400余人，有的陈尸道旁，县警察局不得已组织收尸队掩埋。⁽¹¹⁾1938—1942年，霍乱在嘉禾县内流行，因医药不足且缺乏综合防治措施，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1945年，安仁全县霍乱大流行，今朝阳乡的某40户人家，死于霍乱者达100余人，占当地人口的60%以上，“田园荒芜，死尸横陈，惨不忍睹”⁽¹²⁾。霍乱疫情频发，社会恐慌，成为当时湖南社会的主要话题之一。《大公报》(长沙)载:正值抗战“湘各地近因人口密集，及流动频繁，疫疠(霍乱)流行。”⁽¹³⁾《湖南国民日报》专题报道耒阳“霍乱流行，死亡极多”⁽¹⁴⁾。

天花，俗称“坏痘”或“烂痘子”，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病人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历代均无法控制，本病病势严重，患者病死率高，病愈者留下终身的疤痕，民国后期在诸县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30年，凤凰沱江镇天花流行，死亡200多人，其中夯柳村(属今麻冲乡)瓦场村(属今廖家桥乡)20多个小孩患天花，只有一人幸存，据1936—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发病642人，死亡率百分之百。⁽¹⁵⁾

麻疹，俗称麻子或“出喜事”，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全身发疹性传染病，是境内儿童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民国期间小孩患麻疹者颇多，民间素有“孩子闯过麻疹关，父母方心安”的警告和“只见娘怀肚，不见崽行路”的民谣。1943年长沙死于麻疹的儿童有7000余人。⁽¹⁶⁾1946年、1948年，安仁境内两次暴发麻疹，“病者逾万人”，“死亡时有所闻”。⁽¹⁷⁾1938—1943年间，凤凰沱江镇、总兵营、木江坪等地麻疹大流行，死亡率仅次于天花。⁽¹⁸⁾

伤寒，俗称“倒家亡”，多见于夏、秋季，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伤寒杆菌随病人携带者的粪、尿排出后，污染水、食物或者环境，通过手、苍蝇而传播本病。民国时期，被政府列为法定急性传染病的第一位，并规定此类传染病发生时，无论病人是否死亡，其受有病毒污染的家庭，在未施行消毒以前，必须隔离。1941年，新化县医院收治伤寒病人27例，治愈21例，死亡6例。⁽¹⁹⁾同年，武冈县境内发病1072例，死亡620例，病死率达57.8%。⁽²⁰⁾1940—1942年，望城县伤寒、赤痢流行，累计发病632例，死亡346例，死亡率高达54.7%，1946年发病1869例，死亡439例，死亡率23.48%。⁽²¹⁾

痢疾，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其通过手、苍蝇、食物和水经口感染，境内流行甚广，历年均有发生，灾荒年月尤甚，时人“谈痢色变”，该病时常周而复始，难以根绝。1937年，凤凰县沱江镇黄丝桥痢疾流行，死亡50多人，其中刘九九等3户17人全部死亡;1938—1941年的疫情记载，发病1146例，死亡1107人，死亡率高达96.6%，仅次于霍乱，居第二位。⁽²²⁾1944年，耒阳全县普遍流行痢疾，群众称为“千年痢”，夏塘乡夏岭曾家厂村仅数天，因患痢疾丧生者达10余人。1948年该县痢疾再次流行，由于缺医少药，民甚苦之。⁽²³⁾

疟疾，俗称“打摆子”、“吃凉水”、“寒热病”、“瘴疟”，有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混合疟等常见疟疾，是一种危害健康最严重的疾病，秋季发病尤烈，民间流传“七月谷子黄，摆子病上床，人瘟田地荒，不死断肛肠”的歌谣。1944年，醴陵市疟疾大流行，长岭上保、下港一带326名成年人，有166人患疟疾，民间流传着“好人怕秋收末，十人九患疟;腹饥无人炊，禾熟冒人割;面黄身体瘦，久病无医药”的民谣。⁽²⁴⁾据1945年9月15日至1946年2月，长沙县卫生院门诊统计，疟疾病人占各种疾病应诊人数的11%，疟疾患者6万人，死亡310人，病死率0.5%。⁽²⁵⁾1946年江永暴发流行疟疾，发病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死亡1.28万余人，不少村庄死走一空，上江圩乡白竹湾村，时有20多户，100多人，患疟疾死90多人，10多个幸存者只得背井离乡，外出逃生，该村成为无人村，境内流行的疟疾以间日疟为主，恶性疟和三日疟较少。⁽²⁶⁾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为境内部分县市常见的多发传染病，流行期4～5年，发病高峰在每年3月。1935年，《卫生周刊》载:长沙县1～3月，流脑患者114人，1940年1～9月，患者324人，死亡29人，病死率8.95%。⁽²⁷⁾新化县医院于1941年收治了“流脑”7例，治愈3例，死亡4例。⁽²⁸⁾

