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学生入学后先上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基础课，再上特殊教育的专业课。当时，特殊教育研究室只有三人，我的做法很大胆，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心理学、特殊教育史三门特殊教育学基础课全由我一个人教。其实，严格来讲，我讲授的是各自独立的三门课程，一般不是由一个人教的。我自知水平有限，但当时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因为我在苏联时学过这些课程，也去盲、聋、培智学校实习过，回国后在基层学校待了差不多20年，跟学生相比，我知道得还是多一点。顾老师能讲特殊学校教材教法的一些内容，但他还处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担任其他课程的教学还有点困难。后来当他听我讲完特殊学校教材教法课程后，我才逐渐放心把整门课程交给他。肖非刚刚硕士毕业，还不能胜任专业课的教学，于是我就让他当班主任，做辅导员，带学生实习。新开专业的课程，总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这样特殊教育专业开了张。
我讲上述三门课时，比较注意教学方式的探索。因为学生没有教材和参考材料，我要通过讲授尽量让他们了解和理解知识，而不是死记知识。通常，我首先讲概念，再讲理论根据。理论根据包含几个不同的要点，每个要点里可能又包括几个方面。有了这样的逻辑层次，学生就好做笔记。我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让他们知其所以然。我讲课不是读讲稿，而是用自己的话来讲，还会举很多例子帮助学生理解。这是我讲课的风格，也许是一种教学方式的探索。学生们常常反映，我讲课旁征博引，非常精彩，但是不好做笔记。在讲课中，我很希望能够和学生互动，一直鼓励他们提问，最好提出能够难倒我的问题。如果他们听了我的课，不能提出问题来，证明他们没有思考。如果他们提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就证明我没有准备好。苏联和美国学生的思维都比较活跃，敢于大胆提出问题，我的这些学生还没有养成爱提问题的习惯。通过我的反复鼓励，有的学生还是能够提出一些问题的，但一般还没有人能够难倒我，说明他们的思考还没有跳出我所知道的知识范围。当时我并非有意进行创新，只是觉得这样才能促进特殊教育学科的发展。如果学生的知识仅仅局限在我的知识范围，那特殊教育学科就不会发展；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超过我知道的范围，大家去探索，那么特殊教育学科就能发展。
我对考试方法也进行了探索，很少使用笔试，一般是让学生独立撰写课程论文。我家里至今还保留着第一届学生手写的特殊教育史的课程作业，都快30年了。我要求他们自己去查找中英文文献，也会提供一些资料让学生进行分析，这就要求学生能够融会贯通。每个人写不同的题目，有的写法国第一所智力落后学校的建立者谢根，有的写法国第一所盲校的创建者阿羽依，谁也抄不到谁的，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出书面的课程论文。他们那时候很用功，每个字都要仔细推敲，像钱志亮写的《伊塔德的特殊教育观》就有厚厚一沓。我找来英文材料“Chinese Helen Keller”（中国的海伦·凯勒）让学生翻译并分析，这样他们不仅学习了英文，还学习了特殊教育史。这些英文材料被翻译完后，我编入华夏出版社的《国外特殊教育资料选编》。学生对这种考核方式更感兴趣，这种考核方式也真正考验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比单纯背诵我讲课的内容有用得多。我还采用了苏联高校常用的口试方式。通常一门课上完以后，我准备18个或者20个和课程相关的题目，将所有题目提前告诉学生。他们把这些内容都复习好了，就等于掌握了这门课程的重点。考试的时候，我在桌上放20张卡片，让学生随机抽取一道题，略做准备后口头回答。他们回答的可能是第一个问题，我随机追问的则可能涉及第五个问题的相关知识。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我就知道他们掌握的程度。我希望通过这些考试改革能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形成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还会定期带学生参观各类特殊教育机构，包括福利院，盲、聋、智力落后学校，让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这实质上是在学习国外师资培养的经验。苏联的师范教育比较重视实践，高校学制是五年，师范生假期都要不断跟孩子接触，为孩子的夏令营做志愿者。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都要参加实习，当年我跟着四个专业的学生去特殊教育学校实习过。倘若学生仅仅通过书本和教师的讲授学习，认为教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生就提不出问题，更不敢大胆质疑。学生有了实践基础，专业学习时就能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总体来讲，我的教学潜移默化地受到国外尤其是苏联的影响。
特殊教育专业首届学生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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