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庄子·齐物论》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屺亭桥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作为一位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画家，徐悲鸿积极主张抗战，反对妥胁投降;在他的各种体裁、主题的绘画作品中，大都以“托兴”、“自况”的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激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7年8月，中央大学迁移至重庆，在该校任教的徐悲鸿也来到了重庆。住在江北区盘溪的石家祠堂。根据史料的描述，旧居本有两栋两层的小楼，宽阔的院落中间原本还有一个亭子。而今却只剩下一栋小楼，住着8户普通的居民。当年，徐悲鸿就是每月用3幅画抵扣房租，租下石家祠堂的部分宅院，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的。事隔半个多世纪，一些往事至今还在流传。
一言“画猫”。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徐悲鸿怀着一颗爱国心拿起笔来，用自己的方式痛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怒猫图》的问世足已显示出他当时愤怒的心情: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站立于巨石上，竖起双耳，怒目睁视，咬牙切齿，像要扑出纸面，跃跃欲试。田汉还用遒劲的书法在画幅上作诗，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
二言“赠马”。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时许多国立学府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学校，遗憾的是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促成这件好事。
当时有人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徐悲鸿听完沉思片刻，说:“你想办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徐悲鸿拿出2000元交其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对当时遭受战争摧残的国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1936年，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为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讨伐蒋介石。不知国民党内幕的徐悲鸿此时正在桂林，对此十分赞同。他在报上揶揄蒋介石说:“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既来，奉送东三省;义者，不抗日;廉者，捐‘廉’(上海方言‘廉’、‘钱’同音)买飞机平西南;耻者，阿拉(上海方言‘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可耻。”徐悲鸿冒着危险这样做，反映了他的鲜明态度:谁抗日，他就支持谁，谁不抗日他就反对谁。
徐悲鸿相信只有人民能够拯救祖国于危亡，而艺术该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他决意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做出贡献。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前夕，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准备投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徐悲鸿历尽千辛万苦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有人问徐悲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有这样大的毅力画完这样大的创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动着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他，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画完这样的大幅作品。
徐悲鸿的画构图新颖，笔势刚健，意境雄浑之中略带沉郁，表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寄托了作者对新理想环境的渴望追求，不愧为一代名师。冯法祀在《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中说:“周总理在一次出国画展的预展中，没有看到徐悲鸿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便问道:‘为什么没有那幅画?那是一幅反映时代脉搏的画，它很能代表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周总理在看徐悲鸿遗作展览时，曾感慨地说:‘悲鸿的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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