白喉，俗称“喉蛾”，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1940—1941年，新化县医院收治6例，治愈5例，死亡1例。⁽²⁹⁾1941年，长沙白喉患者73人，死亡44人，病死率60.27%。⁽³⁰⁾白喉在武冈、桂阳等地皆出现病例，甚至连年流行。

1938—1949年湖南11种传染病流行县数统计表

湘省疫灾屡发，同一年内甚至出现多种传染病流行而形成的疫灾，大大增加防疫的难度，据该表统计在1938—1949年这12年中，有5个年度遭受到10种以上传染病的袭击，1942年有9种传染病流行，最低的1938年也有6种传染病流行。1939年后每年疫灾都在50个县次以上，1946年更是达到380个县次。当时湖南有79个县市，平均每年即达4次以上，⁽³¹⁾并呈现出多种疫病在同一年度内并发的状态，疫区遭受了多种疫病的迅猛侵袭，疫灾之烈可想而知。

⑤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医药卫生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二、疫灾的成因

湖南省疫病的流行与泛滥，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即从此入手探讨民国后期湖南疫灾泛滥的成因。

(一)气候与地理环境因素

湖南为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省境距海400公里，受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气候年内与年际变化较大，冬季寒冷而夏季酷热，春季气温多变，秋季气温骤降，时常出现秋冬干旱、春夏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天气时寒时温，最易使人患病，这种气候条件也使得种种病媒虫害和病原微生物的滋生繁殖，从而导致各种传染病的流行。1935年，陈永汉在研究国内霍乱流行的原因时指出，“若稍研究霍乱与季候之关系，则可见中国南部及中部之每次流行，常开始于八月，以达九月或十月，其较此时暴发更早者甚少，较迟者则更为例外”。他还根据霍乱流行史料推断出“每当冬春两季雨量少时，霍乱流行常随之而发”，“虽非绝对，但显然有关”;“其他情形能影响霍乱之暴发者为极干燥之天气，与反常之长期夏季炎热。盖此等情形之下，水源减少，遂致难得清洁之用水也。”⁽³²⁾程翰章在《公民卫生》一书中说:“为什么消化器传染病在热带和夏天多，呼吸器传染病又是冷地方和冬季多呢?这都有可以说是气候的原因。”⁽³³⁾1932年《湖南国民日报》4月2日载:临湘“自入夏以来久旱不雨，暑蒸干燥之气，流为瘟疫，近虽天降微雨，秋风淅沥，寒热失常，致令疫疠流行。”⁽³⁴⁾1941年3月19日《湖南国民日报》载:桂东各乡月来常有患疫症而死者，究其缘故，乃“气候不调，时寒时热，且温气上浸，稍有不妥，便染成疾病”⁽³⁵⁾。同时受传染病本身特征的影响，疫灾呈现季节性特征，譬如，春季容易流行的传染病，常为天花、白喉、猩红热、脑脊髓膜炎、流行性感冒等，这几种传染病中尤以天花为甚，最易感染的人又以儿童居多;夏季气候炎热，疫疠较易发生，尤以霍乱为甚。

地理位置同样影响着瘟疫的流行。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湘江、资水、沅水、澧水为境内四大河流。境内水旱频发，洞庭湖区是湖南水灾的集中暴发区，且城市人口密集，流动频繁，卫生状况堪忧，瘟疫得以在密集的居民区以及沿交通路线附近产生并迅速传播。而且民国后期，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加之日本的入侵以及战争的扩大，使得军民大量集中在城市，前方难民的不断涌入，加大了疫灾发作的频度，这一时期的湖南几乎年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疫病流行。

(二)自然灾害因素

现代医学认为瘟疫是由某些细菌或寄生虫引起的，而湘省各地常见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地震、风灾等使一些疫病病菌和寄生虫不断滋生，且上述灾害发生之时，饥民处于营养不良、极度饥饿的状态，民众体质下降，日益虚弱，在逃荒迁徙的过程中，沿途病死、饿死无数，秽气、病气和尸气相互交错，易于疫疠传播。在人满为患的城市收容中心和难民营里，混乱、拥挤、肮脏的状况，进一步助长了传染性疫病的传播。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是有科学依据的。

