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中的鼠疫史料提要

中医文献中的鼠疫史料提要

符友丰⁽¹⁾

一、百余年来的几位疫史人物

(一)殊途同归的鼠疫应对

19世纪90年代广东省东南沿海地区的鼠疫流行及其自发的民间应对，使两位疫病防治专家吴宣崇(字存甫)和罗汝兰(字芝园)成为名垂青史的疫史人物。

吴氏名宣崇，字存甫，别号广文，广东吴川人。同治(1861—1875年)年间，鼠疫从安南延及广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吴川附城暴发流行。发现“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疬，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得生者，十仅一二”。并发现20年来广西雷廉地区每年都从11月疫起，次年5月疫止。在“本不知医”的情况下，吴存甫因担心高州繁华城区难免祸起，通过收集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初年，高、廉、雷、琼以及广西、安南等处医核验方”凡七种，著成《治鼠疫法》，成为中医鼠疫专书之父。⁽²⁾20年后，有人总结说，鼠疫又名核瘟，同治、光绪以前无此病名，亦无专书。吴氏始辑专书，暨岭南罗君增订为《鼠疫汇编》，郑肖岩厘定《鼠疫约编》，余伯陶则自编而成《鼠疫抉微》。⁽³⁾鼠疫由此从泛指瘟疫的疫病病名中分离出来，中西医家人人知疫疠专名。同期，面对鼠疫流行，罗汝兰查遍方书，查不到对症方药。偶从道光元年论治吐泻转筋时疫的《医林改错》中，借鉴其运用解毒活血汤获效经验，认为该方以治血为主，又能退热解表，相信可治鼠疫。试用于临床，果然疗效很好。于是在阅读吴存甫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运用该方经验，合编为《鼠疫汇编》。先后经过五次再版，成为当时中医防治鼠疫的代表。⁽⁴⁾

(二)传统与现代的聚焦点

在法国生物医学、“细菌理论”和免疫方法成功研制牛羊炭疽病以后，巴斯德(1822—1895年)开始用于人类传染病防治。不久，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耶尔森出于中国南方鼠疫威胁东京、河内等大都市安全，于1894年6月15日带着简陋的装备——显微镜和高压消毒锅来到香港。仅仅用了5天时间，就从培养基中分离出鼠疫杆菌，并在7周内就作出了关于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病理学、细菌学、感染试验及免疫学观察，论文于当年公开发表。⁽⁵⁾亚历山大·耶尔森因此成为采用实证方法揭开当时流行病鼠疫病原微生物的伟大学者。之后他又与同道鲁一起，采用马匹接种鼠疫菌生产抗毒血清以治疗鼠疫。

(三)郑奋扬与《鼠疫约编》

资料显示，1901年有两部鼠疫专书出版。先是元月中李澍青(雨山)将第一代《鼠疫汇编》以“蓉园重雕版”形式再版问世。作者姓名署为“吴川吴宣崇子存原本”。这样，把罗氏《鼠疫汇编》序文中的“吴子存甫”(即“吴存甫先生”)误读为“吴子存”，成为把吴存甫讹传为“吴子存”的始作俑者。五月初，该书传到郑奋扬手中，郑氏“如获异宝”。经过临床应用，肯定所载方药对于治疗鼠疫极有良效。但又觉得罗氏原本的行文过于繁复，于是着手进行注释重编，将全书约为八篇，校刻后重版发行，以适应当时福建鼠疫流行的急需。书中虽有不当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书包括序言、例言、主要内容等多数文字。同时也承误于李氏“重雕版”，把“吴子存”之讹保留下来。但在引用罗氏序文和凡例时依然保留“吴子存甫”的原貌。人们依据上下文就有机会发现“原本”作者名字讹误的可能。但谬种流传，直到《鼠疫抉微》，甚至，新世纪的博士论文和2003年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的论文之中，“吴子存”之说依然充斥全文。⁽⁶⁾

(四)余伯陶与《鼠疫抉微》

余伯陶，字德埙，号素庵，江苏嘉定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苏州名医曹沧州学医，学成归里行医。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居上海开设诊所。余氏擅长内科，对热病、调理等医术甚高，故业务繁忙，享有盛誉。辛亥后创神州医学会，慨然以振兴中医为己任，民国元年新学制屏中医于门外，民国三年底，余氏等通告全国，组织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1917年创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于上海，惜不久停办。著有《治鼠疫法》，总结了吴氏所辑《治鼠疫法》，罗氏《鼠疫汇编》，郑氏《鼠疫约编》经验，认为南北人士体质及天时地理条件不同，故疗治之方也应有变通，于是编成第四代鼠疫专书《鼠疫抉微》。成为继承河南济源疫病防治经验，在晚清民国之交通过出版专著，普及群防群治知识的代表。书中资料多被伍连德《鼠疫概论》所采纳。⁽⁷⁾

