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思考

陈　硕

【摘　要】　中国教师当下的职业幸福指数普遍偏低，因此，让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乐趣，探求可能对教师职业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的条件，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获得职业幸福感的道路是一件必要的事。下文中，笔者就将结合于漪教师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教师如何通过内部的主观努力提升职业幸福感的问题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　职业发展　幸福感　语文　教学实践

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对于“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8699名教师中，82.2%的教师感到有较大的工作压力，86%的教师出现了工作倦怠，64.4%的教师对于工作的满意度较低。综合调查所涉及的七项指标显示的结果，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中国教师当下的职业幸福指数偏低。对于这样一组不容乐观的调查数据，曾有不少学者试着推断其背后的原因，并将研究结果归结为“五大指标”或是“十七大因素”之类，其中所包含的关键因素有：劳动强度、人际关系、收入水平、社会声望等。尽管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这些分析与研究都过于强调和侧重外部客观条件对教师幸福感的影响，而这些条件的改变往往都有赖于政府部门或是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不能依靠个人力量轻易改变的，属于不可控因素。因此，探求可能对教师职业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的内部主观条件，对我们一线教师而言才更具价值。

一、目中有人，增加工作热情

常常可以听到一线教师的抱怨：天天备课上课、批改成堆作业、处理琐碎事务，教师工作就是一种出于义务的无休止的单调乏味的循环过程。那么，可想而知，抱有这样一种观念与思想的教师，每天会以一种怎样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学生的面前。因此，让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乐趣，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获得职业幸福感的道路是一件必要的事。

回看上文的这种抱怨，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教师看来，教育工作的主体是课文、作业、事务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而忽略了教育的主体应是“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罗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用“为爱所支配的知识”在“下一代人之内建成我们梦寐以求的太平盛世”，但是在这条“通往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上”却障碍重重，教师们唯有用爱才能“战胜恐惧”并且达到目标。因此，教师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应是源于对职业的热爱和对孩子的热爱。

于漪老师就深谙这样一个道理，提出了“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她觉得生命的闪光莫过于站在课堂上面对着几十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的时刻，这些充满期望与渴求的眼睛给了她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与不断奋斗在教育一线的勇气，督促她不断提醒自己要百倍、千倍地珍惜她的职业和她的学生。曾经有一次，于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名为《四季景色图》的作文，但是很多学生都东抄一段、西摘几句，拼拼凑凑，勉强地上交了作业。于老师在批改作业时就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但在讲评作文时却并没有严厉地指出这样的行为，反而面带微笑、情感真挚地先让学生自己反思文章中的优缺点，然后分析说：“写作文，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捷径，一条是苦学加巧学。走捷径的文章像纸花，是假的，尽管它也能一时迷惑人，但它永远也不会有生命力！但是苦学加巧学写出来的文章像鲜花一样，是真的，它带着早晨的露水，富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学生们听完这段话之后的反应，或许有些学生羞红了脸，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有些学生默默地在心中自许要在下次习作中表现出最佳水平……总之于漪老师用形象的比喻代替了呆板的说教，依据学生的心理与知识特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又激发了学生的自信心；既见证了学生的成长，也收获了个人的幸福感。

因此，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幸福指数，我们有必要遵循一些有爱的教育原则：作为教师，我们既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要循循善诱、不断给予鼓励和启发；也要关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尊重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用博大、宽容的爱去呵护他们健康发展的双翼。钱梦龙也曾说过，一切教育艺术的灵感之源是对人的关心和对人的成长的关心。于漪老师正是秉承着这样的信条，并将其渗透于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才始终在教育之路上收获着满满的幸福感。

二、研究学科，获取专业自主权

很多教师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一大原因是因为感受到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束缚，想教的东西不能教，想用的方法不能用，课程目标与考试目标的不匹配导致个人教学目标的模糊，从而渐渐丧失了专业自主权，磨灭了工作热情。然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对于学科的认识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例如，对于语文课程的性质、内容及作用在学界就始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审定老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小学课本时，就决定废除“国文”的名称，统一称为“语文”。直到如今，仍有学者对这样一种做法存在强烈的不满，并且极力推崇向台湾地区学习，保持“国文”的说法，这就涉及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的问题，而历来主要的矛盾就集中在文学在教学中的地位上。叶圣陶和吕叔湘先生就指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说法，也就是说“文学和语言比较，语言是主要的，文学是次要的。”但是张志公等就坚决认为应该增加文学课，“文学课的任务是进行文学教育，不是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而当代学者更多的是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觉得“人文精神和语言运用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交叉的，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其交集”。这与之后所提出的语文课程应达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观点是相吻合的，但是又有人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不可能达到统一的。例如，王尚文曾说“工具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固然割断了政治性联系，另一方面也砍掉了语文学科固有的人文性”。以上关于语文学科教育的老问题在全新的时代都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而始终存在的这种争议可能会给一线教师带来混淆感，不知道该教什么、怎么教。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轻易改变外部环境，那么就应该从自己的身上寻找解决的途径。我们到底应该教些什么？是学生爱听的、考试会考的、自己擅长的还是时代需要的？对于这一点，每一位教师都应建立自己明确的立场，只有没有立场的教师才会随波逐流，只有随波逐流的教师才会在时代的洪流中沦为被动者。那么怎样才能拥有自己的立场呢？从于漪老师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看来，了解、研究自己的学科在当下时代中的特殊性质和作用是获得专业自主权的关键。

于漪老师认为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科技知识起点高，生活知识丰富，但是他们国家意识淡薄、道德观念、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又由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薄弱，有的学生对西方文化不辨良莠，不识美丑，缺乏正确的文化判断能力”，而“母语教育不失为一条有效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途径，它是民族精神的纽带，它是促进人和谐发展的工具，它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资本和产业”。因此，她特别注意在课堂中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例如，当于漪老师回忆给学生上《最后一课》时，她兴奋地说到，这是“在学生的心田弹奏爱国主义最强音”的绝佳机会！于老师擅长使用“以情激情”的教学方法，使同学感同身受，点燃学生心中爱国的火焰。由此，她在教学中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学生在知识能力上的收获，同时也是在心智情感上的成熟，语文学科的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曾有学者提出：“一个优秀的教师就像一名导演，他能够使教师、学生、课本三者的情感相互交流、碰撞、激发，从而共同创造出了一个美妙的境界。”我们从于漪老师的课例中就可以发现如此之境界。

三、规划发展，享受成长过程

《礼记·学记》中提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即教与学是彼此依存、彼此促进的一组关系。因此，对于教师而言，教育是一个有增无减的过程，是完成自我成长的一种方式。在教育实践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的发展规划，不断享受自己蜕变的过程，同样也可以增强教师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于漪老师认为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支起两根重要的支柱：学而不厌和勇于实践。重要的理论要反复学，紧扣业务深入学，拓开思维广泛学。于老师不仅善于向学生学习，同时也善于向教育领域的诸多伟大人物学习，阅读很多教育家的著作，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都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的，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同时，也要勇攀科学高峰，不断探索总结，进行科学研究。于漪老师就特别重视教学后的反思，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越教越好。于老师就是在这样边学习、边教书、边研究、边总结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推陈出新，享受着作为教师的幸福感。

钱穆在《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大问题，正本清源，首应着重于教育问题上。”温家宝总理也曾经说到没有一个职业能像教师那样被广大人民群众给予如此殷切期望。如此可见，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如果承担教育责任的广大教师们感到不幸福，那么教育的质量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笔者在上文中试图从于漪老师这座富矿中挖掘出一些启发，从其教育理论和课例中寻找出一些解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