1.水灾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卫生防疫组在总结1931年水灾之时的防疫工作报告中指出:“水灾之后，必有疫病，且因疫病而死亡者，其数必较淹饿而死者为众。此为人人所知，且为人人所必信之事实。当堤防溃决之时，骤然发生，遂被淹没以死者，固亦有之，然多数地方，在未溃决之先，必多已作相当之准备，一时生命，或尚无虞。及至遭灾以后，风雨交侵，既无荫蔽，又乏衣食，群处龌龊，疫病自易滋生，且乡村居民，平时已无卫生可言，不幸遭遇灾难，疫病传播，自更易易。故死亡数，较淹饿而死者为多。”⁽³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水灾几乎连年发生，“湖南洪涝年年现，十个年头十个面”，尤以1931年、1935年、1948年、1949年的水灾为烈。全省79个县，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县未遭水灾。⁽³⁷⁾

1940年《湖南国民日报》载:“近一周来，长沙、平江、湘阴及滨湖之华容、南县、安乡、澧县、常德、汉寿、沅江等县，霍乱流行，异常猖獗，患者日数十人至三十人不等，辄十数小时毙，军民患者各约半数，民众尤以船夫、苦力居多，闻多由江湖及井水(被饮用)不洁所致。”⁽³⁸⁾1948年《湖南国民日报》载:滨湖地区(澧县、南县、汉寿、常德、华容、湘阴、沅江、安乡、岳阳、临湘、益阳等11县)“水灾奇重，为数十年来所未有”，灾民流徙，其状至惨，大灾之后有大疫，洪灾之后，一片狼藉，卫生环境恶化，灾区疫疠流行。⁽³⁹⁾1949年，《湖南国民日报》7月1日载:“湘省自春至夏，灾雨四月，湘、资、沅、澧四水暴发，泛滥成灾，灾区渍水甚深”;“衡阳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大部被淹，“尤以水势凶猛，居民不及逃避，人口淹毙两万以上，市合江套一带，即捞获死尸千余具”;长沙“灾民露宿街头，饥饿之余，兼受风雨之侵，染患病疫者甚众”⁽⁴⁰⁾。

2.旱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旱灾是湖南仅次于水灾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民国时期约占各种自然灾害总数的35%。旱灾轻者造成农业减产，粮食歉收，人们忍饥挨饿，逃荒流移;重者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僵尸枕藉，饥民相食”的悲惨景象。

1929年湘省有60县受旱，蓝山“自9月至11月，旱90日，泉水皆涸，汲水远者数十余里，近者二三里不等”。嘉禾自6月至次年5月，“大旱期年，赤地千里”。新化“秋、冬旱，田土龟裂，杂草蔬菜多枯死，池塘尽涸，泉脉垂绝，居民无水可饮，有数十里汲取岩洞间者”。绥宁“米价每升一千八百文，饿死两千余人”⁽⁴¹⁾。灾民无以为生，生存环境恶劣，体质下降，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且当时医疗救助无力，灾民不断向外迁徙，因而大旱之后，往往会引发不同程度的疫灾。1945年，衡阳市灾情惨重，由于苦旱，时疫流行，人民死于疫者每日以千计，9、10、11三个月死亡达90000余人，病者3倍之多，衡阳市区因旱病疫死者27000余人。因饿至病20余万人，池塘里、河里到处漂流着无名死尸。⁽⁴²⁾

除水旱自然灾害之外，湖南也连年遭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等其他自然灾害的侵扰，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人口死亡和财产的损失，加重农民生活的困苦，灾民体质普遍下降，容易遭受疫病的侵袭，形成“灾害—饥馑—疾疫”的恶性循环。同时，政府限于财力不足和医疗水平的局限，救灾能力较低，无法将局部地区出现的疫灾控制在萌芽阶段。

(三)战乱因素

战乱也是致疫的重要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频繁，先是十年内战，再是长达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随后又发生了国共内战，这些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战区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差，战后所遗留的尸体长期暴露于野外，容易腐烂滋生病菌;人们的生活规律被打乱，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战区人民颠沛流离、疲劳过度、睡眠不足、饮食不洁、人口集中、水土不服，且受伤军民也未能得到普遍的救治，以致民众免疫力下降，病原微生物乘机猖獗传播。城镇、交通枢纽成为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所以疫病大多发生在交通要道附近，大规模军队的移动和大批难民的迁徙都为疫区的流行和扩散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源，疫区不断扩大，总体上构成一个恶劣的微型生态循环系统，使瘟疫的发生变得更加容易。余新忠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频繁的战争会严重破坏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致使难民不断增加，饥馑载道，极易诱发瘟疫，国家和社会对付灾荒的能力因战争的破坏而严重下降，而军队和难民的流动则导致了疾疫的流传。因而“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此一定之理也”⁽⁴³⁾。