(五)东北大疫时期的伍连德

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1903年通过剑桥大学考试获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应清北洋大臣之聘，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1910年10月，东北大疫突然袭来，11月传至哈尔滨，之后疫情扩散迅速，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直逼京、冀、鲁等地，每日死亡数以百计。12月，伍连德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率领一班“医务军警”义无反顾赴哈尔滨，开始大规模的鼠防工作。凡所指令，都按伍氏建议进行。在华的外国医生和医学生，更是义无反顾志愿去疫区参与防疫工作，多人殉职。当地的中医也勇敢地主动医治鼠疫病。死亡人数达6万余口的烈性传染病，不到4个月就得到成功控制，固然存在鼠疫时病自然消退的因素，但若没有伍连德的努力，流行时间可能更长，死亡人数也许更多。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伍连德被冠以“鼠疫斗士”的光荣称号。1911年5月，伍氏到满洲里实地考察捕获土拨鼠的情况。获悉俄国境内有大批土拨鼠死亡，俄国早在1905年起就有散发的鼠疫病例，证实了鼠疫是从俄国传入，认为鼠疫可能自古就存在于中亚大草原上。这次调查的结果当年八月在伦敦的国际医学大会上发布，并发表在著名的LANCET杂志上，成为鼠疫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理论提出前的一篇重要论文。伍氏尊重中国历史和医史，被誉为科学救国第一人。他尊重中医，尊称《鼠疫抉微》作者余伯陶为“中医耆宿”，并引证了余氏书中大量的史料和防治方药，收录于1935年、1936年出版的《鼠疫概论》英文版和中文版。民国初年伍氏组织、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主编《中华医学杂志》，成为第二届中华医学会会长。1918年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为控制国内鼠疫、霍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兴办东北防疫医院、研究所及中央医院等20多处医院、教研机构。抗日战争前夕出任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并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主编了《东北检疫局资料大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鼠疫概论》，与人合著《中国医史》等。

二、鼠疫史料识别的整体综合分析

我们可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对文献疫史资料加以审视。若能选取其中的两三点或更多参看，则可能性、准确率和确定性随之增加，以避免片面性与主观性。

(一)从“发病态势”看则与急、疫、烈、涌、共等密切相关

(1)急，起病急骤、暴卒。急是鼠疫有别于其他传染病的主要特征。且病程短促、死亡率高，除少数强毒性急性传染病(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外，几乎无与伦比。伍连德多次强调鼠疫起病急骤，几乎没有“前驱症状”⁽⁸⁾，中医传统多以“风”行迅速言之，风有风行、善行屡变的特性，腺鼠疫古称“风毒”，而鼠疫常见发热汗出，从“风性疏泄”论，故病机常归于“风”。

(2)疫，指人群对于鼠疫普遍易感，动辄出现“民皆疾”，经久不息，甚至连年不断地大范围流行。疫是指发病、流行的社会性而言。故《灵枢·岁露》中的岁露、“万民多病”⁽⁹⁾都指疫病，“天行”、“时行”也指疫病。

(3)烈，酷烈。《鼠疫汇编·罗序》曰:“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¹⁰⁾

(4)涌，势如潮涌，符合复杂性系统整体涌现性原则。鼠疫常常突然暴发流行，涌现既是鼠疫暴发的一般规律，又是系统生物信息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文献所记载的疫病史资料中最发人深省。如张仲景《伤寒卒病论集·原序》“死亡三分又二，伤寒十居其七”⁽¹¹⁾与《内外伤辨》描述1232年汴京大疫，城中“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等情形，⁽¹²⁾都是疫病整体涌现性的典型案例。

(5)共，人兽共患。或谓“先疫鼠，后疫人”。吴氏《治鼠疫法》记录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季“鼠疫盛行，疫将作则鼠先死……有鼠将死，而猫噬之，猫死，人食其猫，人死。高州城外瘗鼠处，牛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¹³⁾成为“人兽共患”的经典性描述。

(二)从症状特征看则与寒、热、肿、痛、毒、变等有关

(1)寒，恶寒或发热恶寒。古无体温计，寒热只是患者症状。鼠疫开始必有严重恶寒，《千金要方》引华佗论伤寒，《伤寒论》宋本原文第3条都有“必恶寒”记载。必恶寒成为伤寒病名的由来。这是鼠疫初期中毒症状和免疫反应的症状特征之一。但既热之后便恶热不恶寒。而鼠疫后期易呈虚寒病机，所谓“末传寒中”。

(2)热，即发热。这是古今中外传染病所共有的特征性症状。《素问》论述热病最为详细，并以六经传变和六日为病程与辨证纲领;⁽¹⁴⁾《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¹⁵⁾成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伤寒例》的基础。金代李杲辨内伤与外感，肯定“百病俱有身热”⁽¹⁶⁾，治内伤创“甘温除热”的补中益气汤，实际能为鼠疫发烧退热。吴有性《温疫论·正名》对伤寒与温病，温与瘟、瘟与疫、疫与疠、证与症等文字的演变有精辟论述。⁽¹⁷⁾

(3)肿，腺鼠疫淋巴腺炎肿，古称痈肿，破溃、化脓后又称“痈疡”。可伴炎肿淋巴腺周围水肿。见于甲骨文卜辞小屯乙编收录第7488号等四块甲骨，在足、手、股等部刻有表示“痈肿”、“疖肿”的“小方格”，这些准文字的意符被认为是标明肢体不同部位的“疖肿”⁽¹⁸⁾。在简帛医书中写做“穜”，指“壅肿”(痈肿)，构成一目了然的直观症状。《难经·二十八难》把热与肿的治疗联系起来，所谓“畜则肿热，砭射之也”⁽¹⁹⁾。文字史上的“尰”、“瘇”、“腫”和通假字“穜”，与后来通俗病名痈、疽、疖、毒(肿毒)、核、结、疙瘩……常与“恶”合称为恶核、恶肿。尽管许多炎肿都有肿痛，事实上唯有腺鼠疫才有“突然发热”和“发展迅速、炎症反应激烈的淋巴腺炎，并可能在之后2～4天内死亡等凶猛过程。”⁽²⁰⁾

(4)痛，卒痛，特别在流行期，突然发生的肿痛，多与腺鼠疫有关。在流行期内，或论述类似鼠疫、脚气、恶核、恶肿等文献中出现尤其应当留意。简帛医书《脉书·脉法·六痛》⁽²¹⁾，《素问·举痛论》专论“五脏卒痛”⁽²²⁾和《痹论》论痹有痛与不痛之分。⁽²³⁾从简帛医书“六痛”到明清土俗病名称为“鬼箭”，可知腺鼠疫初起发病之急和疼痛之重。

(5)毒，除了蕴涵传统意义的“肿毒”，还有预后善恶之恶、恶毒之恶。传统论病机所谓“热毒炽盛”;现代医学意义则有致病菌内毒素、外毒素所致中毒症状等含义，如全身各系统严重的中毒症状与反应等等。

(6)变，传变、多变、时变。一指疾病过程必有传变。如《素问·热论》描述的热病六日、六经传变，《刺热》篇描述的干支五日、五脏传变;⁽²⁴⁾明清时期温病早中晚期的上、中、下三焦传变和分为四个阶段的卫气营血传变，其实都与疾病的过程与状态即病程与征候有关。二指宏观临床症状复杂多变，导致病因、病机等理论抽象与推理的不确定性。《鼠疫约编》腺鼠疫起初“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而亡)”;但四月后，腺鼠疫很少死亡，死者又以“焦热衄血疔疮黑斑诸证”⁽²⁵⁾。三指疾病过程复杂多变，如同风向不定，变化无常。微观实验则菌株毒性分为强毒、弱毒、低毒等，细菌在一定条件下变异和毒性转化。

(三)从疫病涌现的形式看则有时、域、多、烈等特点

(1)时，泛指鼠疫流行的历史性、历时性、时段性、季节性与周期性，指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中医归于“时疫”。与病原菌、鼠蚤繁殖、鼠类活动多，与季节与物候、光照、温度、湿度等周期变化有关，由此形成疫病流行的季节性高峰。如吴存甫描述“广西雷廉二十年来，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但一次强毒菌种造成的大流行以后，由于大大降低了种群或群体密度，又提高了存活种群或群体的免疫力，因此获得了一个“静止期”，等等。