日军于1939年侵入湖南以后，日军肆意屠杀我同胞，尸骨如山，人民遭受严重的牺牲和损失。⁽⁴⁴⁾据湖南省政府《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载:截至1945年8月10日日军投降，湖南民众伤亡总计2622383人，其中伤1702298人，死亡920085人。⁽⁴⁵⁾1940年《湖南国民日报》载:近月以来，岳阳、临湘一带疫病流行，日益剧烈，敌伪患霍乱症者，竟达70%，据当地迁来之难民谈，敌伪患此症死之者，日逾百人，其染疥疮者几至人人皆有云云。⁽⁴⁶⁾不仅如此，日军肆意驱使日战区同胞，修路、建桥、修机场等，供其继续战争，却视人命如草芥，劳动强度高，配给食物稀少、卫生恶劣，这使得疾疫横行，工程结束时少有幸存者。如1944年5月，溆浦5000多民工被征修建桥江军用机场，开工月余，工地上痢疾、霍乱流行，蔓延至周围50多个村镇，仅民工死亡就近600人。⁽⁴⁷⁾随着难民的迁移与军队的调动，疾疫随着人群向更广大的区域传播，呈现出由战区向后方，由人口集聚地、军事重镇向边远乡村地区扩散的规律。

总之，疫灾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每次的疫灾，无不与灾害、兵乱等因素息息相关。瘟疫与水、旱、虫灾以及饥荒、战乱等的同时发生，加重了疫灾的烈度，形成恶性循环，民众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对湘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注释】

(1)*汪子龙，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等疫灾流行史及减灾防疫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7BZS035;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基金项目“湖南历史上的疫灾与乡村社会”成果之一。

(2)湖南省辰溪县志编辑委员会编:《辰溪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5页。

(3)湖南省望城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望城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72页。

(4)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5)湖南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医药卫生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国民政府卫生署编印:《卫生署第二次全国防疫会议报告》1943年。

(7)陈明光主编:《中国卫生法规史料选编(1912－1949.9)》，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页。

(8)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下册)》，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1981年版，第1776～1777页。关于日军在常德细菌战中造成常德城区和平民死亡的人数有多种说法:日本学者据防疫档案记录认为可以确定的是36人;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从1996—2002年近7年的调查结果是334人;而据当年曾参与常德防疫工作的人士估计，有400人以上、500人以上、600人以上3种说法。陈致远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死亡600人以上的说法是可信的，但仍估计不足，实际死亡数字应在1000人左右。参见陈致远《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研究》，载《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

(9)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10)陈先初:《人道的颠覆——日军在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11)湖南省茶陵县志编辑委员会编:《茶陵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页。

(12)湖南省嘉禾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嘉禾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24页。

(13)《大公报》(长沙)1938年11月7日。

(14)《湖南国民日报》1947年8月9日。

(15)凤凰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凤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

(16)湖南省长沙县志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628页。

(17)凤凰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凤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

(18)湖南省安仁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安仁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19)新化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20)武冈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武冈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页。

(21)湖南省望城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望城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73页。

(22)凤凰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凤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

(23)耒阳市志编辑委员会编:《耒阳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页。

(24)醴陵县志编辑委员会编:《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页。

(25)湖南省长沙县志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628页。

(26)湖南省江永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江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27)《卫生周刊》1935年8月17日。

(28)新化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29)新化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30)湖南省长沙县志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628页。

(31)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7年，第125页。

(32)陈永汉:《中国霍乱问题——以上海作特别参照》，参见伍连得、伍长耀编《海港检疫管理报告书》第五册1935年。

(33)程翰章:《公民卫生》，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4～125页。

(34)《湖南国民日报》1932年4月2日。

(35)《湖南国民日报》1941年3月19日。

(36)《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卫生防疫组工作总报告》，载《中华医学杂志》1993年第2期。

(37)杨鹏程:《湖南灾荒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38)《湖南国民日报》1940年7月16日。

(39)《湖南国民日报》1948年8月6日。

(40)《湖南国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41)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9～120页。

(42)衡阳市志编辑委员会编:《衡阳市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6页。

(43)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94～97页。

(44)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

(45)陈先初:《人道的颠覆——日军在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

(46)《湖南国民日报》1940年8月27日。

(47)溆浦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溆浦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