(2)域，地域范围广，具有跨国性，往往多国多地同期暴发流行，而且遥相呼应;从自然疫源地出发，由特定的流行区域呈地方性流行，伴随军旅、商贾、淘金者等人类与带菌动物的足迹传向远方。造成年年处处，“乡复一乡”，这是地方性流行。

(3)多，一是发病患者数量大、死亡人数惊人，发病率、症状酷烈、死亡率等都高居传染病的榜首;二是疫病统一病名出现以前，别名、异名多。但新旧病名往往具有传承性、演化性、宏观性、地方性、类比性、特征描摹性等。

(四)从“识别”的视角分析则与“新”、难、悖、辨等特点相关

(1)“新”，从认识而言，由于鼠疫暴发面目不一，医家总认为是从未出现过的新病、奇病。《黄帝内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反映的疾病都有“奇”、奇病、“奇络结”等记载。包括范行准论金元时期鼠疫、晚清罗汝兰等名家都以为所见病症为前所未见的新病。

(2)难，鉴于上述各种原因，从单一因素鉴别鼠疫史料既不容易，但综合分析又不困难。从任何一个孤立出现的事件、病症、症状等分析，都难以单独判断，需要综合参看和相互比较。

(3)悖，悖论是复杂性的特征与规律之一。研究中医与鼠疫都不免要面对悖论，如地方病与世界性大流行的悖论，暴发与散发的悖论，季节性(时病)与四季都可发病的悖论，急(暴、卒)与缓(久、渐)的悖论，轻证和重证的悖论，病症有强毒与弱毒、低毒与无毒、变异与不变、绝对与相对、是与不是、曾经是与已经不是等悖论。

(4)辨，表象与背后，“症状”现象及其抽象的病因与病机，藏与象，症状与解释，疫病与鼠疫，疫病与中医，灾害与福祉(因祸得福、祸福倚伏)，是非对错、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等，都是辩证的、相对性的、对立统一的。

以上各种归纳之间常常互相重叠，呈所谓“多层次嵌套”，具有描述性、抽象性和隐喻性。

值此东北大疫暴发一百周年之际，由近及远追溯中医与鼠疫的相关性，缅怀功臣余伯陶、伍连德当年的伟大业绩和贡献，对于认识中医与鼠疫都具有特殊意义。余氏是第一位总结晚清20年来鼠疫防治经验，把中国鼠疫流行史提前到与隋唐时代“恶核”相关联的中医名家。伍连德则是中外医学史上第一位成功控制特大鼠疫混合感染和暴发流行的伟大医家。尽管二人涉及的鼠疫史料都史无前例，但却又都只是冰山一角。近年的研究发现，针灸、中医的起源、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都与鼠疫流行息息相关，笔者将其归结为“医源于疫”。从鼠疫流行看中医及其基础理论，中西医药的对译与融通将成为可能，余下的问题也都可能迎刃而解。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于，作为在鼠疫流行中应运而生的针灸为何能在鼠疫销声匿迹之后依然发挥众所周知的奇特疗效，针灸与中医究竟还有多少潜力。

【注释】

(1)*符友丰，首都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与疾病史研究。

(2)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之七《内科类·鼠疫约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517页。

(3)余伯陶:《鼠疫抉微》见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734页。

(4)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之七《内科类·鼠疫约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5)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之七《内科类·鼠疫约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6)rysw.吴宣崇等生平资料.www.guyi.com.cn/pdf/nxb2009/0601/060104.pdf2009－6－2。

(7)伍连德:《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1年。

(8)伍连德:《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1年。

(9)史松本:《灵枢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49～150页。

(10)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之七《内科类·鼠疫约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11)刘渡舟主编:《伤寒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12)(金)李杲撰，丁光迪等编校:《东垣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13)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之七《内科类·鼠疫约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14)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83页。

(15)秦越人:《难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页。

(16)(金)李杲撰，丁光迪等编校:《东垣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17)吴有性著，张成博等点校:《温疫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8)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辑。

(19)秦越人:《难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71页。

(20)托马斯·布特勒著，陈敬先译:《鼠疫及其他耶尔森菌病》，甘肃地方病防治所印1985年。

(21)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脉法·六痛〉释文》，载《文物》1989年第7期，第72～75页。

(22)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218页。

(23)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46页。

(24)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83～194页。

(25)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之七《内科类·鼠疫约编》，中国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